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
作者︰ 張元勛
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擴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于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這“擴大化”了的1500人無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來說“擴大化”已“擴大”到無一正確全盤錯誤的程度﹗41年之間，我們全年級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時運的坎坷，生計的艱辛，過早地奪去了他們才華橫溢的生命﹗ 但是，我們還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風暴的延展中慘死于“人民”槍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學系的學生黃宗羲綁赴刑場，臨刑前對妻子說︰“我死后你不要守著，早一點找一個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被殺在1958年。 西語系英語專業的學生顧文選，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勞改農場逃出后不久被抓獲而歸，即被處死，其時他無妻室，亦無遺言。 化學系的學生張錫琨，企圖越獄而被處死，時間已是“四人幫”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遺體由他妹妹領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聞專業的1954級女學生林昭之死，則由于是被密殺及滅尸更被掩蓋得毫無蹤跡﹗ 她死得慘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游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頭放著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生名單中有一個“彭令昭”。當我們負笈京華、歡樂聚首燕園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無人的“隱君子”。兩個月過去了，在楊晦先生為全年級開講《文藝學引論》的階梯大教室，我們終于弄清了那個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隱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級的“亮相”，是因為系辦公室的馮世澄先生舉著一捆寄給“彭令昭”的書，並且喊著這個名字，而從座間起立跑到馮先生旁邊的卻是林昭，她是蘇州人，“令”與“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學即投稿發文，以“令昭”為筆者，后則改用“林昭”，蓋以“令”、“林”是同音字。此處對她名字的說明為了糾正當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說，說她“非常像”、也“非常愛”林黛玉，自己才改為“林昭”的。其實，林昭是最不喜歡別人說她是“林黛玉”的。 我第一次與她交往，是在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裡，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燈下翻閱著一大堆線裝書，我看出那是《毛詩鄭箋》，后來我們從圖書館出來，在南閣、北閣旁的逶迤小路上，她邊走邊對我說︰“《風．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說的是什么？我看說的是女奴隸為奴隸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隸的製度，她們陪嫁異國，就永遠不會再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傷悲’。古代的學者早就指出︰‘婦人謂嫁為歸。’還說︰‘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可見‘公子’是貴族小姐，不是少爺，現在許多注本，都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女奴悲傷，害怕被奴隸主公子擄去，受到侮辱。’豈不荒唐﹗”她又進一步分析說︰“其實，我看整篇《七月》幾乎用了極大篇幅描寫了奴隸主為他的女兒準備出嫁的細節，從養□采桑到織布染色，從狩獵狐狸到‘為公子裘’，準備的都是嫁衣。”她的這些觀點，大約也曾請教過游國恩先生，記得有一次，游先生身體不適，我到燕東園去探望，他還談到林昭的勤學與多思，提到她對《七月》的見解，游先生多有稱贊。后來，聽說游先生曾建議系裡把林昭從新聞專業轉到文學專業，先生以為︰林昭若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會很有前途。后來不知為什么游先生的這一建議沒有實現。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為林昭舉行平反追悼大會之次日，我與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學燕東園楊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並辭行，這位86歲的仁厚長者見到我們愴然淚下，他向我說了兩件事︰一、當年在討論逮捕我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反對的；二、當年在討論游先生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同意的。－－但皆適得其反﹗先生不無感嘆地說︰“我每當想起這些就覺得心裡難過﹗”稍停又說︰“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學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學術講演，都是即席發揮，沒寫講稿，事后都是根據林昭的記錄整理存文的，如果沒有后來的那場運動，林昭可能會成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專業也無妨于此﹗” 在芬芳燦欄的日子裡 1956年的秋天，北大黨委決定創辦一個學生綜合性文藝刊物，這就是非常著名的《紅樓》。《北大詩刊》停辦，並對其編委會成員作了增補，而成為《紅樓》編委會，陣容如下︰
