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俊亭


仝俊亭,河南省郾师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中国史。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校图书馆“劳改”。

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在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任上被划为“右派份子”。其后在校图书馆“劳动改造”。

文革初期,“革命群众”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和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们即由该校文科楼跳楼自杀。自杀时间应在1966年夏。

一个月以前,我在网上看到赵园女士的一篇随笔。在这篇文章中她回忆了青年时代的故事。她的父亲任教于学校。她在校园中长大。文革中,有两名父亲的同事,在校园里自杀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调查和记录文革历史,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发生在学校中的暴力迫害。1995年,我发表了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文章,报告了从未报告过的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对教师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迫害。这是对近百所学校的文革实况调查的结果之一。此后,这项调查和研究继续进行,也有新的文章问世。不但调查的学校更为众多,也涉及了文革的不同时期的迫害,并且了解到的受难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这项研究,因为首先是了解事实,而这些事实又是现有的文字资料没有记录的,或者仅仅保存于官方的档案中不准阅读,所以必须通过文革经历者才能了解到线索。事实上,这项调查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才得以进行。另外,我愿意将这项工作一直保持开放状态,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赵园女士的文章中的这一小段描写,自然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眼睛。

在她的文章中,她并没有写出这两位自杀者的名字,也没有写出他们所在的学校名字和他们死亡的确切时间。但是我需要知道这些。我写的是所谓“历史”,要求与一般的文章不同。我以为写作“历史”首先要求准确清楚的事实,而不是从理论或者想象出发。所以,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想到要给赵园女士写信。

另外,我也认识赵园女士。我是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她是研究生,曾经给我们上过两次课,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实习。也就是说,她曾经是我的老师。她是治中国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有相当有影响的著述发表。因此,虽然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她,我还知道怎么和她联系。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作什么,并且请求她的帮助,告诉我这两位文革受难者的详细情况。

实际上,这样的信我已经写过很多很多。因为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要作这样的研究,不可能使用官方的任何记录,也不可能作大批量的问卷散发,就只有用这样的一个一个写信和闻讯的方式来进行调查。

给赵园的信发出的时候,我检视了一下以往发出的这类信的存底。当我了解到一些受难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名字和地址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写信以求了解进一步的事实。但是,应该承认,我寄出的大多数的调查信,从来没有收到过回音。这个事实多多少少令人沮丧,但是可以理解。一是这些信可能根本没有送到收信人的手里,虽然邮局也没有退回这些信。第二,虽然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身份和目的,人们多给一个冒昧的陌生人回信心存疑惑。第三,文革时代的恐惧仍然在起作用,人们不愿意涉入这样一个“敏感题目”。另外,回忆事实,又是那么痛苦的事实,再写成文字,寄出,也确实是一大堆工作,并不是一挥而就的事情。

有一位网页读者,详细地告诉了我,她在给我回信之前,内心曾经闪过的念头,以及她如何战胜了因恐惧而生的犹豫而决定给我写信。她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因此,我不抱怨没有收到多少回信的事情,我只是对那些给我回信的人,心存极大的感激。这种感激,其实不仅仅在于我得到了需要了解的事实,也在于得到了心灵的支持。文革的阴影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摆脱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回忆和记叙文革历史的过程中,也许才可以得到心理的治疗。

很快收到赵园老师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她又作了一番了解,写出了这里记叙的两位文革受难者--王季敏和仝俊亭--的情况。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这两位受难者的遭遇: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是历史学者,都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失去了教师的工作,文革中,他们收到更进一步的迫害,自杀了。

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遭遇。在1957年,55万人(这是官方在1980年代公布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大很多。)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中很多人是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学习文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身受各种精神的和肉体的迫害。而且,他们的被剥夺与损害,对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学生起了强烈的警戒作用,使下一代人除了紧跟毛泽东,再不敢有其他思想。文革开始以后,对文化教育界工作人员的迫害比“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又扩大了很多倍,而且在使用暴力虐待方面也大大发展了。全国的学校都成为前所未有的学生打老师的刑讯场,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 除了校园里的暴力性的“斗争会”“劳改队”和抄家等等,还有一项独特的迫害活动,就是这里说到王季敏和仝俊亭面临的“遣送回原籍”。关于这一行动,我们现在还了解很少。这是一项用红卫兵的名义来发动的迫害,但是显然是在文革高层领导人的授意下进行的。1966年8月2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这个“通令”写道:“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支持下,红卫兵用暴力强制执行这个“通令”。1966年夏天,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之后,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长期以来,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这个“通令”也在全国各地张贴和执行。根据一份内部数字,在全国,从城市地区被驱逐的“牛鬼蛇神”有40万人。

这些被驱逐的“牛鬼蛇神”,被抄家和“斗争”后,被剥夺了财产和基本的生活资料,押送往农村。他们中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农村后饥寒交迫而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在1979年以后才被允许回到原来的居住地。

如果王季敏和仝俊亭不自杀,他们就会被“遣返”也就是被驱逐到农村,在那里继续作为“专政对象”而受苦。他们也难以活到文革结束。我们不应该误解他们的自杀。他们的自杀,实际上远远不仅仅是出于知识份子的清高和孤傲,而且是在殴打侮辱和漫无尽头的迫害面前无可选择的结果。他们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他们是1966年夏天的无数文革受难者中的两个。对于大量的死者,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赵园老师的帮助,王季敏和仝俊亭的名字,终于可以从1966年夏天的血水中浮出。

我非常感激赵园老师提供了关于这两位受难者的资料。我想,她提供这样的帮助,也是和她作为学者的身份和道德相符合的。尽管从事不同的领域,追求真实、理性和人道的原则,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所有的学者来说,该是相通的。在对待一个细节上,她实行了这些原则。

赵园老师在回信中还说了,我作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难度很大”。“意义”是否大,取决于各人的价值观念,这里不必讨论。“难度很大”可能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一点一点作,会得到人们的帮助,会一步一步地推进。

在文革中,郑州师范学院的受难者,可能不止王季敏和仝俊亭两位。希望其他的知情者,会提供其他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王友琴
记于200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