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大龄
















莽大龄教授生平

作者：莽东鸿


莽大龄，1901－1968，男，蒙古族，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凌辱，7月6日晨，在学校附近的南湖投湖自尽，终年67岁。

莽大龄1901年农历六月初五生于吉林市郊区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他22岁参加东北军，曾任邹作华将军中尉副官、郭松龄将军上尉参谋。1926年贷款留学，在日本就读一年后，到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学习，半工半读。1932年5月回国。1935年担任南京中央军校的中校政治教官。1938年集体加入国民党。1946年到位于吉林市的长白师范学院任教，担任英语系主任还兼任省教育厅考试委员。1949年随校迁住长春。莽大龄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以后，先后任东北师大图书馆秘书、英语教授和英语教研室主任，以及校委会委员。1957年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后任民革师大支部主委、市大专支部主委和省、市民革委员，还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文革开始后，莽大龄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遭到“批斗”。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莽大龄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不仅被全市游斗，外调人员更肆行逼供信，对莽拳打脚踢。在一次北京某单位外调人员强迫他承认原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是他在三四十年代派遣的“特务”的逼供过程中，心灵的极度痛苦以及无望的前景，使他于1968年7月6日清晨绝望地选择了自我解脱－－自溺于师大附近的南湖中。

他临走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妻子杨素秋说的：“党的政策是好的，但是这个罪（按指不被相信并屡次被毒打）我实在受不了。”就是在自尽前，他还希望他的死，会被看作是因为他在湖中摸蚌因意外抽筋而不幸溺水死亡的：他放在湖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几个已经摸出的湖蚌……。

莽大龄的养子莽东鸿 先生，对父亲感情很深。感谢他为本网页提供了关于莽大龄先生的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所谓“全市游斗”，是当时采用的一种“斗争”形式，通常是在被斗者的胸前挂上有“罪名”和侮辱性词语的大牌子，在“革命造反派群众”的押解下，在城市的街道上游行示众，有时是步行的，也有用大卡车进行的。在“游斗”过程中，被斗者还可能遭到殴打。这种“游斗”，对被斗者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很大的折磨。这种“游斗”常吸引大量围观者，包括儿童。围观者所受到的道德上智力上的损害，也不可低估。2，之所以莽大龄自杀的时候还要制造是意外事故造成而非自杀的假象，是因为当时自杀被当作反抗文革的罪行，不但死者罪加一等（本网页上有自杀身死的人死后还被开“斗争会”声讨的例子，请看“吴维能”和“李季谷”。），而且会株连家属带来更大的迫害。

莽东鸿先生说：“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为莽大龄“平反”时写道：“所谓‘特嫌’问题，纯属冤案。并由于逼供信导致死亡，应按因公死亡对待。”

死者长眠，已经听不见关于他的任何说法。“应按因公死亡对待”，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党委的独特发明。在文革结束和被否定后，一些受难者的“结论”都是这样写的。当时，精疲力尽受尽磨难的家属们没有可能为此作这类词句上的争执。现在我们要问：文革是“公”吗？少数独裁者发动领导了这场残暴血腥的文革，人民从来没有一点权利来对文革有任何疑问。这里有什么“公”的影子？现在，由于文革发动者的罪行没有被清算，生者和死者，都还得继续忍受这种假话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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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的儿子寄来的原文。

受难者名录：

莽大龄（Mang DaLing.1901-1968）蒙族，吉林市人。东北师大外文系教授， 民革吉林省委、市委委员、长春市大专支部召集人；市政协委员。

1967年5月，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头子”。1968年“清队”运动中，不堪凌辱，7月6日晨，投长春南湖自尽，终年67岁。

纪念文章：莽大龄教授生平

莽大龄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爱国人士，他参加过东北军，之后留学日、美，又为抗日救国奔回祖国。在上海，他与包括王若飞妻子李培之在内的进步人士为友，从事进步活动，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他舍弃教授和中校职位，参军当兵。1939年底震动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阴谋叛乱案”－－“莽案”，他是为首者，后来还被押解到重庆接受高层审讯。他对国民党失望了，对共产党则充满希望。解放后，他对共产党和新社会忠心耿耿，受到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不料，“文革”却使他遭受了没顶之灾……

