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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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俊亭，河南省郾师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中国史。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校图书馆“劳改”。 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在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任上被划为“右派份子”。其后在校图书馆“劳动改造”。 文革初期，“革命群众”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和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们即由该校文科楼跳楼自杀。自杀时间应在1966年夏。 一个月以前，我在网上看到赵园女士的一篇随笔。在这篇文章中她回忆了青年时代的故事。她的父亲任教于学校。她在校园中长大。文革中，有两名父亲的同事，在校园里自杀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调查和记录文革历史，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发生在学校中的暴力迫害。1995年，我发表了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文章，报告了从未报告过的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对教师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迫害。这是对近百所学校的文革实况调查的结果之一。此后，这项调查和研究继续进行，也有新的文章问世。不但调查的学校更为众多，也涉及了文革的不同时期的迫害，并且了解到的受难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这项研究，因为首先是了解事实，而这些事实又是现有的文字资料没有记录的，或者仅仅保存于官方的档案中不准阅读，所以必须通过文革经历者才能了解到线索。事实上，这项调查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才得以进行。另外，我愿意将这项工作一直保持开放状态，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赵园女士的文章中的这一小段描写，自然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眼睛。 在她的文章中，她并没有写出这两位自杀者的名字，也没有写出他们所在的学校名字和他们死亡的确切时间。但是我需要知道这些。我写的是所谓“历史”，要求与一般的文章不同。我以为写作“历史”首先要求准确清楚的事实，而不是从理论或者想象出发。所以，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想到要给赵园女士写信。 另外，我也认识赵园女士。我是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她是研究生，曾经给我们上过两次课，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实习。也就是说，她曾经是我的老师。她是治中国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有相当有影响的著述发表。因此，虽然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她，我还知道怎么和她联系。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作什么，并且请求她的帮助，告诉我这两位文革受难者的详细情况。 实际上，这样的信我已经写过很多很多。因为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要作这样的研究，不可能使用官方的任何记录，也不可能作大批量的问卷散发，就只有用这样的一个一个写信和闻讯的方式来进行调查。 给赵园的信发出的时候，我检视了一下以往发出的这类信的存底。当我了解到一些受难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名字和地址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写信以求了解进一步的事实。但是，应该承认，我寄出的大多数的调查信，从来没有收到过回音。这个事实多多少少令人沮丧，但是可以理解。一是这些信可能根本没有送到收信人的手里，虽然邮局也没有退回这些信。第二，虽然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身份和目的，人们多给一个冒昧的陌生人回信心存疑惑。第三，文革时代的恐惧仍然在起作用，人们不愿意涉入这样一个“敏感题目”。另外，回忆事实，又是那么痛苦的事实，再写成文字，寄出，也确实是一大堆工作，并不是一挥而就的事情。 有一位网页读者，详细地告诉了我，她在给我回信之前，内心曾经闪过的念头，以及她如何战胜了因恐惧而生的犹豫而决定给我写信。她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因此，我不抱怨没有收到多少回信的事情，我只是对那些给我回信的人，心存极大的感激。这种感激，其实不仅仅在于我得到了需要了解的事实，也在于得到了心灵的支持。文革的阴影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摆脱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回忆和记叙文革历史的过程中，也许才可以得到心理的治疗。 很快收到赵园老师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她又作了一番了解，写出了这里记叙的两位文革受难者－－王季敏和仝俊亭－－的情况。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这两位受难者的遭遇：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是历史学者，都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失去了教师的工作，文革中，他们收到更进一步的迫害，自杀了。 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遭遇。在1957年，55万人（这是官方在1980年代公布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大很多。）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中很多人是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学习文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身受各种精神的和肉体的迫害。而且，他们的被剥夺与损害，对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学生起了强烈的警戒作用，使下一代人除了紧跟毛泽东，再不敢有其他思想。文革开始以后，对文化教育界工作人员的迫害比“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又扩大了很多倍，而且在使用暴力虐待方面也大大发展了。全国的学校都成为前所未有的学生打老师的刑讯场，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 除了校园里的暴力性的“斗争会”“劳改队”和抄家等等，还有一项独特的迫害活动，就是这里说到王季敏和仝俊亭面临的“遣送回原籍”。关于这一行动，我们现在还了解很少。这是一项用红卫兵的名义来发动的迫害，但是显然是在文革高层领导人的授意下进行的。1966年8月2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这个“通令”写道：“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支持下，红卫兵用暴力强制执行这个“通令”。1966年夏天，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之后，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长期以来，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这个“通令”也在全国各地张贴和执行。根据一份内部数字，在全国，从城市地区被驱逐的“牛鬼蛇神”有40万人。 这些被驱逐的“牛鬼蛇神”，被抄家和“斗争”后，被剥夺了财产和基本的生活资料，押送往农村。他们中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农村后饥寒交迫而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在1979年以后才被允许回到原来的居住地。 如果王季敏和仝俊亭不自杀，他们就会被“遣返”也就是被驱逐到农村，在那里继续作为“专政对象”而受苦。他们也难以活到文革结束。我们不应该误解他们的自杀。他们的自杀，实际上远远不仅仅是出于知识份子的清高和孤傲，而且是在殴打侮辱和漫无尽头的迫害面前无可选择的结果。他们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他们是1966年夏天的无数文革受难者中的两个。对于大量的死者，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赵园老师的帮助，王季敏和仝俊亭的名字，终于可以从1966年夏天的血水中浮出。 我非常感激赵园老师提供了关于这两位受难者的资料。我想，她提供这样的帮助，也是和她作为学者的身份和道德相符合的。尽管从事不同的领域，追求真实、理性和人道的原则，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所有的学者来说，该是相通的。在对待一个细节上，她实行了这些原则。 赵园老师在回信中还说了，我作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难度很大”。“意义”是否大，取决于各人的价值观念，这里不必讨论。“难度很大”可能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一点一点作，会得到人们的帮助，会一步一步地推进。 在文革中，郑州师范学院的受难者，可能不止王季敏和仝俊亭两位。希望其他的知情者，会提供其他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王友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