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續)
作者︰王友琴
3.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頭、棍棒打，用腳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農民斗爭地主的這一方式。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學生讀過。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師范學院，上文寫到的吳天石和李敬儀夫婦就主要是在”游街“中被折磨死的。 (3)掛在被打成“敵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寫有“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這個人的被打了紅“×”的名字。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標有紅“×”。許多教師被強迫必須在公眾場合掛著這種牌子。開始的時候，這種牌子多由兩尺見方的硬紙板做成。但是后來有學生製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體攻擊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學--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牆的學校--斗爭校長劉啟明的時候，有學生甚至用細鐵絲把一塊巨大的城牆磚掛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飛機”或“坐噴氣式”。這兩個名詞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在“斗爭會”上，被斗的人被強迫站在台上，低頭，彎腰，雙臂后舉，身體形狀如噴氣式飛機。“斗爭會”常常持續數小時，長時間保持這種姿式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對那些年紀大的人來說。 (5)“陰陽頭”，形似中國古代的“陰陽”圖案。學生把教師的頭發剃去半邊，因而命名。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師身上作為特別的懲罰。不僅中學生，大學生也這樣作。 (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腰束皮帶，加上紅色袖章。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6)用銅頭皮帶打。紅衛兵的時興裝束是一身黃軍裝，腰束皮帶，加上紅色袖章。皮帶也被用來抽打人。軍用皮帶有銅頭，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幾位被訪者都提到有些紅衛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樣才能“一打一個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學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証便可以老師家中搜查他們的私有財物。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師一般都有很多書籍。除了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學書籍外，其他書都被視為“四舊”沒收或者燒掉。南京師范學院西方美術史教授秦宣夫的畫冊全部被來抄家的紅衛兵倒上煤油燒掉。一位教師被訪者收藏的很多關于中國象棋的書，也全部被沒收和毀掉了。 (8)“牛鬼蛇神隊”，又稱“勞改隊”或“專政隊”。每個學校都有老師被打入其中。這種隊被認為是“敵人”集體。隊中的人必須做臟的、重的工作。如掃廁所，拾垃圾，等等。他們也必須總是掛著“黑牌”。在“勞改隊”裡的老師隨時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有14個教職員在“勞改隊”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其中“勞改一隊”6人，“勞改二隊”12人，“勞改三隊”6人。當時全校教職員工有一百來人。 很多被訪者估計，在1966年被正式趕入“牛鬼蛇神隊”的老師的比例超過百分之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編寫的五所中學的簡史顯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46名教師曾被趕入“牛鬼蛇神隊”中並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學，63名教師進過“牛鬼蛇神隊”。〔20〕在北京育英學校，二十多名教師進過“勞改隊”。〔21〕在北京育才中學，16名在“勞動隊”中的干部和老師都被當作“黑幫分子”毒打。〔22〕在通縣(北京郊區)第一中學，學生剃了四個女教師的頭發，76名老師中的53名被強迫進入“牛鬼蛇神隊”，在皮鞭下每天勞動14-15小時。〔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稱作“嚎歌”，因為被強迫唱此歌的教師已不被視為人類而被視為動物。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被強迫一日數次唱這個“歌”。如果唱得不被紅衛兵滿意，他們可能被打或被罰。這個“歌”由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所作並流傳全國。此“歌”詞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錄中所列的學校中都幾乎都被采用過。還有別的方式在部分學校被采用。其中相當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設立牢房關押教師。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學，一位姓龔的老師被關押在學校幾個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北京第五中學，校長呂清寰被關在樓梯下面的小黑屋裡幾個月。北京第十三中學，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北京清華園中學，北京外國語學校，都設有專門牢房關押人。北京第四中學和第六中學都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了監獄。在北京第六中學，如上文已經寫到的，紅衛兵設立的監獄關押老師和別的人長達三個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學學習“革命經驗”。據一位北京景山學校的紅衛兵說，他們因被指責為“斗爭性不強”而去參觀。她看到監獄中遍地都是血跡。 各式各樣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學生用塑料包的鋼絲繩打老師。據一位受害者說，這種塑料包裹的鞭子不會象銅頭皮帶那樣造成皮膚上的明顯傷害，但是導致更加嚴重的疼痛，“疼得鑽心”。在南京南市小學，一位女教師被強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聽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這名教師摔到地上。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教師被紅衛兵強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01中學和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紅衛兵強迫老師打那些已經被打死的同事的尸體。當他們拒絕這樣做時，紅衛兵責罵他們“同情階級敵人”，將和被打死的人“同樣下場”。 甚至連那些有幸免于進入“勞改隊”的老師也生活在恐懼中，因為時常有學生來要錢和糧票。據幾位被訪者說，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老師白天呆在學校附近的農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學生的騷擾。 4.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教師成為“文革”的打擊目標。工作組進駐學校后，學生遇見老師，不再向老師問好。他們不禮貌地呼叫教師的全名，以代替過去帶有敬意的“姓＋老師”。大多數教師都在大字報上和“揭發批判會”上受到語言攻擊。被揭發批判的老師不被允許替自己辯護。在8月初“工作組”離開學校之后，學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毆打教師。當老師遭到身體攻擊時，他們得不到任何保護。不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被打。一般來說，下列四類老師被打︰ (1)學校的負責人，包括學校一級(在大學裡，系一級也在內)負責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為“反革命黑幫分子”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在他們之中，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以及主管教學工作的人受到更嚴重的折磨。舉例來說，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較低並只主管學校總務工作如建築物維修的副校長外，其他五名校一級領導都被毒打，而學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當時是第一副校長。假使學校當時有正校長在職，這個正校長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學術上較有成就教學業務上較強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斗爭”。在大型大學裡，幾乎所有的老教授都成為“反動學術權威”，不論他們的專業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在一般大學裡，一個講師也會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只因為那兒沒什么人有更高級的職稱，而且在1956年以后很少機會有職稱提升。級別低的青年教師中學術成就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樣被斗。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裡，教師中級別相對較高或業務能力較強的老師都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而加以攻擊。每一個學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擊目標。 (3)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人，比如有“海外關系”的人，和國民黨曾有關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沒有証據說明他們有意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1957年有相當一大批教師被打成“右派份子”，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當其沖被攻擊。教師隊伍在“文革”前已經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從中找出新的打擊目標。在相當多的地方，當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自己還沒有被“打倒”的時候，他們先領導攻擊了這部分人，直到他們自己也進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圈子。 以上三類人是在“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設定的目標。他們因此難逃攻擊。 (4)曾經得罪過紅衛兵學生的老師 紅衛兵擁有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使得個人可以趁機報複私仇。比如，邵慶玉，上文寫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是被已經畢業上了中學的學生回到學校報複時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學，副教導主任單承佐被當作“黑幫分子”斗爭時，一個學生凶猛地打他並說︰“你還記得你以前處分了我嗎？現在是你倒霉的時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學，一位普通女教師被一個初二的學生毒打，在地上爬行並慘叫，僅僅因為“文革”前這個女教師到這個學生的班上代教一節課時批評過這個學生。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一個七十來歲但相當健康的老校工，平時對學生比較嚴厲，被學生打得渾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開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詞常被用來指稱那些斗爭對象。對文革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古詩，原意是指化妝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義就成了打擊對象的總稱。這一詞意的模糊性導致了很多老師被打的隨意性。