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賢策

程賢策，男，中共北京大學中文系總支書記，1966年被當作“黑幫份子”遭到“斗爭”和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賢策服毒自殺。

我在文革后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從來沒有聽到人提起程賢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殺的事情。雖然這個大學剛剛發生過文革這樣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還未得到記錄和分析，但是，有著著名的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學，卻不教學生去認識和分析這些發生在自己學校的重要歷史事實，顯然不恰當也相當具有諷刺性。不過，這是普遍的現象。

后來我開始調查各所學校的文革歷史，特別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們，包括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后自殺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經歷者們談話，請求他們回憶文革時代的人和事。這時候我才聽說了程賢策的名字。

北京大學數位老師的回憶和敘述，提供了一個一個的片斷，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漸漸拼裝出程賢策在1966年文革開始后的遭遇，並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過程的線索。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陸平、彭佩雲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也就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干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那裡的原來的領導。北京大學和全國的大學中學在此后全面停課。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干部一變成了“黑幫份子”，成為文革的首當其沖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程賢策作為中文系中共總支的負責人，也被宣布停職並且受到“揭發”“批判”。除了大字報“揭發”，校園裡出現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師的場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發。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工作組曾經在辦公樓禮堂開“批斗會”，程賢策是重點被批斗的對象。工作組員和學生代表在台上講話，程賢策站在台下聽批判並回答他們的質問。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然后對他們指定的打擊對象作攻擊。雖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在歷史系，有學生把大字報貼在教授汪（竹＋錢）的門框上。關于這件事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大字報是被風吹掉的；另一種說汪因要出入房門而把大字報撕了。有學生譴責汪出于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大字報。工作組命令汪認錯並把大字報貼好複原。汪做了他們要求他做的，但是在當天夜裡喝殺虫劑敵敵畏自殺。他喝下敵敵畏后，毒性發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裡嚎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他的鄰居聽到了可怕的聲音。但是他反鎖了門，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范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系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來“斗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系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裡抓了出來。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裡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原來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6月18日那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那一天，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他們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斗爭”。

雖然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並計劃懲罰那些被劃入“第四類”的人，要把他們送去“勞改”，但是對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製止學校中的“亂斗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斗”人，而是不要他們“亂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贊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另外一個觸目驚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面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澤東五天后寫的支持當時還只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信中受到點名表揚。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面興起。

7月27日，聶元梓倡議建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同時，也倡議建立了校園“勞改隊”。“勞改隊”這一形式立刻被確立，而且馬上風行全國。前一階段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都被強迫進入“勞改隊”，被與其他人隔離開來，在學校裡“勞動改造”。北京大學數學系講師董懷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時，他作為“有問題”的人不準參加系裡的大會，而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規模的暴力性的“斗爭”之后，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起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在7月26日的大會上，他看到江青這些最高權力者們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懷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殺。

在“勞改隊”裡，1966年8月4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裡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吳興華是詩人和翻譯家，曾經擔任北大西語系主任，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勞改隊”。吳興華生于1921年，死時45歲。

程賢策在“勞改隊”裡，先和向景潔等人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樓的廁所。他們作得相當認真。有一天程賢策被一學生叫走，他回來的時候，本來很密的頭發中間被剃去了一個十字型的溝。接著向景潔也被叫去，程賢策小聲關照他︰“老向，千萬穩住，別有特別的表示。”向景潔被三四個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頭發剪了個亂七八糟。

程賢策被剪了頭發之后，回到家裡。當時他和一家人，與他的連襟一家人，合住一個兩臥室的單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間臥室裡。雖然他們都是系一級的負責干部，但是生活條件相當寒酸，住房如此擁擠，他的連襟連自行車都沒有一輛。這種貧窮的生活狀況是和當時整個的經濟狀況直接相關的。這不但是由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的，也因為相當數量的一批干部在當時不但不事生產，還專門從事“階級斗爭”，阻礙和迫害那些從事生產和建設性工作的人們。他請他的連襟胡壽文幫他把頭發修理一下。那天胡壽文也被強剪了頭發。胡壽文說︰修他干什么？誰難看？是他們剪的。他比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賢策盡可能把已經被剪得亂七八糟的頭發修好一點。他很為程賢策擔憂，因為看到他每天“勞改”回來，都疲憊至極的樣子，脫了鞋子就靠在床上，無力挪動，一言不發。