副主編︰康式昭、張鐘 別看那么一個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個“編輯部”，卻是找不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那么一間專用的辦公室，每次開編委會，都是臨時借用學生會、團委會甚至黨委會的辦公室，而具體的修改文稿、校對清樣等工作，就往往“習慣性”地擠在林昭的宿舍裡，那間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齋二樓，四人一室。但我們在那裡也只能利用課外活動時間，上午有課，晚上自是不應打攪她們。那層樓住著的新聞專業女同學，林昭之外，還有五位后來也成右派的，包括張玲、韓其慧，她們都在“57之難”后，發配西北，韓其慧死于其處，棄身沙丘熱海之間。張玲在20年邊塞大漠的磨難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憂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重病。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園內燈光如晝，可容納八千人的大小餐廳，學生宴會之后，早就打掃得干干淨淨，大餐廳的中心放著一個直徑兩米的大花盆，裡面栽著一株五、六米高的針松聖誕樹，枝葉之間燈光明滅，空間是被香水噴過了的，彌漫著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偉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懸掛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燈都投射在這十個金色大字上，彷佛它就是即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奪目、充滿偉大希望、鑄定前途燦爛的日子﹗
其實正是嚴冬，北京的冬季其實奇寒，而北大的兒女們的臉上都蒸騰著汗氣，舞廳內燈光微暗而柔美，姑娘們的臉上大約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過了的，在微暗的燈光中看去，紅唇卻成了黑色。林昭與張玲也在這“無憂之境”裡飛翔。
午夜11時30分，我們敬愛的馬寅初校長、周培源教務長等學校領導來到迎接新年的會堂，登台賀年，舞曲驟停，八千驕子靜立。當午夜的鐘聲敲響第十二響，余音未絕，北大沸騰了，如群山在笑﹗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馬老的紹興鄉音未改，高呼著︰“兄弟我給大家拜年﹗”一個穿著大紅毛線衣、白色長裙的女同學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鮮花“項鏈”恭敬地戴在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聲、歡呼聲混成海洋﹗這時，馬老率領校領導們走下主席台，來到學生中間，舞曲又重新響起，一個男同學跟在他的背后，把雙手放在馬老的雙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則又跟在這個男同學的背后，也把雙手搭在他的雙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條“人鏈”連結而成，又似一列列車，在祖國的大地上快跑，馬老是火車頭，在舞曲的優美的節奏裡，他帶領著這支中國一流的科學大軍向前快跑﹗他率隊而行，開始只在邊緣，隊伍像一條長龍蜿蜒蠕動，纏繞婆娑，幻化斑斕﹗逐漸向中心盤旋，于是八千人組成的長龍，形成一個極大的漩渦，八千驕子都墜入其中，而馬老則在這漩渦的最中心，豪情無限﹗ 哪能想到，這真是一樁“異兆”﹗正如《紅樓夢》的第七十五回之“開夜宴異兆發悲音”一樣，以“漩渦”為開始的1957年，終于把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這悲壯的下場竟在歡樂之夜怪異般地形成﹗可是誰又能去思量與留意﹗ 《紅樓》終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與八千兒女見面，在剛剛結束了新年通宵舞會的大餐廳門前，兩張大餐桌上堆滿了《紅樓》創刊號，參加了通宵狂歡的北大兒女們，晚妝未殘，微有倦意，便圍購如堵，林昭與《紅樓》編輯部的發行組組長李鑫與其它同學一起在那裡忙碌著，而大家都同時發現︰創刊號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圖案，是一個牧羊人正驅趕羊群走下山崗，山上草木搖曳，山外濃雲翻滾，圖案題名竟是“山雨欲來”四個字。 “山雨欲來”，這對偉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們已忘卻當時為什么采用了這幅木刻作為《紅樓》的創刊圖標，圖文連述，豈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嗎？這與洶涌的漩渦豈不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了嗎？為什么竟如此之貼切﹗異兆與儆示在北大兒女面前發出了歷史的悲音﹗這期刊物的第二頁，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紅樓》︰