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體育老師遇到幾個紅衛兵學生，問她每月工資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資數用皮帶抽了她那么多下。在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一位年輕的女教師發表過幾首詩而且人很漂亮，因遭嫉妒而批斗爭。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學，有一位老師因長得比較丑也被打，因為學生覺得他象電影中的反派角色。 在中學裡，每個班有一個班主任，管束學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這部分老師比其他老師更易遭到學生的暴力攻擊，雖然他們既非學校的“當權派”也不是“學術權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位班主任，一個二十來歲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陰陽頭”。在北京第二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剃了五十來歲的女班主任的頭發。由于相似的原因，相當多的曾經給過一些學生不及格分數的老師被打得非常厲害。 訪問教師時，我曾經問過，被打時你們的反應是什么?事實上，他們全都無聲地忍耐了種種殘酷的虐待。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教授，當他被從家裡拖出去游街、頭上戴著“高帽子”、腳上沒有穿鞋子的時候，他想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胡鬧，于是就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學幫助他承受了侮辱。為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他讓自己相信種種暴力行為都只是一場荒唐的鬧劇。他不是這樣做的唯一教師。龔浩然，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教員，自稱在“文革”前練過武功並知道怎么在這種情況下保護自己。當學生打他的時候，他蹲下，雙手抱頭，以武功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呼吸。他總算被傷得不算厲害。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學教師孫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紅衛兵關押在家中毒打數日。他說，他的經驗是被打時要盡可能保護身體不動，這樣可這樣可以減少疼痛和傷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被打傷后不能從醫院得到治療。他用“雲南白藥”-- 一種傳統的治療外傷的中草藥--治療自己。這種藥需要與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從未喝過白酒。從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開始是為了治傷，后來則是因為形成了習慣。他一直喝了下去。 沒有一個人采取公開行動抗議或反對這些暴行。這並不是因為老師們全都怯懦，而是因為抗議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三個明顯的原因︰(1)警察已經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學生的行動。〔24〕沒有人幫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這些打人的學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而老師卻是些互相隔絕孤立的個人。(3)任何個人性質的抵抗會帶來嚴厲的報複並導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並被打。據紅衛兵在當時宣稱，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來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然后自殺了。（文革后有知情者透露李文波沒有刀砍紅衛兵，只是要求讓他的妻子上廁所。）李文波死后，紅衛兵在全城發起了以“討還血債”為借口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從第二天--8月26日--開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數字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還有很多人被打后自殺。上面寫到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劉樹華老師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被打后自殺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若沒有戶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紅衛兵卻無處不在。一位教師被訪者說，秘密逃離北京或中國的念頭曾在他頭腦中閃過，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樣太困難也太危險，所以不能做。孫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師，在家中被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時，他的姐姐孫啟坤，一個退休會計，來跟他道別。她的丈夫是北京鋼鐵學院的教授，在其學校中被打，他們就一起離開了家。孫啟坤在孫菊生的家中被紅衛兵抓住，但她拒絕說出她的丈夫藏在哪裡。1966年8月27日孫啟坤被打死。唯一從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師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在受到侮辱毆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離開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專案組來調查此事。那些被認為幫助過他以及跟他有過接觸的人受到了殘酷的審問。這些人中有的自殺，有的死在長期關押中，。這樣一來，沒有人敢于幫助他人逃跑，也沒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這種情況下，一只鎖牢的鐵籠子已被造成，教師們無處可逃。面對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師們除了忍耐並把自我欺騙當作心理避難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地理老師，目擊了許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懼中，她跪在家中地上並叫她的兒子打她，來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她覺得沒有這種“彩排”，她將無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師們在6月裡曾被“工作組”劃為四個類別。在工作組撤離學校后，這種政治身份仍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稱強調的要“區別”對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和“敵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師，防止了教師團結起來抗議暴力行為。在卞種耘老師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老師用偽裝的筆跡匿名給卞的丈夫寫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師均保持沉默。 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為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為。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為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為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于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為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裡，沒有農民，因為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準搬進北京城裡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干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為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為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占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為這個中學的干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普通的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準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外圍”的組織，支持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製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后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每個人均要顯示對“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為是他們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后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臟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裡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我的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萍，而且發明了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扇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有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后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學生多次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后突然松開繩子，把李重重摔在地上。李的肋骨被打斷三根，還留下了其他后遺症。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凶。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于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製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于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于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裡，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干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複興中學和南洋模范中學。明顯地，這一現象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于高級干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姜被打死后，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複正常。另一個例子是北京戲劇學校負責人江楓。江自殺了。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干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后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為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為“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有的學生還象他們的老師一樣被他們的同學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斗爭會”斗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壞”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學生則在斗爭會期間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一根長繩子繞過被“斗爭”的十個學生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斗爭會在這個學校的其它班級中也發生過。