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下）

四、一個人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據說，吳德告訴她們，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傳。這是北京第一次發生的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吳德應該會將這一事件立即報告給他的上級，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在最高權力圈中，毛澤東、江青或者周恩來等人，一定會對這一死亡有所評論，或者，也可能聽到之后什么都沒說，不說什么也是一種表態。然而，關于卞仲耘的死，吳德怎么報告、上面如何回應，至今沒有知情人說出任何有關情況。無人說出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說出這些情況會暴露文革領導人的殘忍。

但即使不在黨內上層，從社會上看去，文革領導人的意向實際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室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都有干部來到學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談話，告訴他“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其實意思是說，不準抗議、不準表示不滿、不準追查事情經過。卞仲耘的死亡，絲毫沒有使得文革的領導人覺得需要製止暴力迫害，相反，他們用了熱情的詞語和熱烈的行動來支持發動紅衛兵運動，把校園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以后還有７次）。8月18日大會是一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財力舉行的、全面發動和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大會。這一百萬人的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播，同時製成新聞記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這次大會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紅色塑料皮《毛主席語錄》的百萬紅衛兵，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一些紅衛兵的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剛成為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以及總理周恩來等握手交談。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把一只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袖章上印有的“紅衛兵”三個毛筆字，是這個中學的紅衛兵從毛給以前發表的手跡中找出來湊到一起的。宋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也在電影記錄片裡被作了突出報道。

　 《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談話︰毛問宋彬彬叫什么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

由于這段對話，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8月18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劉少奇和鄧小平從原來的第二、第七號人物，變為第八、第六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在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在1966年7月26日晚上的北京大學的萬人大會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的面前，彭小蒙用她腰間的銅頭皮帶打了剛失勢的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就絕不僅僅是關于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

在8月18日大會后大規模升級。校園暴力和殺戮全面展開。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根據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在調查所及的115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所有這些學校在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有︰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北京第52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邵慶玉，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一名女語文老師（名字中有一“嫻”字。），北京宣武區白紙坊中學（現名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楊俊老師，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負責人梁光琪，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師黃組彬，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龐乘風，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師朱慶頤，南京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

這個名單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殺的人。

1966年的夏天，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監獄，甚至殺人場。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有人說，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嚴重的一種人，是中學老師。這是符合事實的。他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毆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樣被打死，有的留下終身殘疾，有的在飽受摧殘后自戕。

殺害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們的學生。學生當中，當時高二和高三的學生年滿18歲，其他四個年級的中學生還是未成年人。小學老師也被打死，而小學裡年紀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文革領導人發動鼓勵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打人殺人，鼓勵他們變成殺人凶手，這不但殘忍，而且邪惡。

暴力攻擊也急速延伸向校外，當時被稱為“紅衛兵殺向社會”。其中的主要行動，一是燒書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師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飯館的服務員，一個18歲的單身女子，被綁架到校中化學實驗室裡，被綁在實驗室的柱子上，紅衛兵用軍用銅頭皮帶抽她，慘叫聲一陣接著一陣，傳到門外的甬道上。來來來往往的人聽到了。后來慘叫聲漸漸安靜下來了。學校的校醫被叫來看，校醫說，瞳孔散了，人已經死了。這個女子當時的罪名是“流氓”，18歲的女服務員當然正在戀愛的年齡，與“流氓”何干？即使有不當行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懲罰？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學生又有什么權利來充當行刑人？可是在當時沒有人站出來問這些問題，也沒有人製止這種虐殺。她有六個哥哥，都是工人，他們后來曾到學校來哭訴小妹妹之死。1966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7個人。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卞仲耘的學校所在之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為。當時西城區一共有61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五個半人。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放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1，772人。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大于此數，但此數已經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卞仲耘死于8月5日，她的死尚未計入此數之中。1966年8月5日發生的卞仲耘之死，是8月殺戮的開端，經過三個星期的發展，在8月底前后達到每日被害人數的最高峰。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打死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居民，還視之為偉大功績，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的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

五、試圖討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飯時候，在學生飯廳，聽得到的是輕狂的議論和對被鬥者的譏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園裡並沒有發生沒有因殺人引起的驚恐與不安，相反卻彌漫著一片亢奮高昂的氣氛。一群群紅衛兵學生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褲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說話高聲大氣。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權，使她們興高采烈，自我感覺無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動文革巨輪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領導過文革的上層人物。半年以后，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打倒”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師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問她︰“喂，聽說你在紅八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三個人。”在1966年8月，這個14歲的女生把“打死三個人”當作“吹牛”的內容。這個八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那“紅”是人的鮮血。八月殺戮在文革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殺戮建立的思想原則，和人血一起滲透了整個文革。

