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
作者︰ 張元勛
她就是在監獄，我也要見到她 許憲民先生告訴我，當逮捕了像我這一類的“極右份子”以后，北大開始了大規模的處理“右派”行動，林昭由于她那句“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以及與我往來較多，而劃作“右派”，她陷在悲憤之中，不吃、不睡，終日淚流滿面，她說她的心在流血﹗終于在一個夜裡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被同室的人發現，及時搶救，沒有死成。于是被認定她在對抗，“態度惡劣”﹗宣布加重對她的處分︰勞動教養三年。她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其實非但無用，更招來不測之難‘后來，北大中文系負責新聞專業的副系主任羅列先生擔心林昭體弱咯血，若勞動教養可能會折磨而死，于是出面為她擔保，經過他冒險游說，總算奏效，把她留于新聞專業資料室由群眾“監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勞動。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聞專業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並，資料室隨遷人大，林昭亦隨至人大新聞系資料室，她的工作則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舊報紙。而這時那裡已早有一位女士，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對她多有關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國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劇，乃請假要求回上海中醫療休養，這個請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當時的人大校長吳玉章先生親自批示準假，許憲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滬，臨行之前，與王前女士依依惜別，約以來日，誰知乃是永訣﹗並合影留念。那張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寫了一首絕句︰
風雨同舟始相知 她與王前女士並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卻又是笑得那樣慘淡，那樣淒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親、妹妹身邊，療、養皆好，日漸康複。她體力稍好，便常到圖書館、公園，逐漸結識了幾位青年友人，往還漸繁，不免語涉國事，認為彭德懷受冤，對他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批的餓死的人，深感不平；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鑒。他們寫成文字，上書北京，交郵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便派人去蘇州將林昭逮捕，（此時林昭在蘇州家中養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殺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訊全無，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靜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醫”，許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並一起返回蘇州故居“隱居”休養，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進上海提籃橋監獄，未久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從此一去未歸，直到于其處被密殺了結。 實際上，一直到今天也沒能說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惡”，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體的必殺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級法院為她作出平反的裁決，竟然也僅僅就只是“裁決”，也沒有指出處死的罪名與罪狀﹗她的母親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見時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獄卒們的口頭禪︰“她不服從管教，抗拒改造﹗”“她謾罵政府干部，絕食威脅政府﹗”雲雲，說來說去，都不是判處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現--這是與判刑毫無關系的事﹗但這些“表現”卻積累成后來的殺身之禍﹗據說（據獄卒、獄吏們說）︰她用記日記、寫詩詞、寫血書等方式控訴冤情，表示抗議，表達自己堅決斗爭到底的決心--總之，九年的獄中生活斗爭，她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稿、日記、血書等書面材料，這些材料記錄了她獄中生活受難的真相﹗但這些材料也如她的遺體一樣，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還﹗ 我決定到獄中探望林昭，抱著一種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內涵似乎只有一點︰開導她從“頑抗”中退下，爭取避開危險，保住自己﹗但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來的事証明了這一點﹗彭令范打電話，詢問監獄當局他們確定的接見日期，說︰他們定在6號﹗她頭頂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涂成一個“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個節日，又似乎是一次約會，6日上午八時，我與許先生一起到監獄傳達室，值班人員便向裡面打電話，馬上獲準“進去”，二門內的一間辦公室裡，先由監獄長段某與我談話（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職），他很嚴肅地說︰ “允許你與林昭見面是我們經過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顧，我們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監獄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們要求的行為，其結果你是清楚的﹗”我點頭唯唯。在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能見到林昭，什么樣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說︰“經過研究，這次接見定為兩次︰今天和明天兩個上午。”他的話極簡要，然后就引導我們向獄內走去。來到一個大院，高大黑色的鐵門迎面而立，視之彌高，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總外門了。鐵門是南向的，其東側就是接見室。段副獄長把我們帶到室內，又引進內室，但見西窗下放著聯椅及一張長案，案子這邊擺著大約十余排聯椅，真像一個“會議室”。案子的南端是一個高出地面約五十公分、設有兩級台階的木製“講壇”，其上擺著猶如大學課堂上的“講台”，又像是商店裡的柜台，其后也放著聯椅。