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延安……”－－程賢策

　　1948年，我同時考上了北京大學和后來遷往台灣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還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師范大學。我選擇了北大，只身叢偏僻遙遠的山城來到烽煙滾滾的北方。其實，也不全是“只身”，一到武漢，我就找到了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負責人程賢策是武漢大學物理系的高才生，卻在這一年轉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相熟后他告訴我，他所以轉系就是因為他認為當時不是科學救國的時機，他研究歷史，希望能從祖國的過去看到祖國的未來。他體格高大，滿臉笑容，有條不紊地組織我們這幫二十幾個人的“烏合之眾”，沿長江順流而下，到上海轉乘海船，經黑水洋直達塘沽，再轉北京。他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與我過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對未來充滿自信，活潑開朗，出口就是笑話，以至后來得了“牛皮”的美稱。記得那天黃昏時分過黑水洋，好些人開始暈船。我和程賢策爬上甲板，靠著船舷，迎著猛烈的海風，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卻掛著一輪皎潔的明月。他用雄渾的男低音教我唱許多“違禁”的解放區歌曲，特別是他迎著波濤，低聲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聖潔，真是無限向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談人生，談理想，談為革命獻身的崇高的夢。我當時17歲，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

　　北京不如我想象中的壯觀、美麗，從山清水秀的故鄉來到這裡，只覺得到處是灰土。前門火車站一出來，迎面撲來的就是高聳塵封的箭樓，不免令人感到壓抑。但是一進北大，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盡管特務橫行，北京大學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在校園裡可以肆無忌憚地高歌︰“你是燈塔”，“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甚至可以公開演唱“啊，延安……”，北大劇藝社、大地合唱團、民舞社、讀書會全是革命者的搖籃。那時北大文學院各系科的新生都住在城牆腳下的國會街，就是當年曹錕賄選，召開偽國會的“圓樓”所在地，當時稱為北大四院，今天是新華社的辦公地點。程賢策一到校就擔任了北大四院的學生自治會主席，我也投入了黨的地下工作。接著到來的是一連串緊張戰斗的日子，我們都在工作中沉沒，我和程賢策也就逐漸“相忘于江湖”。

　　直到三年后，我們又一起參加了農村的土地改革。那時，北大文、史、哲三系的絕大多數師生都去江西參加革命鍛煉，他們和很少幾個地方干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一些著名學者如唐蘭、廢名、鄭天挺等也都在這個團，參加了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行列，程賢策則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掌管著全體北大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們這些全然沒有社會經驗，也全然不懂得中國農村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突然掌握了近十萬農村人口的命運，甚至有了生死予奪的大權﹗我們當然只有絕對服從上級命令，絕對按照《土改手冊》的條條框框行事。我被派為一個擁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組組長，我當時不過十九歲，經常為如此重大的任務，內心深處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時甚至渾身發冷﹗當時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級指示︰要把地主階級打翻在地，踏上一萬只腳，農民才能翻身。我們村已經按《手冊》劃出了八個“地主”，上級還是認為不夠徹底；直接領導我們的、當地的一位副縣長一再指出我們這個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來就是惡霸村長的“黑窩”，一定要狠批狠斗。他多次批評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軟，特別我又是個“女的”，更是不行。他多次指示當務之急是要徹底打倒地主威風，重新“發動群眾”。由于總感到我這個“女組長”極不得力，后來終于親自出馬，突然帶了幾個民兵，來到我們村，宣布第二天開大會，八個地主統統就地槍決。我爭辯說，《手冊》規定只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說我們這裡情況特殊，不這樣，群眾就發動不起來，又告誡我要站穩立場。我無話可說。第二天大會上，我親眼看見好幾個婦女在悄悄流淚，連“苦大仇深”的婦女主任也湊在我的耳邊說︰“那個人不該死﹗”她說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的一個老頭，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置地，攢到1949年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這一年占有的土地為標準劃階級），剛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擁有的土地多了十余畝﹗這個裁縫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我們只能“按照規章辦事”﹗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見槍殺，看見“陳尸三日”。我不斷用“階級斗爭是殘酷的”這類教導來鼓舞自己，但總難抑製心裡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好不容易支撐了一整天，晚上回到我所住的村公所，不禁癱倒在樓梯腳大哭一場。那時村公所只住著我和廢名教授兩個人，他住樓下，我住樓上。不知道什么時候，他來到我身邊，把手放在我頭上，什么也沒有說。我抬起頭，發現他也是熱淚盈眶﹗

