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性惡
上述的兩個原因--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並不能給予學生打老師的殘酷性充分的解釋。事實上，殘酷程度在各地各學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學生自己發明和施行的。所以，個人的因素必須被考慮。
一個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的被訪者說，6月開始停課時他很高興，因為他當時欠了三篇作文未交。文革后來給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是當時豁免了他的功課，使得這三篇作文不必再寫。這種心理相當普遍。從一開始文革就相當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沒有老師管束，沒有作業和考試的生活使學生感到高興並擁護文革。等他們自己身受迫害，后悔已經太晚。
隨著文革的發展，到1966年8月，當攻擊老師被當作“革命行動”來鼓勵的時候，當法律已經不起作用，人性中的攻擊性與惡意釋放調動出來，成為殘暴行動施加在老師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寫出了一些暴力事件，並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細節。這些拷打折磨十分殘酷而且明顯地威脅生命，可是施行者卻並不在乎。很多被訪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園中，紅衛兵中有一種亢奮的氣氛。他們把頭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人，不但很少有人賠禮道歉，而且還會緬懷那一段時光。
盡管人性這一角度對于解釋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過于籠統了，但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1966年夏天中學紅衛兵打人比大學紅衛兵殘酷。年輕而受教育較少的中學學生更缺乏能力來抵御或抑製人的獸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師的第一波之后
隨著打老師發生的是整個社會中更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然而，當迫害觸及到“5.16通知”攻擊的“五界”，即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級干部時，北京的紅衛兵開始反對那些正在攻擊他們的父母的一些大學生組織。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改變了他們對早期紅衛兵的無條件支持的態度並開始支持紅衛兵的對立派--那些正在攻擊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的“黨內走資派”的大學生組織。當他們的父母被新起的群眾組織批斗時，一部分紅衛兵成了他們自己發起的運動的受害者。這些早期的紅衛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時間。但是，早期紅衛兵的衰落並不意味著暴力迫害的結束。
在1968年春天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教師再次成為主要打擊目標。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領導了這新一輪的迫害高潮。這一輪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統化、更漫長。1968年夏天，“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所有的學校，加強領導。全中國的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裡的老師干部關押在其中，當時的官方術語稱此作“隔離審查”，民間口語則把這種設在本單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其中所關者，是當時被叫作的“牛鬼蛇神”的人。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更多的是在關緊的門背后，持續發生。很多教師被拘押在學校裡“隔離審查”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打死卻被謊報是自殺。很多人受盡了身體與心理的折磨而自殺。跳樓，服毒，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
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本文第三節開始所寫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長胡志濤，被強迫站在“批斗會”上長達48個小時不準休息，而學生則輪班睡覺來斗她。在這所中學，有三位教師--化學教師胡秀正，歷史老師梁希孔，語文老師周學敏--自殺了。其中最年輕的是胡秀正，時年35歲。我的另一文章描述並分析這一輪對教師的迫害。
上文寫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斗爭”場面，這一事件后來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為“革命事件”。兩年之后，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在北京大學，被關在“黑幫監改大院”的二百名教師和干部被拉出來“斗爭”。他們排隊經過校園的時候，通道兩邊站滿了學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從他們中間走過去的“牛鬼蛇神”們。這樣打過以后，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樣的體罰和折磨。那一天，整個北大校園一片狂野、殘酷和邪惡。選擇這一個日子，是因為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攻擊行動。兩年之后，這個日子被用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來“紀念”和“慶祝”。那一天，這些被斗者從“牛棚”被叫出去的時候，有人記起了那是什么日子，穿了盡可能厚的衣服準備被打。有人沒有想到這一點，只穿著夏天的短袖單衣。當走過通道兩邊密集落下的棍棒鞭子時，他們只好雙手抱頭，而他們的衣服和皮膚都被打爛了。
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1978年后，本文寫到的受難者們都陸續得到了“平反”。這時候，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法院控告一個1966年時的成年人製造偽証煽動學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堯收到了北京西城區檢察院的“不起訴”的決定。〔32〕這一案子被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但是，實際上王晶堯根本不可能在死亡發生的當時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間，“反對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假如王晶堯在那時控告，他自己也會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嚴重懲罰。王晶堯不服，多方上書，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支持北京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不起訴”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說︰“1966年6月21、22日師大女附中批斗校領導時，學生對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為是受左的思想影響的結果”，“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個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作法，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行為是否應當受到法律製裁呢？最高檢察院的決定沒有說。上文已述，毛澤東于1966年8月1日寫信支持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的“革命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決定雖然未提毛澤東的這封信，但是多少講明了暴力是從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開始並傳播的。事實上，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27日在校園中打死家住海澱區藍旗營109號的中科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和另一人，為此沒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懲處。只是在1979年，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的名義，發給陳彥榮的家屬兩千五百元作為“補助”。（陳家有年幼的孩子們，經濟上特別困難。一般的受難者家庭則未能得到這樣多的錢。）法院未因類似卞仲耘或陳彥榮的案件審判任何人。另外，這些死亡的發生，既未被書報記載，也未被追究責任。