在這樣的環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議，甚至不能表示他們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兒當時才九歲，她回憶說，媽媽死后，她發現父親王晶堯睡的草席的邊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親為母親的死，悲憤萬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聲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嚙草席，來壓抑悲慟。一年后，抄家的風潮過去了，他們在家裡的衣柜裡給卞仲耘布置了一個“靈堂”，把卞仲耘的照片貼在柜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門隨時可以關上，不讓外人看到。母親是被紅衛兵打死的，供奉她、紀念她，可以被說成是“對文革有仇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這在當時也都是大罪。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內，王晶堯不僅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們夫婦青年時代的朋友祁式潛，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員而且被批鬥以后，服劇毒殺虫劑“敵敵畏”自殺；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8月6日，他們的大學同學劉克林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樓跳樓自殺。無數人的生命被剝奪，幸存者卻只能保持沉默。

自從1966年8月5日慘劇發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間，關于卞仲耘的死，沒有任何報導和記載。在文革時代留下的關于革命的種種報告和“大事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難者們，都被吞沒于所謂“紅八月”的氣焰沖天的革命紅光中。關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當時的文字記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師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寫了一封信給家屬，描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經過，並表示同情和憤慨。寫信人是語文教師張靜芬。但是，當時寫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還有意改變了筆跡，因為一旦被發現，寫信者可能遭到跟卞仲耘一樣的命運。這是一個黑暗年代中僅存的道義之聲。同時，這封信也讓我們知道，那時的人們就有清晰的是非觀念來裁定這是暴行。文革在當時並不是大部分人熱衷的革命。然而，無邊的“紅色恐怖”使得不同的聲音從無機會發出。人們在銅頭皮帶和死亡面前壓抑了良知。多數人屈從了少數人的野蠻和殘酷。

五年之后，1971年，在1966年8月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后，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1978年，中共北京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堯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裡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他的這一努力沒有結果。

王晶堯也開始設法要在法律上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殘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學生，他控告一個在1966年6月23日“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鬥爭會”上“揭發批判”卞仲耘，而且製造偽証，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以此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系問題。事實上，因為不準“鬥爭”對象自我辯護，加上凶暴的“鬥爭”方式，這種利用文革機會陷害人、報私仇的事情大量發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刑事訴訟法》地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這個所謂“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說法，對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是否適用，是一個未經法律論証的疑問，因為文革延續了十一年才宣告結束，文革開始十四年后才被共產黨自己“否定”；又因為，在文革時代，如果膽敢批評文革案件，就被稱作“翻案”，而“翻案”又屬于“現行反革命”活動，因此在“追訴時效期限”內起訴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這種前提下使用“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說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兩年之后，在她的學校中，1968年8月11日，有一位化學女教師胡秀正在被“隔離審查”時墜樓身死。關押她的“罪名”沒有別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丈夫（也是中學老師）幾乎被打死。她認為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她一家不屬于被驅逐出北京的范疇，所以試圖糾正她所遭遇的“錯案”，把自己一家從慘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邏輯是，如果你不屬“敵人”范疇而被整錯了，你要改變，那么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對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劃進“敵人”范疇。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訴紅衛兵殺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當時，王晶堯馬上就會去法院告狀。他當時就買了一個照相機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傷痕，留下了証據。殺人償命，是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規則和常識。但是在那個時候，警察和司法系統都受命不保護被打被殺的人。假使王晶堯在文革中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關押起來。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屬只有忍氣吞聲，根本不可能起訴任何文革時代的冤假錯案。在文革結束后，檢察院對文革案件如此實施“追訴時效期限”，實際上是使得起訴文革時期的非法迫害事件從根本上變得不可能了。

這樣的處理方法並不是孤立的。與此同時，北京第六中學自設監獄打死人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打死校長沙坪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幾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沒有人為此受到法律上的懲罰。決定如此處理1966年紅衛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錯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他強調對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他主張給受害者平反，同時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胡耀邦的這一決定，被認為是對早期紅衛兵的偏袒，也是為了掩蓋文革的起因。眾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殺害大量中學老師和北京市民的紅衛兵，以一大批高級干部的子弟為首；同時，紅衛兵的八月殺戮和毛澤東的鼓勵有極為明顯而直接的關系。