后來，程賢策、向景潔和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女教授馮鐘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掛著寫有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檢西瓜皮和清理垃圾。當時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紅衛兵來北大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商店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攔住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自報罪行”，逼他們“交代”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那時候紅衛兵特別強調家庭出身）。侮辱他們和打他們的事情每天發生。沒有人製止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門的路上，有一個外國人，會說不地道的漢語，勸阻打他們的紅衛兵說︰你們這樣作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了。”他的勸說不起作用。

除了“勞改隊”的折磨，程賢策還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斗爭會”上遭到“斗爭”。其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斗爭”北大的最高負責人陸平。程賢策是系一級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掛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們的“罪名”如“黑幫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之外，還有他們的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名字，而且，他們都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后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校園暴力再度升級，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之后。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代表”。毛澤東還給北大校刊寫了題詞“新北大”。這無疑是對北大校園裡已經發生的一切的極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宋彬彬的學校已經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兩個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之意時，毛說，“要武嘛。”8月18日接見之后，紅衛兵暴力全面升級。北京每天先有幾十人后有幾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學生物系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來到程賢策和胡壽文兩家人合住的單元抄家。他們兩家除了一些書，沒有什么財產。他們的書被貼了封條。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帶袖章，身穿軍裝，腰系軍用皮帶。這皮帶也用來抽打人。在8月初，紅衛兵打人有時還顯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紅衛兵打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方式，他們可以正式擺開架式，用皮帶一口氣把人抽上幾十下。軍用皮帶厚重並且帶有粗大的銅扣，對人的肉體傷害性很大。在打他們的時候，還有人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是沒有槍，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后，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裡，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后來慢慢用溫水潤開了血痂，才把衣服脫了下來。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是暴力發展的關鍵日子之一。清華大學紅衛兵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面，用大卡車裝了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他們一方面撕毀了清華校園裡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一級領導人的大字報，另一方面，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裡開始抄家和打人，把當時中學紅衛兵開創的暴力和殺戮之風全面帶進大學。在那一天，離程賢策家不遠的另一處北大宿舍裡，英文教授俞大因（絲＋因）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后，于當天晚上在家中自殺。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掄，化學教授，1949年5月由中共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為北京大學教務長，后來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以后被分配到到武漢大學，當時不住在北京。

在8月24日之后，還有學生，包括附近中學的中學生，來到他們家翻東西，打他們。在北大校園裡，暴力攻擊也加劇了。有一次，程賢策被用席子卷起來毒打。 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大會建立正式的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革常務委員會”，聶元梓當了主任，她講話“確定今后戰斗任務”是要“徹底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彭黑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天晚上，程賢策和他的連襟一起，在家裡的平台上一起聽了高音喇叭裡的聶元梓的講話。從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組”撤銷后，北京大學一步一步建立起來了一個新的權力體製，暴力迫害正在越來越製度化。各種跡象都清楚地顯出已經發生的一切暴行並不只是年輕學生的亂打亂鬧，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戮。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數十萬紅衛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賢策帶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虫劑敵敵畏，來到北京大學西北方向十公裡外的香山的樹林中自殺。

至于程賢策到底遭受過多少折磨和毆打，無法知道。這裡我能記錄下來的，只是他的幾位同事親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斷是，他們僅僅知道程賢策所遭受的折磨和毆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寫出別的文革受難者的故事的時候，有人問過我所寫的是不是夸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確，我的報告實際上只可能遺漏了大量的受難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為死者已經死去，永遠不可能說出他們身受的苦楚，作惡者現在總是掩蓋和縮小他們對受難者所作的惡行，而旁觀者只看到零星片斷，缺乏同情心的旁觀者還往往對他們的受苦視而不見，早已忘卻。