走進此處，段副獄長讓我坐在西窗下的聯椅上，他坐在我的右側，許先生坐在長案一端的單人木椅上。稍待，腳步聲自外室響起︰進來的是三位衣著警服的男子，段副獄長介紹︰他們是獄內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隊長”，語罷告辭而去。他們列坐在我的兩側。稍待，又聞腳步聲︰進來的是幾位便裝年輕女郎，她們登上“講壇”，在那“柜台”后面的長聯椅上並肩坐定，一齊望著我。她們的任務是什么，我懷疑是翻譯或錄音員。稍待，又聞腳步聲︰一列佩手槍的武裝部隊魚貫而入，大約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長聯椅上，都極嚴肅，昂首挺胸，一齊望著我，可謂睽睽相覷﹗于是，這一間空蕩蕩的接見室頓時“人滿為患”起來，氣氛也一下子緊張起來。看起來，這真是一次極不尋常的“接見”﹗確如段副獄長所說“這是經過研究的一次特殊”的舉措﹗ 終于又聞腳步聲自外室響起﹗我的神經突然緊張，一下子達到了極致︰我意識到與我們闊別九載、歷盡苦難的林昭即將出現在我的面前﹗ 林昭終于走進接見室﹗她的臉色失血般地蒼白與瘦削，窄窄的鼻梁及兩側的雙頰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幾點雀斑使我憶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當年﹗長發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看來有一半已是白發﹗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涂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這個字，向著青天，可謂“冤氣沖天”﹗ 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著。我無法猜測此時此刻他們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還是想到人世間有大悲愴、大無畏、大歡喜、大冤枉﹗整個室內無論是帶槍的武士還是不帶槍的獄警，以及那便裝俊美的女郎，都被這一笑的嫣然而驚詫著、困惑著，甚至是震撼著。后來，他們告訴我︰在他們的記憶裡從未見過林昭的如此一笑，這實在是她這八九年來在這黑暗、陰冷、與世隔絕的非人世界裡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現的迷人的、永恆的美麗與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兩條粗粗的短辮子以及飛飄著的白絹蝴蝶結的昔日風采﹗ 我從坐椅上站了起來，似乎也有微笑，靜靜地看著林昭緩緩地走向那個虛席。她捧著一個舊布包，一大卷衛生紙。一位身著醫生白大褂、內著警服的女警醫一直攙扶著她，她們的身后，是一佩槍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對面，隔著那個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醫與佩槍的警士坐在她的兩側，與我則是“面面相覷”。 “開場白”是坐在我身邊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發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張元勛來與你接見，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懷，希望你通過這次接見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認罪與改造﹗”“乏味之至﹗”其語未休便被林昭的話打斷，但那位“管教干部”並未激怒，甚至尷尬地望著我，向我說︰“這是常事﹗”林昭視其言為“老生常談”而不屑一頓，抬手指向周圍，問我︰“這些人，你們那裡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樣措詞才不會激怒周圍的那些監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們停止這次接見﹗這個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覺了，他很客氣地對我說︰“不要緊，怎么說都不要緊﹗林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高興過，所以，她的話也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客氣的了﹗我們已經聽慣了，不要緊﹗”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隊長﹗”林昭頗感興趣地說︰“一樣的，一樣的﹗我們這裡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裡謬誤已是習慣﹗”然后高聲說︰“這幫東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我盡量作出一副毫無表情的神態，故意把話題引開，我說︰“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頭發梳起來。”“打扮？打扮什么？女為悅己者容﹗”稍停，她問︰“什么時候來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問︰“家裡都好嗎？”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記你、掛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獄﹗”她打斷了我的話，高聲說︰“出獄？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他們早就告訴我︰要槍斃我﹗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們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齊來打我，故意地把我調到‘大號’裡去與這些社會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們（以手指周圍）的主使下開會對我斗爭，開始這群潑婦也瞎三話四地講一些無知而下流的語言，可笑的是她們竟連我是什么犯都一點也不知道，罵我‘不要臉’﹗真是可笑﹗她們這幫東西﹗她們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們竟然還知道‘要臉’﹗她們理屈詞窮，氣急敗壞，于是對我一齊動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這樣的“斗爭會”就是對林昭的肉體的摧殘﹗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酷刑﹗解放后雖然標榜“廢除獄肉體罰”，而許多地方仍采用開“斗爭會”的方式鼓動犯人打犯人，依然進行著這類人身的折磨，其殘忍野蠻的程度真可謂駭人聽聞﹗那些女犯為了“立功”，斗爭林昭乃是她們“積極靠攏政府，與壞人壞事作斗爭”的“立功”良機，所以對林昭越是毆打得凶狠與殘忍，就越算是“積極改造”、“靠攏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這樣的 誘導與唆使下，林昭幾乎天天都在群婦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著。她說︰“我怎么能抵擋得了這一群潑婦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瘋狂摧殘呢？