王晶堯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決定不服。他不屈不撓繼續上訴。他也通過他認識的高層權力圈子裡的人，包括全國人大代表，試圖推進這一案子。但是沒有任何進展。又過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最高檢察院的決定說︰

“經複查，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游鬥、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為，此事與ＸＸＸ沒有聯系。因此，不能認定ＸＸＸ犯有故意傷害罪。

王晶堯同志反映ＸＸＸ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鬥會上曾揪過卞的頭發。經查，王晶堯同志反映的情況沒有其他証據的印証。即使這種情況能夠得到印証，也是運動中的過激行為，不能成為《刑法》規定的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這個決定說了誰對卞仲耘的死沒有罪，卻沒有說誰對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檢察院有責任追查死因。其實，在法律上，對謀殺案件，沒有“追訴時效”限製，不論任何時候發現証據，就能起訴。對于殺人案，哪怕沒有人為死者告狀，檢察院也應當充當公訴人，起訴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檢察院知道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這一點上，檢察院指出的確實是事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最早發生大規模校園暴力迫害行動），他們就應當追查北大附中。事實上，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師和學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1966年8月27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2天之后，中國科學院大氣所工人陳彥榮在家中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抓走並于當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園裡，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檢察院對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殺戮也未追究。

最高檢察院這樣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追查紅衛兵產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會查到熱烈支持過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江青和毛澤東，雖然江青已經作為“四人幫”的一員在毛澤東死后被抓起來，並被判了“死緩”，毛澤東的責任還是不準追究。審判“四人幫”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電影界人士。因為江青曾經在上海當過演員，在這一迫害中，江青的個人動機和罪責十分明顯。1966年的紅衛兵暴力，則很難被解釋為只是江青一個人的責任，因此就不加追查。這樣的法律追究方式，顯示了政治需要對審判的客觀與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線無法越過，即使是文革結束十多年后依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堯已經走到了頭。他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討回公道的努力令人欽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報紙和雜志發表了一批文革受難者的故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級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這些文章中，也很少說及他們是怎么死的。這些文章主要意在為死者“恢複名譽”，而非說明歷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殺”是新的禁忌，不見于報刊文章。一個新的短語被常常使用︰“被迫害致死”。這個說法相當含糊，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才理解這個詞背后的那些“鬥爭會”、棍棒、銅頭皮帶和“隔離審查”，以及各種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另外，報紙和雜志顯然有一個按照死者地位高低來決定是否發表“平反”文章的準則。正因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嚴重的迫害的中學老師們，不夠“資格”被媒體報導。千萬教師們在文革初期成為第一批犧牲，刺激起了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文革領導人並沒有因為中小學教師無權無勢而饒過他們，當文革結束時，他們的死亡和痛苦卻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體如此，到2000年為止出版的三部文革通史和兩本關于紅衛兵的專著，都沒有提到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忽略教師們所受的迫害，不僅是因為媒體並不把普通人和高級干部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對待，還顯然是因為這種大數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報告，會改變對文革的大圖景的描述，從而也會改變對文革的性質的分析，以及引起對文革的責任的深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線。官方規定了對有關文革歷史書刊出版的嚴格限製。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今天寫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問，為什么殺死卞仲耘？為什么殺死和侮辱、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樣的教育工作者們？

作為教育工作者群體之中的一員，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從一開始就被毛澤東設定為文革的打擊目標。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和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都明確說明了這一點。迫害從6月開始。“工作組”把師大女附中劃為“四類學校”，把卞仲耘劃為“四類干部”，組織“揭發批判會”對她進行“鬥爭”。8月，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並將之撤銷，同時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指責，直接導致了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開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師大女附中是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的學校之一，那裡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6月之后一直充當運動的先鋒力量。這兩個局部條件和整個大形勢的交匯合成，導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當年北京市中學工作組的負責人、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了解情況時，胡克實為當時把卞仲耘劃成“四類”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組劃成“四類”，才在工作組撤出后首當其沖被紅衛兵打死。在文革結束之后，胡克實自己也經歷了種種攻擊和“鬥爭”，他能道歉是相當難得的好態度。總的來說，這樣的道歉並沒有出現很多，更多出現的是推諉、隱瞞甚至否認歷史事實。