在同一天，校長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第二天。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產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她被強迫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帶抽打。打的過程中，有同學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著回家，因為被嚴重打傷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產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一位名叫郭蘭蕙的學生，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服毒自殺，死時19歲。楊愛倫，初二學生，出身于“右派”家庭，試圖在學校附近臥軌自殺。她被火車撞傷，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后，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斗爭會”上被斗。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只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為他說話。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打死。曹濱海精神失常，以后從未恢複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志上練習毛筆字，被同學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武素鵬被綁在一條麻袋裡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于“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準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尸體抬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王一民因其父親曾是資產階級，被同學毒打和侮辱。王一民自殺。 由于“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甚至被作為借口打死學生。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複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複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凶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為什么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產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製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后被指定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由毛澤東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知”，這個“通知”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一年后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這個“通知”中，毛寫道︰“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一些高級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后來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製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于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旗戰斗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持”。〔27〕在這封信裡，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斗小組”的頭頭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準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持北京大學工作組製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持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為。（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在紅衛兵把一些人打死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象征著毛對紅衛兵的支持的照片被印刷出來並且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后，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並把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30〕 事實上，卞仲耘被打死一事立即被報告到到了高層當局。在“內部報告”中，北京市公安局也每日向上報告被打死的人的數字。但是，毛澤東未說任何特別的話批評在他對紅衛兵表示熱情支持后惡性蔓延的暴力行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甚至把紅衛兵學生稱為“小太陽”。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為迅速升級並在8月底達到了最高峰。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任何當時未曾發表的毛評論8月的大量死亡事件的資料。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暴力行動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為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但幾個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斗爭會”斗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害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也沒有人出來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凶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后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持續進行。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后出現于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稍后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夸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后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也顯然有關聯。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之后，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紅旗戰斗小組”就在校園裡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于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后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暴力攻擊教師的波浪從北京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到貴陽，打了貴陽的劇團演員，還用銅頭皮帶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裡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采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教學樓裡掛的畫和入口處的正容鏡都被破壞。校園裡彌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只白鶴。紅衛兵先砸了白鶴，后來又在噴水池裡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打陳葆昆的同時，還有十幾個老師被強迫在煤渣路上爬。有一個學生腳穿皮靴，伸腳重踩一個正在地上爬的女老師的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為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要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毀器物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們掌有生殺大權，凌駕于法律之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紅衛兵的權力機製。1966年8月25日，北京“東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打了46名“牛鬼蛇神隊”中的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斗爭”之后自殺。“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出過十個“通令”。他們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通過暴力來執行。按照他們的一項“通令”，在1966年夏天，有八萬五千居民被從北京市區驅逐出去，占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失去了一切財產，在其后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或到達農村不久就死了。紅衛兵執行了這一最大規模的迫害平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注銷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尸。“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家庭背景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為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系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干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裡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為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裡不討論當時毛澤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眾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一套新的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贊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掛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為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個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為--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因此也更值得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