每天幾乎都要有一次這樣的摧殘，每次起碼要兩個小時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臉被抓破、滿身疼痛，衣服、褲子都被撕破了，鈕扣撕掉，有時甚至唆使這些潑婦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脫胎換骨’﹗那些家伙（她指著周圍）在一旁看熱鬧﹗可見他們是多么無恥，內心是多么骯臟﹗頭發也被一綹一綹地揪了下來﹗”說到這裡，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發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發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豆般的頭發揪掉后的光禿頭皮。她又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接見，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斗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裡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發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裡面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的無法脫下。她又說︰“這是一幫禽獸﹗”指著周圍︰“他們想強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我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一起的。她說︰“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都給我送線來﹗”她邊說邊咳嗽，不時地撕下一塊一塊的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團作紙團扔在腳邊。“但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帶上手銬，有時還是‘背銬﹗’”稍停問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銬’吧？”我點了點頭。一直還極力故作“靜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時也無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說︰“她胡說﹗她神經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法律上予以定罪？你們定我‘反革命罪’的時候怎么不說我是‘神經不正常’呢？” 我沉默著不敢發言，便插嘴說︰“不要說這些了，說些別的。”“不要緊﹗”林昭又搶白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幾個月前媽媽接見時告訴我你想來看我，問我行不行？問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訴媽媽你問他們去﹗總算走運，他們同意了，許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著你來，就是想告訴你前面的這些話，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給未來的人們﹗並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稍停︰“媽媽年邁無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獨立，還望多多關懷、體恤與扶掖﹗”語未畢而淚如雨下，痛哭失聲，悲噎不止，以致無法再說下去。 許憲民先生盡量保持著一副安詳的神態，這時，說了這天接見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話︰“不要哭﹗張元勛這么遠來看你，你這么一哭，他不也會哭起來了嗎？”“他不會哭﹗”林昭立即從悲噎中平靜下來，又說︰“他是男的，不會哭﹗” 后來（接見結束，林昭離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訴我︰在他們的記憶裡也從未見林昭的如此一哭，這實在是八九年來在這黑暗、陰冷、與世隔絕的非人世界裡，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靜下來。我向她說︰“給你帶來一點東西，都是食品，監獄裡最需要吃的東西﹗”她才注視那個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這是我昨天從淮海路的食品店裡買來的。其中，有三個品類的蛋糕，八市斤的聽裝奶粉，印著美麗圖案的聽裝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蘋果。于是，按照監獄的規矩，我把那個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開，聽裝奶粉與聽裝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裝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開盒蓋，並用鐵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幾次。檢查完畢，我把這堆東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塊蛋糕遞給我，說︰“你送來的這些東西，現在是我的了，我請你吃﹗”我拒絕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點給她﹗我說︰“你吃吧﹗我在外邊隨時可以去買﹗”她說︰“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邊的那位女警醫嚴肅地說︰“倒一杯水﹗”女警醫向室外只一揮手，立即就有一個年輕獄警送進來一把暖瓶和一個茶杯，女警醫把杯中倒滿開水遞給林昭，于是便邊飲邊吃，顯得非常自得。我說︰“今天我們在這兒相會，可謂之‘籃橋會’吧﹗”（我國古代有“藍橋會”的故事，描述裴航與雲英的愛情，他們約會于“藍橋驛”。而“提籃橋”與藍橋驛以“籃橋”與“藍橋”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著說︰“又是‘井台會’﹗”（“井台會”，這裡用的是《白兔記》中的“井台認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監的不僅是我，還有許憲民先生在埸，是她們的母女之會。） 這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經中午十一點了﹗”提醒我們接見即將結束，分別的時間快到了，這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了﹗此時，林昭向我說︰“你過來，到我這邊來﹗”她站起來向我招手，要我從案子的這邊走到那邊。靠近她，我遲疑了。這時，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現了理解與關懷，主動向我說︰“可以﹗可以﹗你可以過去﹗” 我于是繞過案子坐在林昭的對面，確確實實是促膝而談。 這是最高潮的時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懷以極大的興致欣賞著﹗連那威嚴的武警的臉上也浮現著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講壇”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貫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極微細的上海方言簡短地切切耳語。 林昭在沉思中，終于說︰“贈給你一首詩﹗”于是她輕聲地吟誦，韻圓而鏗鏘︰