莽大龄1901年农历六月初五生于吉林市郊区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他22岁参加东北军，曾任邹作华将军中尉副官、郭松龄将军上尉参谋。莽大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在青年会馆，他边弹大正琴边讲救国抗击外强侵略的道理，讲到激动时，砰然一声把琴摔在一边。此事在吉林广为流传，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1926年后莽贷款留学，在日本就读一年后，于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学习，半工半读。在国外，他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件先后爆发，1932年5 月他怀着强烈的抗日救国之心，停学回国，于北平找到老上司邹作华将军商议抗日事宜，旋同赴上海，欲乘苏轮经苏联进入东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但因故未果。莽不得已滞留于沪、宁等地，以教书为业，先后任家庭教师和光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还曾任教于南京农学院。他同时结识了陶行知、李公朴、穆木天和陈影和（申报主编）等进步人士，还与李培之（王若飞之妻，当时化名李英，在上海文库任俄文翻译）相识并成为好友（莽当时只知李及其丈夫“黄敬斋”都是共产党员；“黄”被囚于山西监狱，生死难料）。莽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及工人文化教育，包括举办与资助工人夜校等活动，还是穆木天主持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得知被列入蓝衣社黑名单以后，他一度逃往广州，于中山大学任教。1935年秋，经军界留美同学汤武介绍，莽担任了南京中央军校的中校政治教官，他在讲授三民主义和经济、地理的同时，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年已36岁的莽大龄，为了掌握作战技术走上前线，毅然脱下军官服，申请成为军校第14期的炮兵学员。一个曾经留学国外、回国当过教授的中级文职军官，竟然自愿当兵，剃成光头，与年轻人一起摸爬滚打，此事一时成为轰动军校的新闻。1938年秋，莽被调至位于贵州都匀的炮校受训，并集体加入国民党。

“莽案”经过。都匀炮校的政治部在炮校中大力进行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已有一定了解的莽大龄对此十分不满，公开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国际上应中苏合作。他同时广泛联系同观点的学员（多是东北人），与不同观点的学员辩论，曾举行过连队规模的辩论会；他在辩论中还拿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作为依据。在炮校中，莽本来就是个被注目的对象：许多人知道莽担任过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他的两个书箱中有许多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政治书刊并任人借阅；他留学美国又休学回国抗日、弃教授参军、弃官当兵－－种种事情令许多人难以理解。还有人知道，莽在南京中央军校任教时，经常往返于共产党活动频繁的上海，这也令一些多心的人怀疑可能与“共党”有联系。炮校中还有一批“黄埔派”（军校派），正企图把“东北帮”势力压倒甚至赶出炮校。所有这些都成为“莽案”发生的背景。

1939年4月的一天，炮校突然紧急集合，莽大龄等14人被叫出， 他们被收缴了身上的所有东西以后，立即被分散关押于附近的农村中，莽与他的好友吴植楷被单独关押于远处的一个农村中。当时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严重！后来才知道，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阴谋在军队中组织叛乱”，由于认为事态严重、紧急，故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关押期间，莽两次写信给炮校教育长邹作华，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爱国青年；这是伍? 定（炮校政治部主任）想制造一个共产党案件，以便把炮校的东北派赶出去，使炮校成为黄埔派的天下”。有关部门的调查，也发现并非“共党阴谋叛乱”。一个月以后，他们被释放，炮兵总监刘翰东向他们宣读了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的“安慰电”，他们也继续正常学习。

过了二三周，5月的一天深夜，莽大龄被突然逮捕，并被押解到重庆， 先后被关押于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将军的卫士连长室和重庆行营的警卫连长室。其间，莽被当作“共党分子”多次审讯，他的一本《战略与策略》（斯大林著）书内写的同意斯大林观点的批语，也被作为证据。莽则继续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否认搞叛乱，也否认那本书中的批语是他书写的－－那是他在遵义的一个小书店购买时原有的（后来经核对笔迹也证明非莽所写）；同时继续申明自己的“国共应合作抗日、反共错误”的观点。莽被捕后，炮校学员王契刚曾带着要求保释莽大龄、并有大量炮校教职员和学员签名的上诉信，到重庆行营营救莽大龄。

最后一次审讯是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行营主要负责人贺耀组主持的。莽再次申明：“我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我主张国共合作，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国民党好，两党如不合作抗日，国家亡了，一切也就都亡了。”经过这次高层审讯，又找不到其它“共党”证据，于当年年底莽被察看释放，交由炮兵总监分配工作。

