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干部”並在會上被“斗爭”。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斗爭”“黑幫”。他們“斗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在７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 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后，控製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副校長胡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后，開“斗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準，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斗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么。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涌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著，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游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裡的沙土用鐵□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后，“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裡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臟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斗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后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８月，那時天色還亮，但有紅衛兵不準工友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７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終于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尸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蓋，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他們四個人也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尸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盡管是黑白照片，但尸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尸體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醫生証明卞仲耘死于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愿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后，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尸體。他不愿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后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尸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証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盡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二、通向死亡之路︰劃為“四類”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據她生前寫的一份自傳，她是安徽省無為縣人，她的父親原來很窮，先當錢莊學徒而后自己開小型錢莊，后來當了縣商會會長。１９３７年她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員，其他時間就補習國文、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隨蕪湖女中遷移到長沙，參加戰地服務團。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又轉入齊魯大學，１９４５年畢業。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產黨，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統治區。王是她在大學的同學。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調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共產黨總支付書記、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時，５０歲，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１７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王晶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得到政權后，學校的負責人都換成了共產黨員。師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毛澤東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裡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干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聯系。

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納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要學校的老師說服李納，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后來，李納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系。就工作關系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的老師。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開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

實際上，宋彬彬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確號召“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兩個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對一批電影和舞台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擊。這兩個文件，當時只傳達到高級干部，普通人並不知曉。高干子女則通過“內部消息”早在五月間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文革部署，並開始有所準備。6月1日晚的廣播是一個全面展開行動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學校首先開始攻擊學校當局和教師。不僅師大女附中，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斗小組”，也都是在6月2日開始貼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等人的熱烈支持。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原校領導“靠邊站”。工作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每個年級有一個代表成為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的學生成員，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

在卞仲耘掌管學校的時候，學校給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別的關心，班級和學生會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學生干部還是選舉產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當學生干部.雖然並沒有“每個學生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但是學校當局顯然並沒有認為大官的子女就應該在學校裡也壟斷權力、當學生中的大官，這也是多少年來教育界的傳統和原則。在皇帝時代，科舉考試製度就是相對獨立于權力系統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規模開始之后的第一個月，在學校裡才出現了這種在校園裡高干子女掌權的現象。他們最先發起攻擊學校當權者的行為，后來被稱為聽起來相當浪漫的“造反”。其實， 看看事實，就知道這不但不是什么向權勢者“造反”，而且從開始就是極權勢力的一次直接擴張。

工作組進校之后，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組製定了從“普遍揭發”到“重點揭發”兩大步驟的計劃。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且不論是否有這樣一個軍事政變陰謀，即使有，也不可能會讓一個中學付校長知道。但是沒有人發出質疑，也不準本人辯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狀”是“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証據之一是，在數年以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者，優先錄取干部子女。劉少奇的女兒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錄取。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証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當局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裡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這些“罪狀”，其實如果允許討論，中學生也會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組大力支持，推波助瀾，這類大字報越寫越多。這些大字報還被分門別類整理，並用蠟紙刻寫后油印出來，裝訂成冊。在卞仲耘的這一冊上，卞仲耘的“罪狀”的分類條目是︰

反毛澤東思想，誣蔑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系，低級趣味。

這樣的罪狀大綱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們從這樣的材料以及當時的罪狀羅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這一“革命” 的實質內容，它在打擊了具體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時，還徹底貶損了“智育”、“升學率”這些觀念，並高度強調突出“毛澤東思想”、“黨”、“社會主義”、“三面紅旗”這些概念的無上權威。

除了這類政治性術語的攻擊以外，大字報上有大量的謾罵和侮辱性詞語。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紅叉，后來就只被寫成“卞賊”等等。以下所錄的是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之一，1966年6月下旬貼在她家的門上︰

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系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還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這就是文革開始后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粗魯，無理，野蠻，充滿暴力性。“他媽的”，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在校園裡被當作“革命”風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媽的”后來成為紅衛兵語言的特征之一。

僅卞仲耘一個人被貼的大字報抄件，就有十萬來字長，錄自數百份大字報。當時，一張大字報紙的價錢是五分，中學生食堂的伙食費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報的筆墨紙張加漿糊的成本，就相當于一天的飯錢。在文革中，當局無限提供製作大字報的紙張、毛筆、墨汁和漿糊。實際上，如果只有當局思想上的鼓動而沒有這種物質上的支持，這樣的“運動”也是無法形成的，也只有控製了精神和物質的所有資源的當局，才可能發動這樣的“革命”。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大會開始后，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個學校負責人押在台下。在這樣的大會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台“揭發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對不少這樣的人來說，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脹感，使他們根本不會考慮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會中，有學生跑上台，用學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后揪著她的頭發把她拖起來。工作組不加干涉，繼續對卞仲耘“揭發批判”。

會后，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她當時處于受攻擊的地位，這封信裡的描述應是不含夸張的，因為她是希望得到一點保護，而不是要批評文革。如果她造假，“誣蔑群眾運動”會成為更大的罪名。她寫這封信，是希求上級能出面幫助她。這封信沒有得到答複。

“工作組”把學校負責人和教員以及學生都作了“排隊”和“劃類”，即按照“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二類是“有錯誤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的”，四類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按照西城區工作組負責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向鄧小平的匯報，西城區的“劃類”結果是︰北京西城區的61所中學，一類3•3％，二類33•3％，三類58•4％，四類5％；476個中學領導干部，一類4％，二類42％，三類40％，四類14％。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長胡志濤都被定為“四類”。

工作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寫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關于卞仲耘，寫道︰

