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坤

孙启坤，女，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退休会计，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孙启坤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北京铁道学院在1969年被命令迁出北京，文革后在北京复校，现在名为北方交通大学）。1966年8月，她的丈夫在学校里每天挨斗挨打，她也被罚扫大街等等。

铁道学院当时的暴力现象非常严重。据一位并不认识孙启坤的受访者说，她的母亲文革前是铁道学院一个系的负责人。在受到零星殴打之后，一天接到学生的通知，要她晚上去学校里“开会”。她知道是要去挨打。她告诉了家人，但是想不出办法可以不去，只有去，因为违抗命令只会遭来更严重的殴打。他们想出的唯一的保护自己的办法是：穿上厚一点的长裤和长袖衣服，希望棍子和拳头落下来的时候，少一点疼痛。当时可能是九月初。尽管当时天气还很热，这位系负责人在外衣里面穿上了毛衣毛裤去挨打。

孙启坤原来是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会计，1966年时已经退休。因为她被罚扫大街，她的丈夫在学校天天挨斗挨打，他们决定逃离学校。而且，在他们逃离的前一天，北京铁道学院里有一个人被红卫兵打死了。这显然是促使他们下决心逃离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逃离是非常大的风险，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虽然暴力行为如此严重，却极少有人逃离的原因。最后，孙启坤被打死的结局也说明了逃离遭到的惩罚更可怕更严重。但是留在学校，也可能会被打死，所以他们离开家和学校。

孙启坤和丈夫离开家后，曾独自到了城里她的弟弟家。在那里，她被红卫兵抓住。

在他们逃离前一天北京铁道学院被打死的那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孙启坤的弟弟并不知道。据北京铁道学院的一个子弟说，1966年夏天北京铁道学院有一个教授被打死，他是俄语教授，是被铁道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打死的。这位被访者当时是少年人，已经不记得那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而且也不知道这位教授的名字，只记得他的儿子的名字是张悟。也许使孙启坤夫妇逃走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一位教授的死，而不是这个大学中还有别的人也被打死。当然，在更坏的情况下，是这个大学中还有别的人也在1966年的夏天被打死。

孙启坤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他的学校在北京东郊，但是他家住在西长安街南文昌胡同6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西边。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有一个独院。因为这个情况，虽然孙菊生在他的工作单位并没有被“揪出来”，但是作为有房子的人，孙启坤到达之前，他家已经被抄了。抄孙菊生家是在8月23日开始的。当时人们家里没有电话，所以孙启坤不知道弟弟家也在灾难中。

查抄有私人房产者的家，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的重要一部分。抄孙菊生家的是北京第31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进门就打，然后把他们全家赶到一个小屋子里，每天只给一点窝头吃。除了用皮带打，后来还用了一种钢鞭，外面是塑胶皮，里面有电缆钢丝。孙菊生的妻子被打得昏过去一次，用凉水喷醒。

红卫兵还在孙菊生家住了下来，一连打了几天。他们有二十几个人，轮流打，一个打累了，别的人继续打。

他们把孙家的家具和箱子都搬走。他们抄走孙家的一些东西，他们说东西都交到了国家银行。这是真的，因为后来在银行找到了一张记录清单。在1966年夏天，国家银行参与帮助红卫兵抄家和没收财物，这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单据。银行有保留单据的传统规则，这一方面还没有被破除。但是抄家的人拿走了孙菊生的妻子的一只翡翠镯子和一只金壳手表，根本就没有列入这张清单，后来当然也无从找到。

孙家人说，他们那个地区，正好在“西纠”的那条线上，所以被打得特别厉害。“西纠”的全名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当时以残酷和暴力著称。孙家旁边的住在一个绿门里的邻居，比他们还惨，那人被打得五官都看不出来，脸上除了青紫块，还有烫伤。

孙家人有的比较值钱的东西是一些字画古董，但是红卫兵并不问字画古董，因为他们不懂。他们要孙家人交出金子和枪。孙家人交不出来，就被打。打了几天以后，在8月27日早上，在他家的中学生红卫兵告诉孙菊生家人，说，我们要走了，今天晚上要给你们送点礼，等着吧。他们的意思就是晚上还要打一场。也就在那天中午，铁道学院的大学生红卫兵追查孙启坤，追到了孙菊生的家。他们说，姐姐没有来。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说，他们来就抓起来。