“籃橋”、“井台”共笑之 她慢慢地、一句一詞地邊念邊講。她說︰“詩言志﹗此刻已無暇去太多地推敲聲病，只是為了給終古留下真情與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斷’字或許也可改成‘絕’字，第四句‘死’字有點拗，但怎么改呢？詩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許說話，不要忘記告訴活著的人們︰有一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他們殺掉﹗我最恨的是欺騙，后來終于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她在捧著的那個舊布兜裡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紙片的東西遞給我，我接過來回身遞給那個“管教干部”，那個人向我揮一揮手，並說︰“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紙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來是用包裝糖塊的透明紙折疊成比韭葉還窄的紙條編結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記得聽家兄說︰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夾寄著一張自畫的賀年卡，那上面畫著一艘帆船，還有一行字，寫著“直掛雲帆濟滄海”。今天，還是那只雲帆，卻漂落到這裡﹗我順手摘下衣袋裡的英雄金筆，遞給她，並說︰“送給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賞玩，但她忽然看見筆上刻著的“抓革命，促生產”六個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順手一擲，鋼筆被扔到案子上，她說︰“我不要﹗” 這時，“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時間到了，有話明天再談﹗”我告訴林昭︰“監獄領導告訴我︰安排了兩次接見，明天上午我還要來﹗”她很高興，叮囑說︰“明天再來，給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貓頭的﹗” 談話結束了，最先離去的是林昭，亦如來一樣，由她的女警醫攙扶著，那個佩槍的警士押隨著走出內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與“管教干部”，他們依然很客氣，向我說︰“今天的接見效果不錯，你勸她好好改造，她都沒有發脾氣，可見你們的交往確實很深，過去她的母親剛說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煩，不愿再聽下去。”又說︰“林昭用糖紙編了許多藝術品，今天送給你的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種類多著呢，全監獄都知道，她是一個聰明人，很少見﹗”我們邊說邊走，將走出內室的門，我不禁反顧這間難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洇血的衛生紙片﹗走到院子裡，又看見那高大的黑色鐵門，但卻又見到林昭正背立在門前，抱著舊布包、衛生紙以及我送來的食品，凝望著我與許憲民先生。我們又獲得了這難得的臨別的一晤﹗（豈知這竟是永訣﹗）我們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見而陶醉著安慰著、誘惑著，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門打開了，她幾乎是退著邁進那鐵門檻，依然微笑著望著我們，一直到那扇小鐵門徐徐關閉，她在我們的視野裡永遠消逝﹗我與許憲民先生還兀自呆立在這悄無人聲的大院裡。--“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氣的聲音，我們才恍如夢醒，才意識到那位“管教干部”還站在我們的身旁，他彬彬有禮、和藹可親，說︰“Ｘ處長在辦公室裡等你們﹗” 我們隨著“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還是二門裡的那間辦公室，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在門口和藹地迎接我們，他不同凡響，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裝，黑皮鞋，頭發梳得整齊，面色光潔而白皙，一口濃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話，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權力在握的決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讓我們坐下，他也坐在辦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當地劈頭便對我說︰“今天接見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見取消了﹗”這真是一聲當頂而降的霹靂﹗他稍停，又換了一個思路說︰“我們對林昭已仁至義盡，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條﹗”他稍作沉默，又說︰“我們也沒有辦法﹗” 不知從什么地方增長了勇氣，剛才在接見室裡的謹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膽，向Ｘ處長請教︰“報告Ｘ處長，林昭主要的抗拒行為都有哪些表現？” “林昭惡毒攻擊反右派斗爭﹗替右派份子鳴不平﹗”Ｘ處長語極簡潔，但卻不假思索、斬釘截鐵，稍停之后又說︰“林昭最嚴重的問題是不認罪，抗拒改造﹗態度十分惡劣﹗”毫無疑問，他沒有暢所欲言。那個時候不慎失言都會遭到滅頂之災，即令這位權力在握的處長也不會例外。 相對語竭。我已記不起怎樣與這位處長分手，怎樣走出這座聞名世界的監獄的城堡式的外門，今日留在記憶裡的是在離監獄大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市內交通汽車小站，我與許先生便在那裡等待乘車，不知怎么，眼淚從眼睛、鼻子、以及喉嚨裡洶涌而出，許先生拄著手杖，無動于衷地站著。 那天下午，我到處尋找“貓頭”的奶糖，但，完全徒勞，在那個時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貓頭”圖案卻無處尋覓。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來到上海，又與許憲民先生一道來到提籃橋監獄，但傳達室莊嚴宣告︰“監獄已軍管，一切接見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東某勞改隊的禁閉室裡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槍決﹗”他問︰“你有什么想法？” “沒有想法﹗”我告訴他們。 “是誰殺了我的兒？我的兒是誰殺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家伙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彭令范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終身難忘﹗
