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珙,男,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经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83月,他被指控书写“反动传单”,被关押在武汉大学校园中,被毒打致死。时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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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科学家张资珙

                                   ――活活被打死的教授

 

                             项烁

 

一个西装革履满面红光,戴着眼镜,叼着烟斗,夹着公文皮包的大教授昂首挺胸走过武汉大学新三区25 号的门口,另一个身着青布长衫的教授正背着手在门前的小菜园旁踱来踱去。    

   “张公,刚下课?”穿长衫的教授笑嘻嘻的问。

   “戴公,听说你不敢上课了!徐懋庸(武大当时的党委书记)就这么厉害?”张教授放慢了脚步,一边说一边走到了菜园旁的石榴树下。

   “我们不同,您教的是化学,不分阶级;我教的是会计,专门防止坏人贪污的,现在人人都觉悟提高了,没人贪污,我也要改行了..哈哈!”戴先生打趣的说。

   “你也太谨慎了,你看我连讲义都不换,全部英文。什么崇美恐美,和化学有什么关系?...”张先生把手中的皮夹打开,拿出几张纸晃了一下。

   “你们的行当好,不过我看现在很少有人穿西装了...”戴说.

   “你不也穿长衫吗?”张问。

   “这是在家里,出门我一向是穿中山装...”戴不紧不馒的回答。

    ......”两人都笑了。

   这是父亲在病榻上向我讲叙解放初期张资珙先生的轶事。张先生是一个爱说爱笑诙谐幽默的教授。我还听人说,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还没有家喻户晓,只有教社会科学的教师才翻阅时,就有人在张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四卷雄文”。好事者好奇的问,张先生也研究“毛泽东思想”?他笑嘻嘻不加思索的回答,避邪!他太爱说俏皮话了,有时很难自制,许多学生记得他讲的“笑话”。他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起钓鱼,蒋先生一钓就是一条,毛说,看来重庆的鱼还是姓蒋。蒋说,不是的,是鱼看到毛先生都不开口了!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刚解放思想改造运动中全武大的教授只有张资珙一个人不能过关。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先生后来被划为右派,为什么一解放没几年他就是“老运动员”(整肃的对象)了。

五十年代张先生住在特三区,和李国平教授共一栋平房。李家有七个孩子 ,小时候我几乎天天去玩。张先生家门口有一块非常漂亮的草坪,四周围着矮墩墩的冬青树,长大后我才知道学名是女贞子。厨房后面有一小片竹林,绿汪汪的,现在想起来,真逗人爱。我和李教授的儿子李德华偷锯过他家的竹子做水枪,没有被张伯伯发现。他家的草坪不让我们在上面玩,里面有许多花草我都叫不出名,这个草坪被后来的住户朱竞尧、苏兰(俄国人)、查全性院士保存了下来,一直到前年修新房才毁掉。在我孩时的记忆中只进过一次张家。大约是在1958年春天,我迷上了集邮,邮册整天放在书包里,一有空就和小朋友交换邮票。一天下午,我们一群人在缪(恩钊)家草坪换邮票,张伯伯叉着腰在旁边看。看着看着他拍拍我的肩膀指着一张三角形棕色的邮票说:

“小朋友,我和你换这一张邮票吧!”

这是一张外国邮票,我也不知是那个国家的。就问:“你给我什么邮票呢?”

他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后就说:“你到我家去挑吧。”

记得我是和潘耀泉教授的侄儿潘祖康一起进的张家。现在想起来,窗明几净、沙发、钢琴、盆花...套一句现代年轻人的话说,真是太了。当时的武大教授中肯定找不出第二家。

  张伯伯拿出了好几本大邮册让我挑选。他告诉我他想要的我这张邮票是哥斯达黎加的邮票,他已有了不同颜色的三张,他也不知道几张是一套。我问,这张邮票可以换几张?他非常大方的说:“你随便拿吧!”他还告诉我,我的小本子上有一张袁大头的开国纪念邮票(是程纶伯伯给我的)不要随便换给别人了。我当时不好意思多拿,记得只挑了三张中国邮票和两张外国邮票就出来了。回家告诉爸爸,他吃惊的说,他还有心思玩邮票?现在想起来那时已是反右运动以后了。

 张家大约在五十年代末就搬到山上一区去了,我想当时的搬家一定和张先生被划为右派、“白旗”有关。否则张太太怎么舍得那精心修饰、培育多年的花园草坪呢?读中学后已很少有张家的印象。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在西山头下看到张太太向几个武大的太太讲述她的病情,从她和太太们的神情看,似乎不太好。她还穿着小花的旗袍,那已经是革命的前夜,很少看到旗袍了。

  另一次是文革开始后,在环山路上碰到几个学生簇拥着张先生向一区方向走去,他仍然抬着头,毫无蹀躞蹒跚的脚步。几年前我爸爸就学会低着头走路了。

  张资珙先生是武汉大学死得最惨的教授。文化革命的1968年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的年代,到处武斗成风,一开年武汉市就出了一桩大案。大约是在元月三日出现了反共产党反对文化革命的传单,因此称为1.3案件。据说办案人员分析了传单以后,估计这是一个有学问、中英文都不错的老人在平坦的书桌上干的。而且此人身体不差,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 不知道是那个利欲熏心想立功的佥壬小人想到了可怜的张先生。老先生身体硬朗;老右派肯定仇恨共产党;有中文、古文和英文的底子;家里有平整的好书桌;能写一手好字...条条符合假想。一个豁达、开朗、自尊、敬业的老学者,一个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的“弱者”就这样被卷入了冤案。在“革命”时期,只有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头猪,才能换取安宁。但依他的人格、个性和脊梁,是决不会屈打成招的(我爸爸在病榻上的话)。最后只有惨死在卑琐、贪婪、兽性、野蛮者的拳脚和棍棒之下!终年六十四岁!