紅樓你響過五四的鐘聲 《紅樓》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樣，還收藏在我的書櫥裡，那上面還留著林昭改稿校對的字跡和符號。 她在《編后記》裡寫道︰“我們希望能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東西。” 可以看出︰從林庚先生《紅樓》詩中呼喚曾響過“五四”鐘聲的《紅樓》再“放聲歌唱”，到林昭的呼喚“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遺毒”和“不利的東西”，這一種主張用“五四”傳統蕩滌浮現在當時的黑暗與毒害的呼喚，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種思潮和渴望，一場“山雨”確實已在慢慢地向中國大地襲來﹗終于使“紅樓一夢”化作了“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了﹗ 《紅樓》的第三期是紀念“五四”專刊，《紅樓》編輯部幾乎是全體動筆，馬嘶、謝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寫了相形見絀之句充數于版面，另外，還收到孫克恆、任彥芳的優美詩作，大家都在“五四”這個主題裡馳騁詩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數十首異彩紛呈的崢嶸組詩﹗真可謂氣勢不凡﹗ 這一期幾近“詩刊”的《紅樓》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園內隆重發行，很遺憾的是︰當日發行了一萬冊，誰會料到今日竟片紙不存﹗而這一組組詩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詩歌朗誦團突擊排練，經過朗誦的藝術處理，成為一出動人的大型詩朗誦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東操場“五四”營火晚會上與火炬傳遞同時隆重演出。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變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東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數千北大兒女在這火的周圍，鼓掌、跳躍、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轉星移，余燼漸熄。我與林昭離開這裡時，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個校園靜得像已入夢，連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靜極了﹗猶如《紅樓》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題為“黃昏”的照片之任鋒配詩，其末四句雲︰
世界是這么廣大 1957年5月9日︰背叛與離散的開始 “五四”過去，《紅樓》編輯部裡逐漸感受著一種離情，編委會內與編委會外的一些作者，都臨近畢業，于是舉行一次聯歡活動的構想乃應運而生，方案很快就擬定︰游園﹗當然是頤和園。但，時間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個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開運動會，我們都要參加，（《紅樓》編輯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語系的，其它全是中文系。）于是只好再往下推遲一周，確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氣候宜人，確實是興致最濃，參加那次活動的有馬嘶、李任、孫克恆、薛雪、康式昭、謝冕、任彥芳、杜文堂、張鐘、林昭和我，我們一早就從北大西校門口乘“332”公共汽車到頤和園，十張入園券共1元5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長廊至排雲殿，登佛香閣至智能海，到后山，沿蘇州河從后門出頤和園，而后乘車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點多。那天，林昭帶著一個“120”照相機，她做攝影師，拍了許多照片，后來我們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張在知春亭畔的合影還夾在我的一冊舊書裡，在公安局、監獄、“文革”之火的歷次劫難中幸存了下來，成為“5.19”《紅樓》編委會的頤和園之游的唯一的紀念，也是《紅樓》編委會的唯一的一張合影紀念。 那天的黃昏時分，北大的學生大餐廳的東門外的牆上出現了大字報，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廳裡正舉行一個全校性的大會，是黨委的副書記作報告，天氣已暖，在餐廳外的廣場上坐滿了人，于是牆上的大字報立刻便被人發現了，大餐廳東門外漸漸圍滿了同學，許多人用手電照著，注意地讀著那用紅色標語紙毛筆大字寫成的詩行︰《是時候了》。大約晚上十點鐘，大會結束，同學們走出會場，大餐廳東門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擁擠著，手電的光束從遠遠近近一齊投向那張“大字報詩”，有人捧著小本子在抄，還有閃光燈及拍照的聲音。 午夜以后，校園內聲籟俱息，可是，在許多宿舍裡，燈光卻是徹夜地亮著︰有的變成小組討論會場，有的則是產生大字報的家園。大字報，紅色的紙，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牆壁上皆糊滿，猶如半個月前那一片熾紅的火的山、火的海，並與那濃墨涂成的春潮帶雨般的詩的風、詩的雨並至。釀成了1957年的紅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月19日－－這個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頁的重要日子，我們終于走向了離散﹗離散︰不僅僅是這個青春群體崩潰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靈碎裂了，冰解了﹗1957年5月29日上午，《紅樓》編輯部舉行了隆重的會議，宣布開除我與李任出《紅樓》編委會，原因是我與李任參加了“右派”刊物《廣場》編委會，我又是那個刊物的主編，真可謂“罪莫大焉”﹗在那個“開除會”上，編委們多有發言，指出我與李任之罪。