　　不久，工作團開全團“慶功會”，總結工作。我懷著滿腔痛苦和疑慮去找程賢策。他已完全不是黑水洋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賢策了。他顯得心情很沉重，眼睛也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他仍然滿懷信心地開導我，他說我們不能憑道德標準，特別是舊道德標準來對人對事。“土改”的依據是“剝削量”，“剝削量”夠數，我們就有義務為被剝削者討還血債。至于“量”多一點或少一點，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變事情的實質。恩格斯教導我們︰“認識必然就是自由”，有剝削，就有懲罰，這是必然，認識到這一點，你就不會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靈的自由。這番話對我影響至深，后來凡遇到什么難于承受的負面現象，我都努力將其解釋為“偶然”，聽毛主席的話則是順從“必然”。程賢策又通過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他最近才認識到︰由于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尤其是人道主義、人性論，這也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之一，但現在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對立面，這正是我們和黨一條心的最大障礙，因此，擺在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他的一席話說得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于我對他從來就有的信任和崇拜，還上真的從理論上、感情上都“想通了”。總之，我覺得丟掉了多日壓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慶功總結大會上，我還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思想轉變作了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的典型發言。

　　　　雖然同在一個學校，而且他后來還擔任了我所在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但我再單獨面對他，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這十年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1958年，我已是人民最凶惡的敵人－-極右派，被發配到京西叢山中一個僻遠的小村落去和地、富、反、壞一起接受“監督勞動”。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並充當我們的監督者的“下放干部”。1961年，幾乎全國都沉落在普遍的飢餓中，許多人都因飢餓而得了浮腫。程賢策代表黨總支到我們的小村落慰問下放干部。那時，橫亙在我們之間的已是“敵我界限”﹗白天，在工地，他連看也沒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個月明之夜，我獨自挑著水桶到井台打水。我當時一個人單獨住在一個老貧農家。這是沾了“右派”的光。下放干部嫌我們是“臭右派”不愿和我們朝夕相處，讓六七個男“右派”集中住到一間農民放農具的冷屋中，女“右派”只我一人，原和四位女下放干部擠在一個炕上，她們大概總覺不太方便。例如有一次，她們冒著嚴寒，夜半去附近村落收購了很多核桃，用大背簍背回，連夜在屋裡砸成核桃仁，準備春節帶回家過年。收買農產品是下放干部紀律絕對禁止的，她們見我這個“敵人”無意中窺見了她們的秘密，不免有幾分狼狽，又有幾分惱怒，沒幾天就把我趕出屋去和一對老貧農夫婦同住。我和老大爺、老大娘同住一個炕上，他們待我如親生兒女，白天收工帶一籃豬草，晚上回家挑滿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習慣。我把很長很長的井繩鉤上水桶放進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見程賢策向我走來。他什么也沒有對我講，只有滿臉的同情和憂郁。我沉默著打完兩桶水，他看著前方，好象是對井繩說︰“也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這樣深入長期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過一會兒，他又說“黨會理解一切”。迎著月光，我看見他濕潤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頭就走，惟恐他看見我奪眶而出的熱淚﹗我真想沖他大聲喊出我心中的疑惑︰“究竟發生了什么事？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這飢餓，這不平，難道就是我們青春年少時所立志追求的結果嗎？”但我什么也沒有說，我知道他回答不出，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我心中的疑問。