多年來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收羅和重用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份子；極力向青年師生放毒，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搞宗派活動，培植個人勢力；貪生怕死，追求低級趣味，十分欣賞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劃為四類。

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為“四類”的“理由”!這份文件的行文，顯示了那時的文革當局如何給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標準定罪。工作組所列的這些“理由”中，第一項不是事實；第二、三項是基于認定教師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前提，實際上任用教師並不是中學校長如卞仲耘所能控製的事情，教科書都是統一編寫的，教學大綱是教育部製定的，教師是“統一分配”來的。另一項“貪生怕死”是指她曾勸人要花錢買營養食品之類，“貪生怕死”能成為劃作“四類“的根據，是典型的荒唐的文革標準。至于“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不過是指卞仲耘曾經告訴同事，她比較適合穿綠顏色的衣服等等。

這類私人談話在大字報上被“揭發”出來，就成為定罪材料。另外，這一材料未經卞仲耘本人看過，更談不上讓她說明事實或自我辯護。

對被劃成“四類”的人，工作組不但開大會“斗爭“，而且決定在運動結束后送到農村勞動。這是一個相當冷酷的決定，而作這決定的就是多年來領導卞仲耘的上級們。當“革命”需要打擊對象的時候，上級們就可以翻臉不認人，把一個個活人當作靶子拋出來，批判斗爭，處分懲罰。冷酷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特征。

7月5日，鄧小平召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聽取匯報，並對他們作了指示。從談話記錄可以看出，鄧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組適當處理。鄧小平詢問“斗”了卞仲耘幾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組報告打了一次，鄧小平立刻強調了不要打人。另外，對西城區的排隊“比例”（見上文），鄧小平提出，要“爭取一部分三類變成二類”。但是，對工作組把師大女附中劃為“四類學校”以及把卞仲耘和胡志濤兩個副校長劃成“四類干部”，鄧小平沒有表示異議。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了當年鄧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的講話，但是把日子提前了一個月，錯寫成1966年6月4日，並且省略了關于卞仲耘和把學校負責人“劃類”的部分。此書也未提到卞仲耘或任何其他人被劃成“四類”以及后來被打死。(《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這一講話見第19頁。)

1966年6月在北京領導文革的，是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劉少奇曾經親自聽取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匯報，並就如何“斗”師大一附中的校長劉超等作了詳細指示。上文說到，大字報曾攻擊師大女附中沒有錄取劉少奇的一個女兒，那個女兒后來進了師大一附中，文革開始后，她在師大一附中最早寫大字報攻擊該校學校領導。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安排是︰在對中學校長和教職員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群眾性的“揭發”與“斗爭”后，命令所有的教職員工“集訓“，即集中居住，揭發問題，逐一檢查交代，分批檢討過關，然后對“問題”大的人“定性處理”，最后，在秋天結束“運動”。不僅北京，全國的中學都如此作，包括學校稀少的邊遠地區。在很多地方，中學教員全部離家到專區所在地集中。在那一過程中，有相當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殺了。

在師大女附中，1966年7月23日，全體教職員住在馬神廟小學“集訓”，大部分學生被送去軍隊“軍訓”，一部分被認為“有問題”的學生不被準許參加軍訓，而是被送去農村勞動，一小部分“左派學生”留在城裡參與對教職員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紅衛兵暴力

上文寫到，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文革的時期，卞仲耘已經在6月23日大會上遭到毆打和折磨。但是，如果照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雖然已經被劃為“四類”干部並將遭到嚴重處理，卻不至于被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沒有經過工作組的批準，自行“斗爭”了幾十個“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打他們，給他們戴高帽子，強迫他們下跪，用繩子勒他們的脖子，往他們臉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組批評了這種做法。劉少奇把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簡報轉發全國，他的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他並不是反對“斗”，但是反對“亂斗”，也就是說，他要的是在“工作組”領導下的“斗”。

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文革。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組”控製學校的時候，卞仲耘已經被劃成“四類”，已經在工作組主持的群眾大會上被罵被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既然這還被毛澤東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發動學生把校長老師打成殘廢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滿意了。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階段已經開始的相當殘酷的“斗爭”再次升級。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學，宣布北大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進一層，8月5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于北京大學製止“亂斗”的文件。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斗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通過一連串的措施，對校園暴力的限製被統統撤銷了。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各校的學生開始免費乘車互相訪問，當時稱作“革命串連”。學校裡首先發生的一個大變化，是校園裡果樹首先遭殃，蘋果和梨那時還是青的，都紅衛兵摘掉吃了，枝頭的青柿子苦澀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園裡充滿破壞和惡毒的心理氣氛。

紅衛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干部子女組成的。現在，根據新的“對聯”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斗爭”，二是不需要任何批準就可以“斗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一些班裡斗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斗爭會”的時候，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45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繩子拴著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著“黑幫，不許動”，氣勢洶洶地闖進了幾位學校負責人集中在那裡的一間辦公室。他們有的拿著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著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他們，他們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裡，對丈夫說，打死一個象她那樣的人，“就象打死一條狗”，她已經知道大禍臨頭，但是毫無辦法。第二天她還是去了學校。事實上，這時候的北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也無處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8月5日上午，胡志濤副校長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負責人，告訴他，他們在中學裡人身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幫助。但是，給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學校去吧。”胡志濤在失望中回到師大女附中。當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傷。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么。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製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沒有覺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學生的亂棒之下。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拋棄了、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

她的丈夫王晶堯，拿著醫生在紅衛兵虎視眈眈下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証明，將卞仲耘的尸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她在那裡被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