這是一次《紅樓》編委會中的“兩條路線的斗爭”會，這在當時，出現如此義憤是可以理解的，連林昭也在這個會上對我進行了批判，她的話，也如其它編委的話一樣，既有當時的應付言語，也有情動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難以忘懷，她說︰“我有受騙的感覺﹗”－－“受騙”，這內容包括得甚廣，似乎不僅僅是“右派言論”，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終于在這10天內畢露原形，証明了昔日的假相，41年后，在紀念林昭慘死30年的時候，說起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個真實的林昭介紹給我們的友人與陌生者，要向世人講清，死于悲壯的林昭，其思想與決心確實有一個成長、成熟、自我矛盾與自我斗爭的痛苦過程，她是非常愛我們的國家、愛共產黨的，解放前，那時她才十五六歲，就為蘇州地下黨跑腿、捎信，（”管她不是地下黨，但她卻知道她幫忙的危險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學后，她寫了許多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共產黨、歌頌毛主席的詩文，在校內外的各種刊物上絡繹問世，所以盡管她可以寫一篇《編后記》，呼喚“燒毀一切”“遺毒”及“不利的東西”，而一旦真的面臨如北大“5.19”民主運動初期的嶄新話題，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驚訝于面前的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她于是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涌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這與她后來終于在痛苦與困惑中悟徹，在北大的自由辯論會場上當眾講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著她的那個“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終于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36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離她被殺還有兩年，我在上海監獄探望她的時候，她還向我提起那次發言，她說︰“后來終于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她的話，無論在1957年5月29日還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說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們終于走向了群體到心靈的離散﹗實際上乃是一場不歡而散﹗《紅樓》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樣了？我已經忘卻。因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對《紅樓》“參與政事”了﹗“開除會”用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清除階級異己的工作宣告勝利完成，我與李任便從這個群體裡首先被離散了出來，下午，在校園內的一處牆壁上貼出一張大幅漫畫，畫著一座小樓，一只穿著皮鞋的巨足從樓上層的一個窗口處伸出，兩個小人頭朝下地懸空而墜，其中一個小人的眼鏡與鞋子都脫落飛于空中，衣服也飛飄如翼，赤著雙足，首如飛蓬，頗似身臨空難，旁邊還注明“張元勛”三個小字，漫畫的標題是︰“極右派份子張元勛、李任被清除出《紅樓》編輯部﹗” 北大在漩渦中離散﹗連我們敬愛的馬老也墜入其中﹗他從此也被離散﹗被從這個聽慣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體中“離散”而去﹗以至被質問︰“你是哪家的馬？” 林昭走上一條不歸路 一個極悶熱的晚上，在北大十六齋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激烈的“口戰”正在進行，聽眾知多少？無從計算，大約一百米方圓之地全是人，夜色濃黑，正是“月黑雁飛高”的夜晚，大有“聞其聲不見其人”之狀，短兵相接，發言者站的是飯廳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輕，無需階梯，一抬腿便可邁上，講畢，一步便可跳下，幾經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頓足，往往語未畢講話者便與桌子一起倒翻于地，于是第二張餐桌又繼而用之，據餐廳管理員說，那一夜十余張餐桌報廢。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三天來的文字交鋒，激化成當面相稽，那一夜，已經形成了“群體力量”的“反右派斗爭”大會，所謂“群體力量”是說一群后來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時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論”反擊，一些發言已提到“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嚴肅課題，開后來扣帽子惡劣行徑的先河，而當時的我，就正處在這種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點，正當“群體力量”前者呼后者應，輪番討伐之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著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不似女孩慣有的嬌柔，在震耳欲聾、聲嘶力竭的此前的男聲叫嚷的未絕余音之隙裡忽然傳來如此迷人的聲音，頗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新意，當時沸騰喧鬧的聽眾頓時化作悄然。 “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勛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么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這么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群體討伐的小分隊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么，為什么？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 “你是誰？”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斷了她的發言，這顯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憑著她的聲音就勿庸再問。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說︰“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慮那么多的事﹗你是誰？還是你們是誰？你怎么不敢也報報你的家門？” 從那個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11年后，她終于被密殺、滅尸，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這天夜間，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說︰“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愿不流血﹗”從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什么話也不說，什么文也不寫，每日仍在那塵封似鐵、霉味可人的善本書庫裡靜讀，這反常還應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嘆為起點。那天次日，張玲問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說︰“她還醉著，枕頭上全是紅色的酒﹗”據說她一直僵臥了兩天才坐起來，在桌上的一張破紙上寫了十二個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責其誰？”前兩句她引用的是《詩經．小雅．正月》的詩句。 其實，她醉臥如死的時候卻有人並不肯放過她，決不肯善罷甘休﹗她發言的次日，便有一個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詩，題名《致林昭同志》，她開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無疑問，這一張來之有自的大字報詩，宣告了林昭的厄運的開始。同樣是這個“寫手”，又寫了另一張大字報詩，如下︰
向左﹗ 還是這個“寫手”，又是一張大字報詩，題為︰《是什么時候了？》是針對我來的。但林昭卻是沉默了﹗她開始在她的班裡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為敵人，與大餐廳南門正對著的學生宿舍樓十六齋的北牆上寫著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資產階級右派都是反動派”，宣告了北京大學反右派運動的開始。這時，我已處于被監管狀態，我班有兩位同學已跬步不離地與我朝夕“□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處理﹗”不能回家。那兩位同學一位家在武漢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歸去﹗校園內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見了林昭，原來她也沒走，一直獨自躲在宿裡讀線裝書，並無人監管。她告訴我︰八月間要到中國青年報社實習，有機會可去找她，實習完回上海。並留下電話號碼。這真是喜出望外﹗沒有料到︰在這被監管、被隔離的灰色的七月裡，竟得到與林昭會晤的更多的機會，這真是“天作之合”。負責監管我的兩君，其任務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勝任，他們畢竟是我的同窗，對我甚知，起初甚嚴，乃漸懈，后則漸寬，直至只要晚間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東單十三條中國青年報社去與林昭見面。校內十八齋東門外有一個電話亭，內設外線電話，免費使用，我幾乎每天都要與林昭通話，她如無事，便約我進城會晤，每次約在下午，回校則已是午夜，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332”次車的末班九點半即無，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來后，二君均已鼾聲如雷，次日亦不追問。 林昭八月中旬實習結束，即將返滬，臨行前的晚上，約我見面，我又到十三條西口等她，她如約而至，我們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其時天色已黑，夏日晝長，天才黑即近八點半，這一次什剎海的星夜蕩舟，今天看來已可稱得上“空前絕后”之舉，已是永遠失去了的歷史。記得她告訴我︰編輯部轉來一部長篇小說手稿，題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學生，也是在學生運動中遭受波折。她說她剛剛看，稿子還要討論。 林昭離京而去，卻不再來信，直到九月開學，我又隨班上課，這時我已經是四年級，開始寫畢業論文，游國恩先生已找我談過兩次話，于是我又天天跑圖書館善本書庫，讀線裝書，卻未再遇見林昭，也不能向人詢問她何以在滬未歸，只讓疑團在胸而已。中秋節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滬后病發，咯血甚烈，在滬求診，于家休養雲雲，並寫詩一首如下︰