　　時日飛逝，五年又成為過去。我萬萬沒有料到我和程賢策的最后一次相見竟是這樣一種場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涌，幾乎北大的所有黨政領導人都被定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上了“斗鬼台”。身為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程賢策當然也不能例外。記得那是六月中旬酷熱的一天，全體中文系師生都被召集到辦公樓大禮堂，這個大禮堂少說也能容納八百人，那天卻被擠得水泄不通，因為有許多外系的革命群眾來“取經”。我們這些“監管對象”專門被強製來看“殺雞”的“猴兒”有幸被“勒令”歸歸矩矩地坐在前三排。一聲呼嘯，程賢策被一群紅衛兵擁上主席台。他身前身后都糊滿了大字報，大字報上又畫滿紅叉，潑上黑墨水，他被“勒令”站在一條很窄的高凳（就是用來支鋪板鋪床的那種）上，面對革命群眾，接受批判。我坐在第二排，清楚地看到他蒼白的臉，不知是淚珠還是汗水一滴一滴地流下來。批判很簡短，走資派、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文藝黑線的急先鋒、招降納叛的黑手、結黨營私的叛徒等罪名都在預料之中，但“深藏黨內的歷史反革命”卻使我驟然一驚，接著又有批判說他是國民黨青年軍打入共產黨的特務。我這才想起來，他曾和我說起過他十六、七歲時，為了抗日，曾去緬甸參加過抗日青年軍。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許多人聊天，當眾夸耀他游泳的技術多么棒，如何多次橫渡緬甸的伊洛瓦底江。這能是“深藏”的“特務”嗎？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又一聲呼嘯，程賢策被簇擁下台，一頂和他的身高差不多的紙糊白帽子被扣在他的頭上，頓時又被潑上紅墨水、黑墨水，墨水摻和著汗水流了一臉﹗革命群眾高喊革命口號，推推搡搡，押著程賢策游街，我目送他慢慢遠去，根本挪不動自己的腳步﹗

　　這一天的革命行動終于告一段落，我們都被放回了家。我家裡還有幼小的孩子，急急忙忙回家買菜作飯，頭腦裡是一片空白﹗我去小雜貨鋪買醬油時，突然發現程賢策正在那裡買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換了一身干淨衣服，頭發和臉也已洗過。他臉色鐵青，目不斜視，從我身邊走過，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沒有看見我，還是視而不見，還是根本不想打招呼，總之，他就是這樣從我身邊走過，最后一次﹗我當時默默在心裡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暫時忘卻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

　　我們那時生活非常艱難，每天都被“勒令”在烈日之下趴在地上拔草十來個小時，同時接受全國各地來串聯的革命小將的批斗（包括推來搡去和各種千奇百怪的“勒令”）。就在這樣的情景下，全國最優秀的翻譯家之一，曾為周總理翻譯的吳興華教授中暑死了；著名的歷史學家，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教授被“勒令”收集革命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暈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時救治，也死了。在這重重噩耗中，我的心已經麻木凍僵，似乎已經不再會悲哀。后來，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個歡快、明朗，愛理想、愛未來的程賢策就在我買醬油遇見他的第二天，一手拿著那瓶烈酒，一手拿著一瓶敵敵畏，邊走邊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處，直到生命的結束。當“大喇叭”在全校園尖聲高喊“大叛徒、大特務程賢策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罪該萬死，死有余辜”時，我已經沒有眼淚，也沒有悲哀，只是在心裡發愁︰程賢策的尸體差不多兩天后才被發現，在這酷熱的盛夏，在那人人要劃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禍的日子裡，程賢策的妻子怎樣才能把他的尸體送到火葬場啊？

　　1948年，我和程賢策一起來到北京大學，這裡有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我們的回憶，也有無數我們對生活、對蒼天的疑問。這一切，連同那一曲迎風高歌的“啊﹗延安……”都將化為煙塵，隨風飄散，再無蹤影，只有那黑水洋上翻滾的波濤和那無垠星空中一輪皎潔的明月將永遠存留在我心底。

　 　　本文是作者新書《絕色霜楓》中的一篇，這本書即將由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