在这件当时被称为“莽案”的事件中，第一次被捕的14人，其中有吴植楷、张金鉴（后改名为张海门）、倪泅、黄庸、王伯言、郑荣芳以及石岩（?）等人。 炮校以外被捕的有杜弘如（原任都匀税警团中尉政治教官，后退职开饺子铺）、陈莺（杜弘如之妻）。后来，张金鉴、杜弘如等人投奔了延安，并在军政部门任职。

通过“莽案”，莽大龄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实面目。1940年至1941年春，莽大龄虽然先后担任了宜昌荆宜师管区中校参谋、炮兵总监中校监员、军训部校阅委员会中校校阅官，后来还担任过经济会议（后改为总动员会议）秘书、专员、庶务科长等职，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皖南事变后，莽辞职重新执鞭教学：他与新婚妻子－－抗战初期曾任广西学生军女生队分队长的裴曼娜，共同开办了“私立曼龄英语补习学校”。莽大龄以他那地道的英语和认真的教学工作，享誉陪都，一些美国飞行员也常来校与莽晤谈；他同时还兼任吉林省流亡政府秘书、设计委员。其间，莽与中共在重庆上层从事统战工作的东北老友阎宝航结为好友（二十年代他们在沈阳相识），并参加了阎主持的东北政治协会。莽大龄夫妇还曾同去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拜访。1944年莽应邀兼任重庆市第七区区长兼三青团上清寺区分部训导员（还参加“袍哥”，被推举为“大哥”），他的条件是不要工资及不离开教学。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位经历不凡才干出众的蒙古族东北人，曾赠送莽一幅有他亲笔书写“莽大龄同志惠存”的个人戎装12寸照片。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在重庆进行。经阎宝航联系，莽大龄非常高兴地到中共代表团住处拜访，并与代表团成员、东北老乡宋岱热情交谈。他曾问宋：“在党内好还是在党外好？”宋答：“一个样，都可以为党工作吗。”回家后一连几天，莽都处在亢奋之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上海好友“李英”的丈夫“黄敬斋”是中共要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王若飞：一天，他的姐夫胡体乾来访，问莽：“李英的丈夫‘黄敬斋’，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是谁啊？”“哎呀呀，你那个‘黄敬斋’就是王若飞呀！”莽被惊得目瞪口呆。后来王若飞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从报纸上看到李培之写的悼念王若飞的文章，才知道“李英”的真实姓名。

不久，莽大龄将家迁至北平，继续开办英语学校。1946年冬，莽安排好英语学校，带着11岁的我，应邀赴位于吉林市的长白师范学院任教，担任英语系主任还兼任省教育厅考试委员。终于返回到离别达20年、日日夜夜思念的故土，莽大龄充满激情。他走亲访友，并寻找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踪迹，包括他曾经游玩过的吉林北山。他还买了匹铁青色的马，进城办事，常策马而行，这对于他，也是回味青少年时代蒙古族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对于学院师生和吉林市的一些市民，却成为好奇的一景－－一个身着西服的大学教授，竟然骑着马在大街上走。

此时，内战兴起。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已经深恶痛绝，向往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他曾在全校大会上引吭高歌：“瞧吧！黑暗就要休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博得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掌声。他与吉林、沈阳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中的黄埔军校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不隐瞒他对时局的观点。解放前夕的吉林市，以长白师院为首的学潮此伏彼起，国民党警察当局怀疑莽大龄是学潮后台（街头小报也有“莽大龄是赤色分子”的宣传），派特务严密监视。莽忍无可忍，一天，他牵着我直闯警察局二楼的局长办公室，站在室中，面对着特务头子严正斥责这种迫害行径，还说：“要抓就抓，何必总派人跟着我！”1948年3月7日深夜，窗外传来国民党部队以及一些百姓，逃往长春的急促步行声和嘈喳声，莽静静地躺在床上，安慰着被惊醒的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民新时代的来临。