醉不成歡愁依舊，思緒繽紛共相就。 她預感到大難將臨，危險在即，而我卻還盲目樂觀，以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罵也罵了，賬算清了﹗倒有了一點輕松之感。我給她回了一封短信，也寫了幾句詩，聊表思念之情。 兩個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記憶裡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組在向縱深搜求而挖（右）、劃（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們似乎都極疲憊，似乎都靜靜地反思著。這場斗爭，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在中國絕不會再有異議之聲，更不用說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應地悅耳與賞心﹗那些“以身試法”的“右派分子”已成過街老鼠，其實比過街老鼠還狼狽；老鼠過街尚可迅速竄匿，而“右派份子”則無處藏身，日日“過街”于眾目睽睽之下，隨便什么人，在隨便什么地方，認出某人是“右派份子”，只要喊一聲“站住﹗”那就須從命立定，而后聽之任之地為其所罵、所打、所凌辱、所刁難，凡有此情便會迅速聚眾圍觀，同仇敵愾，眾聲怒斥，眾拳腳交加，眾唾齊飛，直到他們滿意、快意、情盡、興足而罷﹗誰若稍有反抗，其后果當然嚴重，拳腳之下，頗感由重量級而升到最重量級﹗所以，別看北京大學的堂皇學府之巍峨，別看那裡曾是蔡元培、魯迅、李大釗、陳獨秀、馬寅初的思想田園，卻不見得處處、事事、人人皆閃爍著“科學”、“民主”的光輝，而這類行為尤以當時剛剛考進北大的1957級新生最甚﹗他們沒趕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爭，卻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與興致，藏在他們心中的動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娛樂，還是“豎刁自宮”式的求寵？真是叵測﹗我有幾次從餐廳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這些素不相識的少年認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學生的腔調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說︰“餓死你這個反革命份子﹗”而后用腳把飯碗跺扁，大罵而去。已頗具十年后的“小將”之風﹗至于還有一些人，則懼怕株連，見“右派”皆避之猶恐不及，而“右派份子”之間固已不許往還，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無語互視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氣凜冽，我獨自由西校門走出，向北往圓明園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靜無人聲的小路上竟與張志華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張志華，這個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右派”份子，也是由于被聘為《廣場》編委而身罹于禍的。他是福建人，才華橫溢，會寫一手美妙的抒情詩。他告訴我︰“林昭回來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講︰“今天上大課，竟與林昭坐于比鄰。”（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監獄裡，我又與張志華相遇，和這一次“圓明園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狀，他簡短地告訴我︰他到上海去找過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園內也能夠遇見林昭，但是一直沒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獨自地從南校門走到海澱。1957年時代的海澱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條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狹窄，一到夜晚，連路燈也沒有，只有幾家小店鋪的門內閃出微弱的電燈光給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熱鬧的地方應數那坐落于路西的新華書店，那狹窄的店堂裡面，一進門擺著一個兩米見方的案子，上面擺滿書刊，許多人都圍站在那裡捧讀瀏覽，我也擠于其中漫無目的地翻閱，我無意地一抬頭之間，竟看見林昭也在這書案的一邊，在我的斜對面看著我﹗她圍著白毛線編織的長圍巾，連頭都包著，又戴著口罩，只露著一雙眼睛。此時，圍在這書刊展銷柜台周圍的全是北大學生，我料不會有人認識她，但認識我者確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當然尚多，但余興確已太少，更何況在此瀏覽者多不是一年級的那些“同學年少”，一種“壯懷”不斷地“激烈”，也會帶來厭倦與乏味、無聊與膚淺，說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讀書與思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正是一種層次，所以，一場“山雨”傾盆之后，打與被打、斗與被斗，都化作噩夢般的記憶，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慶大家相逢一笑的時候，都笑得十分尷尬與慘然﹗而且只說“天氣很好”，別的，則“不好說”了 正是那么一個對人格扭曲的時代，連北大的空氣與傳統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誰都不應該迷信或想象那裡何等聖潔，那裡從來就沒有“聖潔”過”過去的一百年中也絕無此事﹗始終是“光榮與恥辱”雜糅的鬧市，（錢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榮與恥辱》的學術報告，言之甚確、甚詳。）