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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偷牛粪的贼 作者：杨子平
“你当过贼吗?”
“当过!”
“偷过什么?”
“偷牛粪。”
“什么偷牛粪!你开玩笑吧! ”
“不! 是真的, 我不但是个偷牛粪贼, 而且还算是个辨别牛粪的专家.比如距离30米, 我一看就知是水牛或是黄牛拉的,拉了几天。 ”
“那你知道是公牛或是母牛拉的吗? ”
“不知道! 正如我们男人, 女人拉的粪形状都是一样吧。”
“能告诉我, 你当偷牛粪贼的详情吗? ”
“唉! 说来话长了…….。’’
1972年的7月23日, 当时我插队在明溪县梓口坊大队 ，和我父母, 弟妹也在一起。父亲原财政局干部, 母亲小学教师。因父亲解放前曾任省银行派驻金门的经理, 是国民党员, 大家可想而知这种成份的人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活靶子。文革期间与单位的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 每天胸前挂个牌子, 站在中山公园南门口示众, 被斗, 被打, 母亲因受父亲的牵连也被批斗, 罪名是将我与弟弟的旧衣服送给比我家更穷的学生,说她是想收买工农兵子女, 最后在七零年下放。
下过乡的都知道,7月份是农忙季节, “双抢” 抢收, 抢种, 每天顶着星星下田, 披着月光回家。由于我正患 “打摆子”发烧两天在家休息, 近中午的时候, 公社特派员老洪带着两位县保卫组的彪形大汉 (当时已砸烂公.检.法.没有公安局,只有保卫组)来到我住处, 喊一声： 你被捕了! 一付手铐就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老洪对那大汉说他正病期间, 铐前面吧 (唉! 有被铐过的人清楚, 铐前面是爽多了!) 。 我被押往大队部, 一会儿高音喇叭叫得震天响, 当晚七点半批斗现形反革命分子杨XX (由于文革期间我到一友人家聊天中骂过江青,林彪, 并在他家中收听过台湾与澳洲广播电台的音乐与新闻。友人中一“犹大”向有关部门举报, 结果以收听敌台, 并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为罪名, 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三年有期徙刑) 。
我在插队期间，没有偷鸡摸狗，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搞的很好，我的生产队长，甚至经常在劳动间隙叫我唱几首比样板戏好听的歌曲让大家解闷，因此当晚的批斗会没有遭到皮肉之苦只是象征性的喊些政治口号：XXX不老实就砸烂他的狗头,等批斗会开完, 躺在大队部的地扳被蚊子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押往县看守所。唉！讲到文革期间的犯人，文革期间的监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惨”！
我从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关进看守所到七三年的元月二十四日送劳改场，这半年期间没有洗过一次澡,不要说洗澡, 连洗脸, 刷牙都没有。文革前我曾看过一本书叫 红岩”里面的囚犯也有享受放风呀! 你说一个人半年没有洗澡身上是股什么味? 就连号里的马桶也要等到粪汁四溢才让倒也不让清洗。 倒完马上回房, 动作稍微慢了, 拳打脚踢。由于我睡的地方紧挨着马桶, 整天被氨气熏的泪汪汪, 以至于现在老了都影响视力。
当时的看守所每天早晨六点敲钟起床, 到晚上九点躺下。 你不要乱动坐好, 一旦发现在号子走动, 或者在墙壁打蚊子, 那就要将手伸出号房门上那一个供看守人员观察里面的动静与送饭的的小窗户, 由那些公安战士大力反扳你的手指头。 经常听到喊疼的惨叫声, 有位江西籍的公安班长特好折磨人, 每有他当班时都要抓一两个犯人来扳手指取乐, 听犯人的惨叫声他才舒服。 还要边喊：王八蛋! 你这个王八蛋! 以至大家给他取个绰号叫王八蛋班长。
由于长期没有晒太阳, 没沾水, 没磨损。渐渐地人皮肤变得又细又白, 一种僵尸样的苍白。由于没有走动, 关久了, 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当 然除了失去自由, 还有一点就是饥饿难耐。 我们同号的犯人, 曾在一次倒马桶时乘看守人员不注意, 以闪电式的速度, 采了一颗菜地里还末成熟的包菜放在马桶里, 回到号房里每人分到两菜叶生嚼。当时那个饿哟就可想而知! 过后我才知道,下放在明溪的父母, 每星期都有送吃的食物给我。 比如妈妈特别加工的 “炒面茶”饼干等, 可我从来没有收到, 也许看守人员拿回去给他子女吃 。那个年代普遍缺衣少吃, 可狠心的狱卒, 半年来你扣留了几十次, 总要让我尝一次吧! 但没有! 你连一次都不肯“恩赐” 。平反后, 有人劝我上告, 我说算了吧! 厦门话讲”老婆都死了还在乎那“破尿壶了?!”