在1993年，筆者重訪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並和住在學校宿舍裡的學生談話。卞仲耘老師就死在這座學生宿舍樓門前的台階上。四個住在宿舍裡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有人在這兒被打死，這是真的嗎?我們什么都沒聽說過。”
七、結語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1966年對教師的暴力攻擊的特征。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一、普遍發生。二、傷亡嚴重。
學校在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必須指出，在1966年發生的對教師的暴力迫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學校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建立了學校以及相伴隨的師生關系。這種關系通過體製性的方法如授課、考試、評分等連結起來。在歷史上，師生沖突從未發展成大規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對教師的暴力攻擊不能簡單地用中國的“傳統”來解釋。
在“文革”初期發生的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以及從“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發現使其得以進行的條件。沒有那些條件，不可能在短短兩個月間把所有的學校變成暴力場。但是，沒有“文革”的發動，那些條件不足以導致本文所記錄的由學生執行的對教師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實際產生，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實踐的產物。
附錄Ⅰ
我的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名單
北京
北京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北京師范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中央美術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第二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第五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
北京第二十六中學
北京第三十中學
北京第三十一中學
北京第四十七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北京第六十五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北京一零一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北京月壇中學
北京社會路中學
北京回民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北京外國語學校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北京吉祥胡同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北京史家胡同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北京三裡河第三小學
北京中山公園幼兒園
福建省
廈門第四中學
廈門第八中學
廈門大學
湖北省
武漢大學
華中師范大學附屬第一中學
武漢市第一中學
湖南省
長沙第一中學
廣東省
廣東台山一中
廣州第七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廣州鐵路中學
江蘇省
南京師范學院
常州第二十六中學
南京林業學院附屬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南京外語學校
無錫后寶小學
儀征實驗小學
鹽城中心小學
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
江西省
南昌第八中學
廬山第一小學
南昌羊子小學
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陝西省
西安交通大學
西安報恩寺街小學
西安第三十七中學
陝西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
上海市
華東師范大學
上海同濟中學
上海複興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上海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上海南洋模范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上海北郊中學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外國語學校
上海新成中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山西省
曲沃縣城關小學
四川省
重慶大學
洪雅縣中學
成都第九中學
瀘州第三中學
西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
天津市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天津105中學
紅橋區金鐘橋小學
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南市小學
南豐中學
新疆自治區
庫爾勒市第二中學
浙江省
杭州第一中學
紹興第二初級中學
附錄Ⅱ
本文寫到的被殺害的人的名單︰
卞仲耘，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8月5日被打死，50歲。
陳葆昆，男，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1966年8月17日被打死。
張輔仁，男，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1966年8月19日被打死。
張福臻，男，北京外國語學校總務處職員，1966年8月19日被打死。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死于1966年8月22日。
華錦，女，北京第八中學共產黨支部書記，死于1966年8月22日。
靳正宇，男，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姜培良，男，中共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支部書記，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
樊希曼，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學生曹濱海的母親，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被打死。
喻瑞芬，女，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師，1966年8月在校中被打死。
陳沅芷，女，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1966年9月8日被打死，42歲。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二十五中學工友，1966年夏天被打死。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工友，1966年夏天被打死。
不知姓名的北京第四女子中學語文老師，1966年8月被打死。