9月2日早晨，程賢策沒有在“勞改隊”裡按時出現。和他同在“勞改隊”中的向景潔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對他竟然敢在這種情況下遲到缺席感到疑惑。后來他們被叫去開一個“斗爭會”，聽到說程賢策“自絕于人民”“變成了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的話）”，才知道程賢策已經死了。程賢策雖然死了，還用白紙寫了他的名字插在會上“斗爭”，兩邊還站著“陪斗的”人。開會“斗爭”已經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學程賢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賢策死了，向景潔“升級”成為中文系的“第一號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殘酷“斗爭”。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學生到他的家裡，把一個預先準備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頭上，不顧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門。他們把向景潔綁架到一個房子裡，把他頭上的罩子取下。接下來的場景完全是按照電影裡的某種審訊方式布置的。他們用強燈光照向景潔的臉，問他問題，而他們自己卻在陰暗處聽他的回答。窗戶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裡。他們審問了他整整一夜。審問的“罪行”，不是別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的學籍，這被說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統帥”。實際情況是，林豆豆曾經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她不愿意再在清華大學學習，教育部給北大發文，要北大收下她，于是林豆豆就從清華大學來到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派了專人照顧她，還派了兩個教員幫她補課。沒有人迫害過林豆豆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念頭。林豆豆后來長期請病假，已經超過了學籍管理條例關于需要因病退學的時間，還是沒有請她退學。后來她實在不會再來，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學籍。文革帶來的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惡性膨脹，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為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這樣凶惡的方式來審訊中文系的負責人。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學校文革委員會以“迫害林彪女兒”的罪名，專門開大會“批斗”學校的一批負責人。如果程賢策還活著，作為中文系的負責人，他也會被拉到這樣的“批斗會”上遭到“斗爭”。

1968年，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裡面。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裡的人被拉出來“斗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面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后，他們被拉到各系，施以種種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園裡充滿了狂熱的殘忍與惡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這樣作，是為了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618事件”。一個丑陋的日子，又用這樣的丑陋的紀念和慶祝，是為了再次肯定對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義。如果程賢策還活著，他那天也一定會遭到這場暴打。從程賢策第一次被毒打的1966年6月18日開始，兩年裡面，暴力迫害從未停止，還不斷發展出新的形式來，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負責人陸平，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北京大學有24個人因被“審查”而死亡。

我從與多位北大老人的訪談筆記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賢策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出程賢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軌跡。從1966年6月1日開始，到他在9月2日自殺身亡，他所經歷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驟密切而直接地相關聯。6月1日廣播北大大字報以后，他被停職被揭發批判；6月18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澤東對“工作組”和劉少奇的攻擊，使他進了“勞改隊”，被剪了頭發，掛了牌子；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進一步毒打。他是在經歷了整整三個月的文革以后，才決定自殺的。在這三個月裡，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發展起來。在他自殺的時候，暴力虐待沒有停止的跡象，暴力的權力機構卻一步步穩固起來，作為文革對象的他的處境越來越惡劣。他死后的事情則說明，如果他不自殺，他也一定會遭到更多更漫長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陰暗，非常悲慘的。他的死也不是孤立的個別的案例。在北京大學裡，有過這樣一個時代，發生了一系列這樣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這樣的命運。程賢策的死是北大人的集體的文革命運的一部分。北京大學建立于1898年的維新運動中。大學本來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科學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學卻變成最野蠻殘酷的行為發生的地方。暴力性的“斗爭會”，包括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園“勞改隊”，校園監獄，都在北京大學校園領先開始，更不要說道德方面的墮落如誣陷、謊言、諂佞等等普遍發生。北京大學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是“文革”真正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為規范的最成功的例子。這種“成功”令人震驚也令人思考。

當我在北大作訪問調查的時候，我沒有機會和北大中文系的樂黛雲教授談話。后來我才讀到了她的書《絕色霜楓》中關于程賢策的一章。（見附錄）應該指出，樂老師關于程賢策的文革經歷的記述有誤。樂老師錯記程賢策在1966年6月第一次遭到暴力攻擊后立即就自殺了。這可能是在因為在記憶中把1966年夏天的那三個月的文革畫面疊印在一起了。很重要的是，樂老師的書講述了1948年她和程賢策的相識，以及他們在1950年代的交往。這使我了解程賢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有過怎樣的人生經歷。