我是被送往泰宁县朱口公社一劳改场服刑的,一到劳改场像我这种政治犯还大有人在。有人打破毛的石膏像判了八年; 有人无意中撕破印有毛的头像邮票被判四年。反正那年月连烧窑工人讲句: 如刮西风就好了,(灶口向西)也被抓判刑, 即来之则安之吧, 咬牙再熬两年半!
由于我刑期短, 由于我属于不是偷鸡摸狗的政治犯, 由于我会教犯人唱歌“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 颇得干部信任, 让我可以单独推一部车, 到朱口公社的大街小巷去拾粪 (牛,羊, 猪, 狗, 有粪就行)。 任务是半天拾一车, 这样就有文章开头所说的偷粪作贼的经历。
我是一分队的, 二分队也派一位政治犯K先生去拾粪。你说一个小公社的大街小巷那来的哪么多粪好拾? 就算有副鹰一样眼睛去搜索,半天也无法拾二车粪呀! 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老百姓的牛栏中去。我和K先生配合一人进牛栏中去偷, 一人在外放哨。有人来了就哼印尼民歌“哎哟妈妈”, 人走了, 就哼 海港之夜” (唉! 难怪我后来在知青艺术团的男声小组唱“海港之夜”中会唱的那么溜!) 。
我俩用接力的, 当时年轻,手脚利索, 很快就搞好两车。但时间还早不能回场呀! 我们就将车拉到小溪边。 犯人是没有手表的, 但我们已掌握规律, 观望公路上的班车等第三班车过了就是近中午了, 我们再回场。在小溪边伴随潺潺的溪水我们探讨人生,文学, 音乐, 相互学习一些好听的歌。他也有一付好嗓子, 有时我俩也来个二重唱唉!有过几次我被农哥的孩子堵在牛栏里, 我立即装出一付圣诞老人的笑脸, 掏出袋中母亲寄给我的水果糖, 行贿小兄弟, 求他放我一马, 结果都OK!
当时劳改场以种水稻为主, 遇到夏收夏种那是起早摸黑。周围的老百姓也到稻田里拾稻穗, 主要是些妇女儿童。 有一次管教干部李队长叫我去将一妇女的拾了半篮多的稻穗连篮一起抢来没收。当时这位大姐是在另一块田里, 我跑近时小声警告她快跑后, 自已伪装滑倒在地, 这位大姐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跑了。而我也遭这干部大骂：“没屌用!”
过后有一次在拾粪的路上我遇到这位大姐, 当时快过年了, 也许她刚回娘家回来。 一见到我她立即将手中抱着的小孩子放在地上(大概一,二岁吧!) 并将孩子袋子的花生, 桔子等统统掏出来送给我。我再三推辞, 因为我看到这孩子的眼中含着泪水, 好像说：”妈妈怎么将我要吃的东西, 统统拿去送人, 而且还是一个犯人. 当然这孩子不懂我是囚犯, 可这大姐懂, 当晚我在牢房里想要 怎么来回敬这位善良好心的大姐, 钱与粮票都保管在管教干部处。 而现有的每件衣服都用油漆写上犯人两大字, 唯一能送人的就是家里寄来的当时还很紧缺的肥皂, 。第二天我怀带着一块劳动牌肥皂, 准备送这位大姐, 可是等了几天没遇见。过后我调离朱口, 再也无法报答大姐这人情债…….。大姐, 今天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 还记得此事吗? 当时你手中的小孩子, 现也三十好几了, 你们一切都好吗? 有机会与我联系, 我会涌泉相报的!