北京宣武區第138中學負責人，女，姓張，1966年8月被打死。
鄭兆南，女，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死于1966年9月6日,36歲。
徐霈田，男，北京第六中學校工，1966年10月3日被打死。
王光華，男，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1966年9月28日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裡被打死，19歲。
何漢成，男，北京第六中學附近居民，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六中紅衛兵的監獄裡。
吳興華，男，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教授，被強迫喝污水中毒死于1966年8月3日。
呂貞先，女，北京寬街小學教導主任，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郭文玉，女，北京寬街小學校長，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孟昭江，男，郭文玉的丈夫，同時被毒打，死于1966年8月29日。
陳彥榮，男，北京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綁架到校中打死，37歲。
不知名的老年女人，和陳彥榮同時同地被打死，尸體一起被燒掉。
李叢貞，男，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友，住地安門大街93號，1966年8月28日被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打死。
邵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于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李敬儀，女，中共南京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死于1966年8月3日的“斗爭”和“游街”中，53歲。
吳天石，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敬儀的丈夫，與李同時被“斗爭”和“游街”后昏迷兩天死去，56歲。
林修權，男，上海同濟中學英文教員，1966年夏天被打死在學校操場上。
王冷，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夏天被打死。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學退休教員，1966年夏天被打死。
白素蓮，女，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老師，1966年夏天被打死。
黃祖彬，南，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員，1966年8月被打死。
龐乘風，男，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1966年夏天被打死。
孫啟坤，女，北京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武素鵬，男，北京第十三中學初三學生，1966年8月被打死。
田悅，男，北京123中學學生，1966年8月在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被打死。
不知名的北京西單一帶的飯館服務員，女，18歲，1966年8月被抓進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打死。
不知名字的學生，男，1966年夏天在上海複興中學被打死。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門外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1966年8月25日被來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他的妻子被判死刑。
注︰
* 我向所有的被訪者深表謝意。他們慷慨付出時間為本文提供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多與痛苦的記憶相關聯。我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曾幫助我在電腦網絡上作調查。
〔1〕高皋，嚴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認為是“出版”了的。由于一個前紅衛兵譚力夫抱怨，胡耀邦總書記指示出版社不公開發售此書，以保持“安定團結”。此書未在書店而只是在“內部”出售。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革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狂飆－－紅衛兵童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3〕114所學校的名單見附錄Ⅰ。
〔4〕一篇關于這一事件的文章收在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
〔5〕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5月，《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6頁。這篇文章在1966年6月曾廣泛地被大學生和中學生所讀。
〔6〕比如，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9月15日在一個集會上的演講中用了這一說法，見《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
〔7〕《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一版。
〔8〕比如，見學生在卞仲耘家門口貼的大字報，1966年6月。
〔9〕引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供的此信底稿。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編，北京，1988年，上冊，49頁。
〔11〕王建，“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叢刊》，1991年第四期。
〔12〕《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91頁。
〔13〕《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傳材料特刊，《北京日報》編輯部編，1988年2月。
〔14〕《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15〕這一故事引自未發表的由“上海文革史寫作組”寫的材料。
〔16〕《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黨史辦公室，1987年7月。
〔17〕《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由肖衛平(1966年時北京初中二年級學生)和譚馥(1966年時天津初中三年級學生)提供。
〔19〕《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0〕《北京101中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1〕《北京育基學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2〕《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3〕《北京通縣一中校史》，北京教育研究所印，1986。
〔24〕參見注〔12〕。
〔25〕見《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26〕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70頁。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62頁。
〔28〕見注〔10〕。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卷，49頁。
〔30〕《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
〔3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52頁。
〔32〕見“西城區檢察院不起訴通知書”，1980年第72號。
〔33〕(89)高檢辦字101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