據樂黛雲老師的書所描寫，在1948年，程賢策是最先向她介紹了延安和教她唱了共產黨的歌曲的人，是她的領路人。那時他們都是北大的文科學生。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師生去江西，和很少幾個地方干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程賢策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樂黛雲當時掌管一個四千人的村子，在這個村子裡劃出了八個“地主”。據說即使按照當時寫出來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別的劣跡的才殺，但是上面來的一個副縣長下令把這八個地主全部就地槍決了。樂黛雲面對面地看見了槍殺，看見“陳尸三日”。她當時不能習慣這樣的殘忍。是作為團領導的程賢策說服了她，要她把這樣的“懲罰”視為“必然”，告訴她不要從道德角度去考慮這樣的殺戮，從而從理論到實踐接受了這種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人的殘酷做法。

不知道這個程賢策當副團長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管多少個這樣的村子，殺死了多少個地主。這是不講法律依據也沒有審判程序的殺戮。 這樣的殺戮，破壞了法律製度，破壞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參與者以革命的名義作了這些，在參與殺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改變成另一種人。

樂老師的書裡沒有寫這樣的“土改”之后程賢策具體作了什么。我仔細閱讀了北京大學在1998年為百年校慶所編印的《北京大學紀事》，從中找到程賢策在北大的蹤跡︰他在1950年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團主席，1951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學黨委的時候，他當宣傳部副部長，后來當過統戰部副部長。1959年，他被任命為專職的中共中文系總支副書記。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學校園裡進行的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每個教員都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還用了一個相當難聽的比喻性的說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強迫在大會上“檢討”了很多次才過關。然后是長達數月的“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歷史。有些人自殺了。在“院系調整”中，大學重組。所有的教會大學被取消，北京大學搬到了原來是燕京大學的校園裡。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字大，而且比例高過了百分之五。當初搞土改斗地主的樂黛雲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並“下放勞動”，被她說服未隨父親去美國留學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為“右派”后投海自殺。中文系的一批老師被劃成右派，還有一批學生也被劃成右派。其中有女學生林昭（請讀“林昭”網頁）。她在成為“右派份子”之后離開北大，回家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監獄中被槍決。象林昭這樣在成為“右派”后又進監獄又在文革中被槍斃的北大學生，至少還有兩名。

一批一批的人成為“敵人”，一旦被指控，就被無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辯護，也逃脫不了殘酷的處罰。革命的巨爪不但在校外，也在這所中國最早建立的現代大學裡面，把人一把一把抓起來，糟蹋丟棄。

在這一系列改造原來的北京大學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革命”過程中，到1966年為止，程賢策看來一直沒有出什么問題，他是一個“革命者”。然后，文革開始了。這一次，他被指定為革命的對象了。

樂黛雲的書寫到了程賢策的人格魅力，他的高大的體格和好聽的歌聲，他的同事們也說到他的精明活躍與文雅的風度，這些該都是真的。但是文革來了，這些都不能幫助他。他被“揪”出來被侮辱被打罵被“勞改”，就象15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1957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樣，在一片喊打之聲中，毫無辦法自衛。

1966年的所謂“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就象1950年的地主，就象1957年的“右派份子”。象前幾次的革命一樣，只要革命的領導人圈定你是“敵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護和得到社會正義的可能，死路一條。程賢策對這套做法可能理解非常深，在采訪中，認識他的人都沒有提到他曾經抱怨過他所受的虐待。只有對這一套不夠了解的人才會驚訝和抱怨吧。程賢策忍耐了三個月。他自殺了，沒有抱幻想。

在1966年，程賢策從“革命者”變成為“革命”的打擊對象。看起來，文革好象是非邏輯的。但是實際上這一切有其內在的邏輯。檢視往事，現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參與迫害的同時，也鋪就了迫害他們自己的道路。因為他們參與的迫害，不只是對一些個人的否定，而且是對法治、對程序正義、對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公民權利的根本否定。當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萬人于死地的機構已經建立起來，當一批批可以充當打手的年輕人被準備好了，那么參與建立這套機構與準備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會被吞吃掉。程賢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劇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