七四年我们这些政治犯, 统统调离朱口, 往深山老林里集中, 开始最艰苦的劳改生涯。在七五年的夏收夏种中, 有天晚上已十点多了 (清晨四点就要下田) 每人挑着一担百多斤的稻谷沿着漆黑的山路回劳改场, 当要过一独木桥时, 我已精疲力竭。 实在没办法, 我当场许诺： 谁将我这担谷子挑过独木桥 , 就将我晚餐的那份饭送他吃, 好几个囚犯相争。稻谷是被挑过了桥，可当时我力气已用尽, 只好回场拿一担空的箩筐来将这担稻谷分成两担。这样来回折腾搞到近十二点才结束，晚餐的饭也没有了。只好将妈妈寄来的“面茶”冲水止饥, 赶紧去洗澡, 躺下休息因为再过三小时, 照样要下田干活…….。我就这样在厦门话指的“仙山” 修练”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当时的刑满并没有按时释放, 仍无自由。 一直拖到七六年才将我遣送回厦门 (下放农村的父母已在七三年回厦门原单位) 。可厦门公安局以我原插队在明溪县为由不接收, 我只好在七七年初又回到原插队的明溪县沙溪公社梓口坊大队落户。当我回到离别了五年的梓口坊时, 第一位见到我的农哥很惊讶!(他们以为我肯定死在劳改场) 大喊:“XX回来了” 没人鄙视我是劳改释放犯, 政治队长老黄还来帮我挑行李。 唉! 这些可亲可敬的农民呀! 他们知道我不是坏人, 他们用纯朴的胸怀接纳了我。
第二天我就受生产队所派 ,到公社水库工地当民工, 开山修路, 扛石, 打石子等。住在用茅草搭建的工棚, 有专人蒸饭, 但菜自备。我经常用蚝油淋饭当菜吃上个把月, 当然与劳改场或看守所相比, 已是从地狱回到人间, 虽然四人帮已倒台但仍没看到曙光。公社一 付主任, 见到我, 仍不忘咋呼几句要“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不过报上已陆续刊登一些文革受迫害的名人家属的记念文章。比如我含着热泪看了陶斯亮缅怀他父亲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对比开国元勋, 彭德怀, 贺龙, 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冤死狱中, 主席夫人王光美也在监狱熬了八年。 全国有多少人在文革浩劫中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一个小老百姓, 能活到今天已是万幸, 就这样阿Q的安慰自已。
终于在七九年的四月, 在沙溪公社, 县法院的院长与县里的头头来开万人大会, 为一些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知青平反。我记得有位叫庄树德的知青已上吊自杀身亡, 由他弟弟来代表开这平反会, 法院院长宣布我们这七位知青无罪, 重新获得第二次的政治生命!
七九年的七月我已六十二岁的父亲退休让我补员。 本来是父母干啥, 补员后的子女也干啥。 可那年由市劳动局统一安排, 我因未婚, 可进国营工厂就这样我安排到当时多少人想进的厦门罐头厂, 分配到酱油车间。 友人知道我在罐头厂羡慕地说：”好呀! 你小子生活在花的海洋里 (意指该厂女工多, 好找老婆), 我苦笑答：是的, 我在海洋上的孤岛, 是孤岛上的鲁滨逊。因为我当时在酱油车间一个人排大缸与配制盐水, 周围没花。进厂时我已34岁, 第二年在老同学的帮助下, 介绍认识了同样成份高, 也下乡上杭十年, 在电机厂工作的三十一岁的老姑娘, 就是如今我的太太。我在三十六岁时上天赐我一个与我像一个模具印出来的儿子, 如今他已是中学的美术与书法老师继承了他奶奶当教师的衣钵。
我进罐头厂后由明溪县法院寄来三年的冤狱补助费, 由于我是知青没有工资好补, 只好以每年五十元共一百五十元。我将这笔用我青春, 用我与亲人的泪水, 换来的150元买了一部自行车。可骑没几天,自 行车也被偷了, 够冤吧!
唉! 我们这代人, 有人形容是时代的殉葬品。 发育时遇上困难时期(晚自修时,饿的头昏眼花), 之后, 又是文革, 上山下乡, 计划生育, 下岗等几乎什么灾难都要让我们尝。以前穷, 没东西吃, 。现在老了, 血压, 血脂高, 血液浓, 尿酸高, 想健康,想多活几年, 这也不敢吃, 那也不能吃, 够倒霉吧!
现在我儿子他们这代人根本无法理解文革时期一些丧失人性的疯狂做法。 这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有多少个家庭搞得家破人亡? 一个国家如没健全法制那遭殃的还是广大百姓, 列宁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而现在有些人就是忘记这段灾难。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一座“文革博物馆”以示后人, 可巴老生前的愿望无法现 …….。
今天我不是在写小说 (因为小说能虚构), 我只是将三十五年前的一段往事, 如实地, 有节制地展现在你面前。在劳改场我听到从各地不同看守所送来的囚犯, 据他们的耳闻目睹与亲身经历, 明溪县看守所在文革期间算“温良,恭俭让”了。我希望亲爱的祖国千万别再有第二次的文革, 希望进一步健全, 完善法治社会, 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
我历经众多苦难后, 已退休在安享晚年, 我知足了正如赵本山的小品“心病”中有句台词：“人生的富人与穷人最终的归宿就是那个“小匣子” 。现在温饱已解决, 其他的有什么好计较? 曾经一人之下 , 亿万人之上的林彪摔死在异国他乡, 不可一世, 害人无数的江青吊死在她的住所, 而受尽磨难的我还活到现在。这不应了那句“谁笑到最后, 谁笑的最好吗?” 《知青之歌》 的作者任毅曾被判死刑, 劫后余生后, 写出震撼人心的《生死悲歌》最后用他作品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回忆录吧：
“我长时间地想,想把我的历史告诉大家, 但一直辍笔不耕, 心中余悸尚存仅是一方面的原因实在是不想撩开这心灵的伤痕。当我提笔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写完这篇文章时, 那是因为：有知青插队这碗酒垫底,天下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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