假若卞仲耘能在1966年的紅衛兵暴力中活下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又會遭到新一輪的迫害。那時，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濤副校長，被連續“鬥爭”過48個小時。那時掌管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說她“態度惡劣”，要“打態度”。他們組織學生輪流“鬥爭”胡志濤。學生鬥累了輪流睡覺，胡志濤則連續48個小時沒能睡覺。在這樣殘酷的“鬥爭”中，這個學校在1968年有三位老師自殺︰化學老師胡秀正，語文老師周學敏，歷史老師梁希孔。胡秀正老師死時只有35歲，留下了5歲的女兒。周學敏老師溫和文靜，她的語文教學法曾受到教育領導部門的宣傳推廣，這給她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上過梁希孔的課的學生說他是個非常詼諧的人，他的歷史課生動有趣，很受歡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難以承受“清隊”中那種陰暗殘忍的體力和心理的雙重折磨。梁希孔老師上吊自殺。

如果能活過1968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那么在1969年，卞仲耘可能會像當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在校園暴力中活下來的校長們一樣，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會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勞動。然后，林彪發出了所謂“一號命令”，在這一以“戰備”為名進行的又一輪清洗城市的行動中，他們被“下放”去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時，他們才被允許回到學校。

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在文革中被該校紅衛兵嚴重打傷。他的腎臟被打出血，頭上的一個大傷口長久不能愈合，還受到各式各樣的侮辱。毛澤東死去兩年后，1978年，他重新成為清華附中的校長。他從1960年開始擔任校長，當了6年校長，被整了12年，1992年病故。他曾對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別是他對高干子弟的特殊照顧作了反省，他以為那和紅衛兵的產生與暴行有很大關系。但是他的這些看法未能成文發表。這一代教育工作者經歷了人生的如此劇烈慘痛的經驗，他們的遭遇和中國現代教育及學校體製發展變化密切聯系。他們如果不能為后人留下他們的記錄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當卞仲耘這樣的校長們被鬥爭、被毆打、甚至被打死的時候，毛澤東換上了另一類人來領導教育界。1968年7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掌管學校。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是遲群、謝靜宜，這兩個人還同時掌管北京大學。遲群是毛的中央警衛部隊的一個副科長。謝靜宜是毛澤東的機要員，初中教育程度，原來的職位是在毛身邊接電話收文件。作為對比，卞仲耘讀過大學，是資深共產黨員，在中學當過教員和教導主任等一系列職務才升到了副校長。把卞仲耘這樣的校長打死，把教育界的領導換成初中教育程度毫無學校經驗的毛的身邊人謝靜宜一類，毛澤東對教育界的“奪權”方向，相當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來改造學校。原有的學校製度被改變︰取消了學校的考試製度，大學沒有入學考試，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推荐大學生，等等。這些改變一直順利實行，未遭反對。但是，難道毛澤東是因為這個目標而要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實際功用之一，但是殺害她和類似的人決不是文革領導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為了“教育革命”，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從文革發動者的角度來看，也難以找到為了革命的目的而一定要采取這種暴力手段的“理由”。

1966年8月5日，當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正在舉行，在這次會上，軍隊的最高負責人林彪被提升為第二號人物。象卞仲耘這樣的手無寸鐵的中學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對文革造成任何威脅。所以，如果要找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最大動因，應該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個人嗜好。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說過，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無法無天”可能會給這樣的人帶來一種放縱的快樂。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歡“無法無天”。但是，只有毛和江這種掌握了至高無上權力的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獲得的“無法無天”的享受，因為他們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們可以在欣賞這種樂趣的時候，又不必擔心被懲罰。他們的女兒的老師被打死了，他們卻未有任何惻隱之心。在1966年，毛澤東和林彪，以及其他文革領導人物常常出席群眾大會，在震天的口號和歡呼聲中接受致敬。他們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殺戮中，包括在對受害者的種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製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學老師。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殺害的時候，歷史斷裂出一道深淵︰文革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來殺人的時代開始了。校園殺戮震動了文明的基石。卞仲耘，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死，標志了這個血腥時代的開始。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記住在文明的進程中可能發生什么樣的逆轉和災難。

卞仲耘任職的中學，現在已經改名為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1993年，筆者到校中攝下這張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這座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四個住在樓裡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有人在這兒被打死，這是真的嗎？我們什么都沒聽說過。”

（全文完）

請看《那天， 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讀者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