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荣，男，生于1918年，广东兴宁县人。1946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50年回中国。1957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监督劳动”两年后在资料室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先在校园“专政队”中，又被以“殴打红卫兵”的“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劳改”所在的采石场被打伤后脑，不久后死亡，时间是1970年夏天。

罗应荣的妻子钱蕴若，毕业于辅仁大学英文系，是1980年代以后非常出名的文史学者钱钟书的堂妹。罗应荣不是很有名的学者，在文革后陆续出版的关于学者的书中，他的名字不见提到，他的遭遇也未曾见于书报。但是他的经历，可能在同辈人中比钱钟书更具代表性。

罗应荣1942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政治学教授张奚若，1945年5月毕业，硕士论文是研究外蒙古的对苏对华关系。毕业后到岭南大学教书。他参加了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奖学金考试，分数不够，没有考取。他深感遗憾，因为当时能考上这项奖学金，不但是求学的财政支援，而且是很大的荣誉。他后来考取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西雅图城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一年以后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国际公法，。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向往共产主义革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尽管在研究生班的课上成绩优异，罗应荣没有完成他的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乘船回中国。他是那一批归国者中的领袖人物之一。看到过他们途径日本时照的集体照片的人回忆说，照片上和罗应荣等一起的，有几个很有名的人。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的胡宁，还有文革后成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在照片上时才十多岁。

罗应荣回到中国后，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接受革命教育和训练。他的专业是国际公法，他希望能进入新政府的外交部工作，未成。他去了岭南大学任教，后来随该校合并入中山大学。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是四级或者五级教授。他很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工作也很努力。因为他批评了学校里的一些不良现象，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中共中山大学党委在“反右派运动”中把一大批教员和学生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这些在1957年迫害别人的领导干部们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自己也变成了革命的打击对象。一批人在遭到残酷“斗争”后“自杀”，其中有原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望远以及中文系总支书记萧学鹏和副书记雷中雨。两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学生和助教说，对这些干部又恨又怜：恨他们当年整“右派”心狠手狠，摧残了一大批人的青春；对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深表叹息。

1957年底， 罗应荣和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教员和学生，被送去农村“监督劳动”。他的女儿出世，他没有看到。他原有一切待遇被取消，每月只有20块生活费。他的妻子钱蕴若受到牵连。中山大学领导要她和罗应荣离婚，早先已经承诺要给她的职位不再给她。她没有离婚，但是因为在广州没有工作和收入，只好去了安徽省六安地质局。

“监督劳动”近两年后，罗应荣从农村回到学校。不准他教书。他被分配在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他做资料员的时候读了很多书。他英文好，天天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报纸《纽约时报》，并摘录了大量的英文例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特别的机会，因为在别的地方根本见不到西方报纸。

在农村“监督劳动”时，罗应荣认识了 杨德平。1957年时杨德平是中山大学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他所在的系，学生三十来人一个班，1957年平均每班有六个人被划“右派分子”，占了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罗应荣回到学校当资料员的时候，杨德平也回到学校。杨德平1960年毕业时没有参加学校的工作分配。他的父母在国外。他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就靠他父母从国外寄一点钱来，在广州租了一间房子过活。1964年，罗应荣开始和杨德平一起编一本《实用英汉词典》。

杨德平住在城里。罗应荣常常一早从郊外的中山大学坐公共汽车进城到杨德平那里，两个人一起工作，直到晚上8点钟，他再坐公共汽车回中山大学。文革开始之前，他们的字典已经做好了很多。杨德平也知道，罗应荣很早就开始准备材料写《中国外交史》，但是始终没有能写成。

1966年6月文革大规模兴起。罗应荣本来就是“右派分子”，所以很快就在中山大学被“专政”，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不能再进城去看杨德平。他写了一张字条，想交给一个曾经跟他学英文的中学生，托其转交给杨德平，告诉杨自己的处境和情况。这个中学生的父亲吴重翰是中文系教授，也和罗应荣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在递交字条的时候，被历史系的红卫兵学生看见，命令他交出来。情急之中，罗应荣把纸条子放进嘴里，想要吞下去。红卫兵和他争夺纸条，推来攘去。结果，红卫兵指控罗应荣“殴打红卫兵”。1966年底，法院以“反革命罪”把罗应荣判刑5年。

罗应荣被判刑以后，被送去花县赤泥镇的采石场“劳改”。他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他和一些刑事犯发生了矛盾。1970年夏天，在采石头的时候，他被人用铁锤在后脑上打了一锤。虽然他戴着安全帽，还是伤得很重。他得到“保外就医”，被送到广州他哥哥那里。

罗应荣的哥哥很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代初曾经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后来被当作“地方主义”遭到批判和处分，降为普通工人，住在贫民区里。他哥哥有肺病，当时一个人住，只有一间小木房，就在小屋里给罗应荣支了一张帆布床。罗应荣去医院看病，广州第一人民医院说他是“劳改犯”，不接受他。

罗应荣“保外就医”的时候，曾经和他一起编英汉词典的杨德平已经作为“牛鬼蛇神”被驱逐出广州城到了乡下。他从乡下偷跑回广州，曾经去探望罗应荣。他看到，罗应荣卧床不能动，而且无医无药。罗应荣的哥哥每天到工厂上班，只能早上离开时在罗应荣的脖子上挂一根油条，让他饿了自己啃。

没有多久罗应荣就死了。

杨德平说，他没有罗应荣的照片。他们编的英汉词典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了。他现在仅有的，是罗应荣的一页手稿，只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