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双光

严双光，男，1929年出生，四川成都132工厂（现在已经改名为峨嵋XX厂） 工程师。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1971年9月8日在兰州空军司令部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被打死。家属见到尸体时，看到他身子肿胀，嘴里只剩了一颗牙。他被打死时42岁。

1996年，笔者曾经访问严双光的弟弟严四光先生。他介绍了严双光之死。

2001年，笔者在电脑网上读到了《严济慈先生访谈录》（金涛，中国科技史料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第 20 卷，第3期， Vo1.20， No.3， 1999，可见于网上“新语丝文库”，www.xys.org ），其中说到严济慈的第二个儿子严双光怎么在文革中被打死。

严济慈生于1900年，浙江省东阳县人，到法国留学学习物理学。他是把西方现代物理学引进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文革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在这个很长的《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有一段是关于他的儿子严双光的。

（文革中）“最要命的事情是我的二儿子双光，他在成都132厂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是副总冶金师，没有总冶金师。132厂是苏联帮助建的，设备都是苏联提供的。据说他是看不惯厂里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他有一阵子逃了出来，在外面流浪一年半，也不敢回家。后来回家，造反派半夜三更派人抓他，他从火车上跳车跑了回来。以后他以为形势好些了，自己又回到厂里，结果被造反派关起来活活折磨而死。1971年9月7日，我们接到双光已死的电话，我同四光火速赶到成都，双光躺在一领芦席下面，遍体鳞伤，嘴里只剩下一颗牙……造反派不让我们看尸体……那时赵紫阳在四川，我在成都见了赵紫阳，希望他过问此事。直到1981年双光的事才得以解决，给他开了追悼会。”

这段谈话的记录中有两处删节号，原文如此，这一定是因为严济慈当时非常难过，甚至哽咽流泪，才造成这样的不连续。这也造成了没有说清楚在“造反派不让我们看尸体”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又看到了尸体，并知道他的儿子“双光躺在一领芦席下面，遍体鳞伤，嘴里只剩下一颗牙……”。但是他一定是看到了，否则不能有这样的细节，特别是“嘴里只剩下一颗牙”这样的细致观察。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痛彻肺腑的记忆。

笔者访问过这里所提到的“四光”，也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他告诉了我他了解的严双光之死，比严济慈在这里说的详细。

因为也看到《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严双光的儿子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很是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同学曾经严小雄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在小学和中学里，严小雄的同学听说的是：他的父亲去世了，因为在作化学试验的时候出了事故。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被文革害死的，一直以为他是死于工作试验事故的。

对于对文革时代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人被害死了，不但完全不可能诉诸于法律伸张正义，还蒙受可怕的罪名，并且连累家属。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可能，人们都尽量隐瞒这样的事情，比如，用这里采用的方法，把被谋害说成是死于偶然的事故。特别是，严双光的儿子只有9岁。这样的方式对孩子来说，在当时是最有利的。

严双光的孩子在那时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爷爷奶奶在北京，他们养大了他，并编造了关于他父亲之死的故事来保护他。但是，即使在今天，偶然发现这种向儿子隐瞒父亲之死的故事，使人不禁对严双光之死又增添了一份悲愤之感。

《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关于严双光的叙述比较简略。以下是笔者对他的弟弟严四光的采访记录。采访时间是1996年6月19日。采访地点是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严双光1929年生在法国，1952年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昌320飞机厂，这个飞机厂原来是蒋介石时代由德国人帮助建立的飞机修理厂。严双光参加过制造第一架飞机“新中国青年号”。这架飞机现在放在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1959年，严双光被调到四川成都132厂。这是由苏联援建的一百多个工厂之一。严双光在南昌时是中心实验室主任，到成都后是厂里的副总冶金师。当时实行苏联的“一长四师制”，即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冶金师、总设计师负责制。文革起来，他被“批斗”，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都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厂里打得一塌糊涂，两派用飞机上的机关炮互相打。他离开了工厂。後来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牛师长在街上被杀，说是跟他有关系，还说他是武斗的幕后指挥，其实他当时根本不在四川。“造反派”在全国通缉捉拿他。在秦岭上，他被抓住，他告诉抓住他的人说，他若被送回成都一定没有命。抓住他的人後来把他放了，对外说他能飞檐走壁，逃走了。因为他生在法国，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也是文革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1971年，他被关在兰州空军司令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忽然说他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我和小弟弟去料理后事，看了，嘴里只有一颗牙。身体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但是身子肿胀，听说是用铁链子裹着塑料皮打的，所以成这个样子。那里的墙上、地上，都写着很大的墨笔字：“打倒严双光”。