他一共說了三句話︰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彈費以后，許憲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來電話約彭令范見面。她告訴彭令范︰她的大兒子祥祥每周兩次與同學到龍華機場勤工儉學，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4月29日下午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兩輛軍用小吉普車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駕出一個反手背綁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后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她的遺體被運往何處？只能去問駕駛那疾馳而去的吉普車上的凶手們﹗他們包攬了密殺與滅尸（也許還要辱尸）的全部過程。祥祥認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慘狀，驚恐失常，不忍詳視，瘋痴癲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學送回家中。 于是，許先生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于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答。她意識到與她含辛茹苦度過了三十六年的非凡歲月的女兒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毀于一朝，化為烏有﹗于是她哭，在“十裡洋場”的大上海的長街上游蕩，幽靈似的游蕩﹗她念念有辭。有時呼喊一聲其義難辨的語句，于是她也笑。記得詩人田間的長詩《她也要殺人》的開始雲︰
是誰殺了我的兒？ --一位失去兒子的年輕的母親的哭聲，半個世紀以前就在我的耳邊回響，今天終于與這位失去了女兒的年邁的母親在上海長街上的喃喃喚女之聲融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終于迷失了記憶，全然忘卻了她自何處來，又欲何處去﹗她開始挎著一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游與囈語，她一切皆已忘卻，也不再悲哀與欣喜，她失蹤在人間的海洋裡，在洶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沒有眼淚，頭發蓬亂，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還存留著迷茫的記憶﹗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來說，她看見許先生在某某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處，遙遙望見年邁的母親白發蓬亂，形容?枯，她似在喃喃地喚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蕩而去﹗ 老母親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裡。終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有人圍觀，有人視而不見地匆匆走過。--“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后來，彭令范聽人如是說。 發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式的野蠻與殘酷，是築成那個“史無前例”的磚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確切一些說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但仍對她的遺體的下落不作解釋。但親友之心其哀未絕﹗ 現在，蘇州的靈岩山西側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裡面只有她的一縷長發、一套舊衣、一張照片，是一個空空的“發之塚”﹗她的遺體拋落在何處，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們真誠地請求你發一次善心，就請你寫一封匿名信，請寄往“蘇州靈岩山安息公墓管理處”吧﹗為我們提供尋找林昭遺骨的線索與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感激你的恩德﹗蒼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與一切神靈都會呵護你“立地成佛”的﹗ 在說罷這椿往事的時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關于我 我的祖籍是江蘇贛榆縣。1933年生。 1954年于青島一中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 1957年的春天，中國共產黨整風，我因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辦的刊物《廣場》的主編，撰寫《廣場發刊詞》、《編后記》，以及與人合寫短詩《是時候了》等大字報而被劃為“極右派”，遭受輪番批斗，于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而后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團河農場、河北省寧河縣之茶澱清河農場等荒涼地區勞動改造。1965年刑滿，但仍未離開勞改隊，繼續留在清河農場，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戴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勞動機關的管製下勞動度日。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東省勞改隊所屬的章丘埠村煤礦，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東濟寧“六四勞改農場”，繼續著勞動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于“四人幫”的倒台，我的被監管的生活獲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結了婚。我的妻子懷著對我的同情與敬佩之情，嫁給我這個四十四歲的將“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時她僅二十六歲。她無意旁顧險惡的環境以及沒有希望的未來，毅然把她美麗的青春與我的嚴峻的危運聯結在一起’懷著生死與共的凜然之情，頂著漫天風雨，分擔了壓在我頭上的無情重負﹗ 1979年的秋天，我當了父親，我的不幸的兒子來到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兩個乞丐，我們的財產就只有一條舊棉被。而我竟無處去為他報戶口，他是萬裡浩蕩神州中的無計存身的奴隸的后裔，是一個“編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東省濟寧勞改隊的辦公室裡，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項目組的法官們的平反裁決，他們鄭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決，宣告我無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與這個“人間的好地獄”告別，真正的“釋放”才算開始﹗北京大學黨委用心良苦，幾經協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養生于此。我擔任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十年之間，完成了“講師--副教授--教授”的“三級跳”，並擔任了先秦兩漢文學的碩士研究生的導師之職。 1994年夏退休，離開了短暫的教學生涯。工作緊張與生活貧困是這十五載執教生活的兩大特色，忙于生計，以活妻兒，點滴余閑，苦心撰著，斷斷續續，終得二十三萬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獻諸學林，博人一哂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