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8年7月建筑材料系水泥教研室副教授陈浩（火＋亘），在其被关的学生宿舍5楼跳下身亡。

1968年7月27日，副校长蒋梯云在被“隔离审查”两个月，历经拷打虐待后自杀。

1968年，数学系讲师孙国楹，在被关押的同济大学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

1968年，水暖教研室青年教师张健，在离同济大学不远的四平路三道桥边树上上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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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系水泥教研室副教授陈浩（火＋亘），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细掘”“阶级敌人”时，因为其兄在复旦大学有“历史问题”而被“斗争”，陈浩（火＋亘）被打后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1968年7月在其被关的学生宿舍5楼跳下，当即死亡。他的夫人宋文铆是数学系讲师，因未能见到遗体，要求还给死者所穿的鞋，被说是要“变天账”而遭到拒绝。

数学系讲师孙国楹，30出头，因平时爱好港台音乐，曾听短波，偶尔听到新闻，与人谈起，因此在1968年被非法关押和“批斗”，曾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在关押的同济大学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

水暖教研室青年教师张健，在1968年见到其他人被残酷“批斗”，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恐惧而在离同济大学不远的四平路三道桥边树上上吊身亡。

同济大学医务所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因中风瘫痪， 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起过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 数学系的学生，无意间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不仅他弟弟成了“反动 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 “出他1957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 “反动言论”。1968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 审查”。

“学六楼”现在已经拆掉，位置在现在的留学生楼旁边。学六楼在1968年被用来关押 被“隔离审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后来被“隔离”的老师越来越 多，陆陆续续关进来，一个人一间，两层全关满了。后来的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也曾 被关在里面。二楼的窗上还造起了铁丝网。

当时掌管同济大学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 员会”由军队代表、 “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革命委 员会”建立后作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在学校中不经法律程序 关押人甚至打死人，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一套做法更加 体系化和权威化。他们用整座楼来关押和审讯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和“阶级敌 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在王祖德被关押期间，一系列由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签发的文件下达到各地，指 导如何确定斗争对象，如何审讯，如何组织斗争会，如何定罪等等。从1968年初，开 始了文革中历时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轮迫害高潮。在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首先被关 了起来。

王祖德被“隔离”期间，几乎每一天都被审讯逼问，而且被殴打侮辱。整他的主要是 学生，也有医务所的一些人。那时大学生都不上课，其中参加所谓“专案组“的人， 夜间审讯可享受免费宵夜，还有机会用公款旅行作所谓“外调”。这些人没完没了地 要他写“交代”，包括要他“交代”1960年到同济大学以后，八年来有过的“反动思 想“和说过的“反动话“，等等。王祖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说过 的话，他都承认了，从1957年学生时代的言论，到有关毛泽东健康的议论。他希望， 讲清楚之后，该怎么了结就怎么了结。

可是，整人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搞清问题”。折磨和整治一个活人，这本身成为这些 人的乐趣和目标。同时，他们一心要把王医生的事情搞成一个“反革命大案“，作为 他们进行“对敌斗争“的大功劳。那时每抓出一个“阶级敌人”或者“反革命集团 “，学校里就贴出大标语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专案组”无休无止，提 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要王祖德交出武器，还有发报机。同济大学的人到王祖德家 数次搜查，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不满足于整治王祖德一个人，开始迫害他的整 个家庭。他们说王祖德家是个“小台湾”，是个特务机构。他们还把他的父亲王熊飞 绑架到同济大学，就“隔离”在王祖德附近的房间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和谈话。但 是父子能互相听得见被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这对王祖德是极大的刺激和折磨。

到1968年9月，王祖德已经被“隔离”了8个月。王祖德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地 “斗”，也不断被殴打。他一次又一次数小时在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以“坐飞 机”（指低头弯腰，双臂被折向后面）的姿势被“斗争“。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被打 得不象人样子了。整整8个月，除了审讯和“斗争”他的人，他不能见到任何亲人和 朋友。他能听到的唯一来自家人的声音，是父亲被打的惨叫声。在长期的肉体和心理 的摧残中，他绝望了。他把绳子挂在“隔离室”的门框上，试图吊死自己，但是绳子 断了，他没有死成。

在绝望和愤怒中，他作了两件特别的事情。在一次要交“交代材料”的时候，写上了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觉得宁愿死， 他再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他写下的白居易诗句当然被视为是一种反抗，因此招来了 打手们更残酷的殴打。此后，他用一节被打断了的眼镜柄，在墙上划了一些道道。 （他在隔离室中被打的时候，眼镜框子被打断，断下很尖的一段。）他叫来“专案 组”的人，说这是他写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不愿意活了，他宁愿被关进监 狱，他宁愿被枪毙。就这样，同济大学当局报告上海公安局要求逮捕他。1968年9 月，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开了“批斗会”，宣布他被逮捕。他随即被关进上海第一看 守所。被逮捕之前，他们再次毒打了他，他瘸着腿带着满身伤痕进了看守所。那时他 30岁。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 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 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 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20岁。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 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 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 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 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 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 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 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王祖德被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二楼。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王造时被关在一楼，王造 时后来死在狱中。看守所里半夜也有人惨叫，肯定是在用刑。对他的审讯很快，因为 他只希望速速了结，承认了所有的指控，包括当时最可怕的罪行：写反动标语和“恶 毒攻击伟大领袖”。判决过程很快，因为那时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的分工,没有辩护也 没有上诉这些程序。在看守所关了两个月后，宣判他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

被判刑之后，他才第一次被容许家人探望，才第一次知道亲人的惨死。他的妻子是他 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他被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来送东西，可是不准见面。他们有 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1岁。他的妻子表示愿意等他。可是后来迫于压力，也为 了孩子少受牵连，她提出离婚。他平静地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要求。

毛泽东在1976年死了。又过了两年半，1979年1月，王祖德全家被作为“冤案”得到 “平反”。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都得到了“昭雪”，可是，去世十多年的他们，听不 到这一切了。同济大学在当年逮捕他的同一个大礼堂开会，给王祖德“平反”，他也 在那个时候回到了同济大学工作。可是，他已经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