而且，“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卜居》的境況進為主流，翦伯贊先生與夫人就雙雙自殺在那裡，馬寅初校長就被從那裡趕走﹗百年校慶期間，我去拜見久別的恩師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個世紀的燕南園故居已陳舊不堪，牆壁與地面都已剝落與漶漫，園內一片荒蕪。室內放著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看見的沙發與木椅，老人家八十多歲的高齡，兀然地靜靜地坐在那狹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謝冕兄向我說︰“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難就是太窮。”誰能想到，這位譽滿中外的詩人與中國國學大師，他的學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飛黃騰達、風雲于政壇與學壇之上，也以“大師”的姿態大講什么什么“國學”之類，“雷鳴”不休，而這位培訓“大師”的真正大師，卻寂然地坐在久居半個世紀的故居裡，用昏花的眼睛看著那狹小的廢園。當我向他提到他的詩集《春野與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華年的回憶中去，吟誦著︰
春天的藍水奔流下山 那天晚上，林昭轉身走出書店，向北進入一條極狹窄的‘胡同，當然漆黑，我則隨之前行，腳下坎坷，胡同很長，走了許久才見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闊的廣野，此處說話算是最佳之處。她說︰“情況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都要時刻作好被捕的思想準備﹗”她說︰“你記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難多久，也不能失去聯系。”于是她說了兩個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蘇州喬司空巷15號。”並也叫我講清我的青島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時身邊無筆紙，只可強記于心中，而在當時的形勢下也只能如此，寫在書面的東西都是極易引起禍端的。如此綢繆是準備著一次不測的離散，這預見其實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証明了其必要與正確。那兩個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記憶裡，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之初，我從監獄走進勞改農場之后，這心中的暗暗地牢記了八年的地址終于化作一種“尋覓的程序”，與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取得了聯系，但那時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獄，而且判決為有期徒刑二十年。 終于夜深，北京海澱西郊的冬夜幽靜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滅了，只有天上的寒星，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兩個人，這時似乎勿需再多慮被誰發現，我們又穿過狹窄曲折的‘胡同，回到海澱大街，萬籟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約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圍牆之外，中關村的東西大路由此向北經北大西校門通往頤和園方向，此處電線杆上有一盞路燈，在這裡我們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頭巾，我看到她兩條粗粗的短辮子上面系著白色的蝴蝶結，她的面色蒼白，在路燈的微光下更顯得清瘦，她告訴我︰星期三要到北海醫院去查體，星期三之后再見面。她禮節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別︰她向東往南校門，我向北往西校門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個故事從這兒真正地結束了﹗ 這個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稱之為“北大往事”吧﹗ 我被秘密逮捕並關進了監獄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鈴剛響，校園內夜色未盡，我被傳至校辦二樓之辦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東省的一個監獄裡，由北京市中級法院來魯裁決平反，悠悠二十二載風雨之途、輾轉羈押于荒原大漠之間的艱辛歷程，化為一場難忘的夢﹗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釋放”。“四人幫”時代的“法律”為局外人所不詳，刑滿者並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會樂業，而是強留在勞改隊裡仍舊進行著所謂的“繼續改造”，我當然不能例外，這就是那來自“最高指示”中的“殺、關、管、放”四字訣中的那個“管”字的含義。“管”，就其本質而言仍是那“關”的繼續。