他是1971年9月7日死的。我们是9月10日到的。跟我们接谈的军人，几天后突然不见了。因为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他们和林彪有关系，被关起来了。後来，那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管人被关到北京秦城监狱（秦城是北京郊区一个专门用来关押高级干部和特殊的政治性犯人的监狱。）。我们要去问那个人双光是怎么死的。到了秦城，办了手续，等了几个钟头，监狱的一个主管人员出来了，问我们来作什么。我说：我哥哥被他整死了。那人问：“就是一个人？”意思是一个人不算什么严重的事情。那口气和那表情我永远忘不了。他认为只是一个人的死，不值得问。一个人被打死被当作小事情。不让见。我们只说了一个人被整死，就是那个人亲手杀死的，也轮不到提起。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害死人的事情太多了。

1978年胡耀邦过问此事。当时赵紫阳是四川省委书记，给他平了反。写 “结论”时，说他是“好党员，好干部”，什么好词都放上了。

双光留下一儿一女，爷爷奶奶养大的。

双光在建厂过程中，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主张质量第一。没有听他的。结果，一个飞机厂，贴进了四个厂的钱。厂房都推倒了两次重建。试飞摔掉很多飞机。

听说他被关在“学习班”里，是用机关枪押着的。被毒打以后，又押去“批斗”，上楼梯时倒下来，死了。

是军队干部整死了他。

以上是严双光的弟弟严四光讲述的关于严双光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严双光37岁，正是年富力强又有经验的工程师。从1966到1971，是文革最残酷激烈的时候，他被打死。用几年的时间，迫害死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厂的领导人，除了满足一些人的权力欲和虐待狂以外，对社会和人民有何益处？而且，不管他是谁，打死他都是大犯罪。但是这不仅仅是打死了他和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还因为“不可杀人”这一最重要的社会信条被破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为了自保，也要学会害人。在这中间，有一大批人不事生产，不作工作，在10年文革中长长短短地充当打手，手上染了别人的血。有一批人的灵魂受到了毒害，在这样残酷的迫害失去了良知，把别人的生命当视若弃履，甚至变成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当一个人的被谋害不能让社会成员呼吁社会公正，却迫使受害者家属忍气吞声，甚至掩盖血迹，强装欢颜，整个社会被毒化了。

当年，严四光的家人到秦城监狱去向那个军队干部调查他的死亡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就死了一个人？”因而被拒绝。那个时代在继续害死很多人的同时，不把一个人的死看作重要的事情。文革对生命的蔑视的价值观可能一直延伸到几十年后的人们的思想里。在文革后，在关于历史文字中，这样的一个一个的“一个人”依然几乎是永远被忽略不计的。象严双光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地位级别不够高，关于他的追悼会就不会见报。他的事迹又不被认为可以当作“反四人帮英雄”来宣传，所以也不会被报纸杂志纪念。这种对待历史和个人生命的价值观可能导致什么严重后果，是我们今天应该想的问题。

由于文革的受难者们被忽略不计，历史的大图景发生了大的歪曲。这几年来，有人开始质疑当年毛泽东给林彪的罪名：“叛国投敌”与“篡党夺权”，试图修正对林彪的评价。这些罪名可能是没有足够事实根据的，也许林彪真的没有想要“叛国投敌”与“篡党夺权”。然而，我们要知道，林彪的真正的罪行，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人的残酷迫害，比如对严双光的迫害，在关于林彪的记载中，是一直没有被报告的。林彪得势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不会被记录；後来，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指控中也不会有这样的内容，因为这类迫害是文革的主调，在文革中只有不断强化而从来没有被否定过。在笔者看来，对历史的这种“修正”是远离事实也远离道德原则的。

在文革时代，严双光的真实故事没有被告诉他的儿子严小雄。严小雄在北京的爷爷家长大。当时在小学和中学里，就开始给学生建立以后要终生伴随的“档案”。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要填写表格，报告自己的家庭的“政治”情况。表格上有一栏，叫做父母的“政治面目”。这个学生的将来和现在，都要和父母的“政治面目”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小学生年纪小，有的学生不懂表格里的关于父母的“政治面目”一栏是什么意思。在严小雄的学校里，有的学生填了“饭店骨干”，有的学生填了“长方脸”－－因为以为是指父母的身体外貌。严小雄在表格上填的是他的爷爷以及爷爷的职务等等。人们问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他说是在作试验的时候死了。他的同学们把他的填表的特别性，和在“政治面目”一栏里填上“长方脸”以及“饭店骨干”这样可笑的事情都连在一起并且记住了。他们今天把这些事情这和文革时代对所谓“政治”的强调的荒唐连在一起，但也仍然没有想到严小雄的父亲有那么不幸的死亡故事。严小雄的父亲的故事一点都不可笑，只是充满血腥。

因为他的中学同学的帮助，笔者後来找到了严双光的儿子严小雄。和他多次通信，了解到，他在进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了他父亲的死是一种什么样的死，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他的父亲也得到了“平反”。笔者寄给他上面的他的四叔的谈话记录，并且请他补充关于他父亲的死的事情。他说他不知道谁打死了他的父亲，也没有听说有人後来为此受到了惩罚。

当年，严济慈不得不向他的孙子隐瞒他的儿子是怎么被打死的，现在，应该是让真实的历史被记录和显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