   病中的爸爸还告诉我,实际上张先生是个快活的学者,除了爱说俏皮话以外,从不多谈政治,针砭时弊。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得到许多武大教授的帮助,其中就有张资珙先生。可惜的是后来各类文章和李约瑟自己的回忆中常提到的是石声汉,为他做了不少事的张资珙和吴南薰却很少触及。

   张先生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从小勤奋好学,尽管其父亲是进士,还当过驻日神户的领事,但他15岁就拎着藤箱只身进了上海的沪江大学,为了补贴生活,他还到邮局兼了个每月40元的差。20岁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年的助教。他发奋学习终于考取了“庚款”官费去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John.Hopkinsn University)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就回国到了厦门大学任教。 中科院院士王佛松曾回忆说,在武汉大学求学的日子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张资珙教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但比较挑剔的老师。他给学生的分数一般都较低,4分就是很高的分数了,但我的毕业实践论文他居然给了唯一的5分,这是很难得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要求我写一篇综述,题目是‘共沉淀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他从如何选题、收集资料、出提纲,以及内容章节段落和安排都给我进行详细的指导。...张先生是我做研究工作的启蒙老师。

    我老在想,依张先生的脾气和性格,在被打得死去活来时,一定要说话,依他的人格、中西文化的根底和素养,讲出来的也一定是有血有肉的真话,弄不好还有类似于“去留肝胆两昆仑”或“莫须有”一类的名词名句,可惜无法觅得了!但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人记得,现在不知在何处高就的黎进军先生大概就心里明白。现代医学发达,人越活越长,但得老年性痴呆的老人却越来越多。他们痴呆了,但往往会将以前刻骨铭心的事和话讲出来,我期盼着那一天,人类文明又可多一丁点儿遗产。

 

                                      庚辰年清明于珞珈山

 

 

 

附:张祖彦教授的回忆

   19683月上旬我因痔疮从河南回武汉动手术,回到珞珈山一区29号父亲家中就发现家中很不正常,爸爸把书全都捆了起来。他说,可能会让我搬家,已经通知我到新三栋去集中居住了。他还说,他离不开书,想带几本书去看。并一再嘱咐我,让我想办法送一张小书桌去,看书方便一些。我知道爸爸最爱看书,抗战时他老人家在香港,外面打炮、扔炸弹,他全然不管自顾自地看他的书。我劝他带点粮票去,他说有几十块钱够了。爸爸一向非常乐观,从不在乎别人如何。给他送去了小书桌后,我去医院割了痔疮。手术后第二天,我到学生新三栋去看他,一见到父亲我就呆了,他完全变了模样,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人平躺在木架子床上,一支脚撂在床上,另一支斜挂在床边,垂在地上。眼镜已破碎,扔在一边。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被学生打了。我问,它们为什么打你?他说,不知道?

  记得当时是一个姓姚的学生负责,我问,我父亲怎么回事?他说,你父亲的问题严重,可能与1.3案件有关。当时,我一下就懵了。我心里非常清楚,1.3案件是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反动传单案件,父亲决不会和所谓现行反革命的事沾边,可那是什么年月啊!我请求它们把父亲送到医务室去,它们说,我们会处理,你不要管了。我又问,我能不能来照顾爸爸?它们命令我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姓姚的,他告诉我爸爸已死了。并说可能是畏罪自杀,我又去找当时化学系的负责人,记得是姓唐和姓王的,他们都吞吞吐吐,不知可否。我一再希望他们核实死因,他们劝我将父亲遗体火化。记得我被吉普车送到街道口的殡仪馆,一见父亲的模样,实在是无法接受了,太惨了!我实在不愿意说了!我签了字,同意尽快火化,并明确要求火化前一定要解剖、尸检。要确定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回到一区山上,家中一片狼籍,一塌糊涂,每一个角落,每一页书都被翻过了。

  后来我曾多次问化学系的负责人解剖、调查的结论,他们总是含糊其词,不下结论,并说好象不是服毒自杀。回到了焦作学校,“一打三反”中,学校派人去武大调查,武大说父亲是畏罪自杀,理由居然是,张资珙是学化学的,当然知道挨了打不能喝凉水,他故意喝了凉水,所以是自杀。1982年给爸爸平反开追悼会时,我们才知道黎进军这个名字,我们也写了诉状,听说他当时在宜昌,只判了8年。所谓1.3案件可能至今没有结果。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爸爸常说,他身体好,起码可以再工作20年。以后有机会也许还可以把书出版。可惜的是他去世后,他毕生收集的全部资料和手稿都找不到了,片纸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也不知到那儿去了。最后剩下来大约1/3的书籍我们还是赠送给武大了。

     平反后,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给父亲墓碑的题词是:“杰出的科学家,忠诚的爱国者。”

       (电话交谈,根据笔者记忆复述,差错由笔者负责)

 

武汉化工学院 自动化系(430073) 戴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