莽大龄以满腔热情投入解放初期的学院教学事业，时任学院的教务长；1949年春随校迁住长春。他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以后，先后任东北师大图书馆秘书、英语教授和英语教研室主任，以及校委会委员。1957年莽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师大支部主委、市大专支部主委和省、市民革委员，还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莽大龄以赤子之心对待新社会，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生活非常俭朴，对自己要求很严；一位同事八十年代初在港著文称莽：“政治热情之高为教授之冠”。抗美援朝时期，在“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他将位于吉林市河南街商业区的祖传24间房产全部捐献出来. 莽大龄在1962年还应统战部门的邀请，写信又通过广播电台向当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先生－－三十年代莽在上海任教时一个曾在校走廊打铺睡觉、刻苦求学的学生，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讲话。对于他的亲友，也无不以“努力进步”予以鼓励。1960年8月，他还作为吉林省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京举行的民革中央全会扩大会议， 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他没有忘记早已过世的父母，六十年代初，他参加省民革参观团到吉林市，与三弟相见，谈到往事时，他还说自己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非常遗憾。三弟想起自己有一幅父亲遗照，急忙找出。莽恭恭敬敬地向父亲遗像深深地鞠躬，一回身见到站在面前一群在新社会长大的侄儿侄女，他惭然地说：“是个老地主，啊？”人们都笑了。从他个人的婚姻生活来说，有过不幸，第一次与我母亲裴曼娜的婚姻生活只有六七年，第二次与吉林武秀英的婚姻维持了十年；第三次与原籍四川简阳的杨素秋的婚姻，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温暖、关怀，然而，这种幸福生活才度过七年，就被“文革”浩劫所破坏，陷于无比的痛苦与悲哀之中。

“文革”初期，莽大龄也曾积极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运动，他在信中还多次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我，在运动中“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紧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办事，以大无畏精神，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还告诫我：“绝大多数党组织是好的，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个人决不可以按照自己平时感觉爱恶或兴趣去揭露去批判”。1967年5月间， 北京的一份题为《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长篇大字报传播全国，其中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监委书记的李培之，诬为“叛徒”，并株连莽大龄，诬莽是“国民党特务头子”。莽知道后，十分冷静，因为事情并非如此，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于1950年前后以及以后交心的补充交代，已把我的历史全部如实的向党交代了，最近由于这一问题的发生而又重复将一些详细情况，向革命组织汇报了，但基本事实无变动。这一点，我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早已把我历史中的大问题，都如实的交代过，虽然以前的观点或分析不够十分正确。”尽管东北师大的红卫兵对一贯表现很好的莽老师仍然持比较客气的态度，军队部门派专人来长春向莽调查“莽案”时也没有为所欲为，而一伙来自北京的狂热而蛮横的红卫兵却没有放过他，莽曾被他们押往北京逼供，并被大打出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莽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不仅被全市游斗，外调人员更肆行逼供信，对莽拳打脚踢。面对所有的迫害，莽决不为使自己少受肉体痛苦而说一句假话，哪怕是“证实”他人的“问题”！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毫无申辩的权力，尽管他对于所有的质问，一次次的作详细地再说明，仍然被审查者们蛮横地否定。在一次北京某单位外调人员强迫他承认原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是他在三四十年代派遣的“特务”的逼供过程中，心灵的极度痛苦以及无望的前景，使他于1968年7月6日清晨绝望地选择了自我解脱－－自溺于师大附近的南湖湖中。他临走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爱妻杨素秋说的：“党的政策是好的，但是这个罪（按指不被相信并屡次被毒打）我实在受不了。”就是在自尽前，他还希望他的死，会被看作是因为他在湖中摸蚌因意外抽筋而不幸溺水死亡的：他放在湖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几个已经摸出的湖蚌……。

“四人帮”垮台后，东北师大党委为莽平反：“所谓‘特嫌’问题，纯属冤案。并由于逼供信导致死亡，应按因公死亡对待。”师大治丧委员会在“莽大龄同志追悼会”的悼词中说道，莽大龄“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作出了对人民有益的贡献”，“为台湾回归祖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莽“政治上不断进步，工作上勤勤恳恳，教学上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

莽大龄先生的坎坷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人民的一生。值得莽大龄先生在天之灵欣慰的是，他热爱的祖国正兴旺发达，两岸关系虽波折不断仍有所改善；他生前为之努力工作的东北师大正欣欣向荣；师大同人并没有忘记他，包括他在台、港的亲友在内的许多人也还记得他。我作为长期生活在莽大龄身边的亲人，更深刻地体会到莽大龄先生的高尚品德，他将来自广西小县城当时才8岁的我扶养成人， 待非他亲生的我如亲子，慈爱有加，二十多年如一日，应非常人所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