但也稍有差別︰“管”較之“關”的最大區別（或曰“優待”）就是可以請假回家探親，”管準假極嚴，假期極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準一次，但，畢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許通信︰信寫畢不準封口，必須交給“管教干部”審查，由他們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發覺，他們可以到郵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禍臨頭﹗外面來信當然必先經過他們之手，待發給本人時已經撕開﹗這種行徑往往使人聯想到“初夜權”的橫暴與惡劣﹗ 如此“郵路”，大大限製了我與外面的聯系，幸好，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許先生字跡雄勁，語言蒼老，故他們判定這是一位“老頭子”，才免去許多糾纏。我與許先生的信件往還皆用“暗語”，－－其實不過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這些“窺私癖”’患者則瞠目不知所雲，我與許先生卻是十分默契，我終于確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須是直系親屬，我于是建議許先生與上海監獄當局交涉時說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實這仍極勉強，因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親屬，但唯此一計，別無妙策，后許先生信告︰“此計奏效，已獲允準。” 我于是提出請假，對于一個剛剛釋放的犯人，勞改隊裡似乎有一種約定俗成的通見︰允許他回家一次。這種“一次性”的專利般的“優待”則表現為此假一請即準，我亦如是。這就是說︰我又可以走向闊別太久的人間之路了，那時，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個勞改農場，途經天津，回到辟別九載的青島，（我自1956年寒假畢，開學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別九載。）周圍的鄰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窺視著我這個反革命份子的歸來。闊別九載︰祖母早已謝世；父母老矣，發如冬雪；家中多了一個女人，那是我的大嫂；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淪落也被株連未休，在小人、惡徒的欺凌之下過著仰人鼻息的生活﹗他畢業于中國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學的中文系，他的師友不乏其時及當今學術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卻“一貶再黜”地終于在山東的一個窮僻的小城的中學裡，與我同步地熬過了“反革命親屬”的類似元代“南人”的歲月，過著“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舊的桌上堆積著二十年來風雨自知的結晶－－那一千幾百首的古、近、今體詩與詞的手稿《那複室吟稿》兩卷，那“角吹夢斷徒慷慨，詩賦魂銷自慘悲，人別故園長去后，千秋留誦是宏辭”的詠《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對自己半生艱辛的浩嘆﹗ 他右耳早聵，唯仗左耳偏聽人間真假言語，“文革”之間，一次批斗，一“小將”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擊于左耳，從此連“偏聽”也不能，變成了他自嘲的“真聾天子”了﹗近年來，我的在異國當一名國家機關的“代表”的侄子買來價值連城的“助聽器”，但已無“助”于聽，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進入這喧鬧的世界，分享那嘔啞嘲哳的合鳴﹗他只能用一雙昏花的眼睛看著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聽”著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現在早已是一所大學裡的教授，作為弟弟，我帶給他的唯一的“貢獻”，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卻沉重地內疚著，他告訴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從上海的來信，詢問你的情況，也詢問我們全家的情況。我給她回了信，告訴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醫學院讀書。恐中有詐，要求她寄一張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寫得很長，羽聲慷慨，說她的妹妹也在學醫，‘今朝為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並寄來一張照片，背面題詩一首。”他從一本舊日歷裡翻出夾在裡面的那張一寸照片，背面的詩如下︰
楚頭吳尾勞相關，顧影低徊斂鬢鬢， 正因為是一本舊日歷，當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書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夾在書中的兩封林昭的信﹗他還說︰“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島我們家來，當時，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員對我們家監視甚嚴，若林昭來此，必然會為他們所注意，那時我們家其實是一個險境，她來此豈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況告訴她，未料，從此不再來信。”他內疚地說︰“是我把她拒于千裡之外，早知她當時和以后的處境，無論如何也得叫她來此︰避難也好，探訪也好，或者能夠躲過那次滅頂之災﹗” 其實，並非如是，兩天之后，我抵達上海，許憲民先生告訴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當然更談不上再寫回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