就在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孙启坤来到了孙菊生家。她是一个人来的。她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如此严重，她来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一包梨，意思是来“分离”的，因为“梨”和“离”同音。也许她只认为是临时避一避风头的，或者认为弟弟住在市中心，人民大会堂旁边，不会像学校里那么野蛮。她一进门，就被抓了起来，在弟弟家的北房打，当时北房的家具已经都被搬走了。问孙启坤她丈夫在哪儿，她不说。至死不说。她一会儿说是要去天津，一会儿说是去远郊区，一直没有说出丈夫在哪里。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学生，轮流打孙启坤，用鞭子沾了水打。

孙启坤的皮肤被打得全部变了颜色，她全身“简直像一个色彩斑斓陶瓷罐子”，目击她被打的人这样形容。红卫兵还用绳子勒她的脖子，勒一下，又放一下，然后又勒。

铁道学院派来了一辆汽车，要把孙启坤送到西城区公安局去。当时孙启坤还能走出来，走到门口的时候，还对孙菊生的妻子点了一下头。但是在汽车上她昏迷了。到了西城区公安局，公安局说这个人不行了，要送医院。铁道学院的人又说汽车还有别的任务，要把汽车开走，他们从街上找来一辆三轮车，让孙菊生把孙启坤送到医院。孙菊生当时也被严重打伤，他艰难地背起孙启坤要上三轮车，走了两步，突然觉得背上的人一下子沉了很多－－多年之后，这位前物理教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背上的人死去的时候，会突然变重了很多。可是除了1966年8月这种非常恐怖时期，别的人没有这样的经验，无从讨论这一现象。孙菊生觉出背上的姐姐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把姐姐放了下来，看到她已经死了。但是铁道学院的人还大声叱责孙菊生：“你故意把你姐姐摔死了，你是杀人灭口。”

当天晚上，孙菊生被扣在公安局。孙启坤的尸体被送火葬场烧了，还找家里要了火葬费。这也是当时的普遍行为，红卫兵打死了人，就叫家属出28元钱火葬费。孙菊生随后被送往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在那里的“劳改队”里“劳改”。他被押到学校的时候，只有身上穿着的背心裤衩，还沾着姐姐的血迹。他在学院中其实当时并没有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但是照当时的逻辑，既然他在城里的西城区被当作“阶级敌人”打了，他就是“牛鬼蛇神”了，所以就进了“劳改队”。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独处东郊，离北京城和其他大学都比较远（北京城区有很多中学，北京的大学多数在西郊），所以打人的风气当时没有北京别的地方严重。孙菊生虽然进了学校的“劳改队”，却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在这里他虽然受侮辱和别的苦，但是看来一时不会有被打死的危险。他在劳改队里的同事们看到他衣服下面的吓人的黑紫色的被打的痕迹，听到他姐姐的死讯，也只有庆幸自己没有遭到最坏的对待。孙菊生还当了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劳改队”第三队的副队长。他还曾经告诉同事，如果被鞭打，他的“经验”是，尽可能保持身体静止，这样可以减轻痛苦。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时代的一个物理教师可以传授的“经验”！

孙启坤死了，铁道学院的红卫兵继续寻找她的丈夫。他们又追查到孙启坤的姐姐家中。孙启坤是姐妹中的老二。他们的大姐叫孙玉坤，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孙玉坤的丈夫从前是东北军的长官，历史上和周恩来有过交情，文革前当着“政协委员”，本来这就是个虚衔头，文革时这更不能帮什么。孙玉坤被打。孙玉坤当时58岁，身体相当好。据说开始总打不死。后来红卫兵不耐烦了，就往要害处打，很快把她打死了。孙玉坤在她妹妹孙启坤被打死两天之后被打死。

孙菊生活了下来，他的大学搬出北京。文革后大学一直停课，在很久以后才部分恢复上课，那时候他已经被退休。他就此离开了学校。他有一项才能：画画。他是中国画猫画得最好的国画家。在画店里可以见到他画的猫。笔者在1990年代初访问他的时候，除了他的两个姐姐的遭遇，他也说到，在天津有一个画画的人叫张奇义，被打死了，又被丢在厕所里，说他是自己摔死的。

文革后，孙菊生的儿子找了北京西城区法院，想要说说孙家的事情。法院的人说：“那是特殊时期。”没有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