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玉：女，厦门市第六中学语文教师。 因为有“海外关系”，文革时被抄家，并被抄走一些日记，为“清理阶级队伍”被整埋下伏笔。1970年12月被下放连城农村。1971年12月旧病复发，死在通往连城县医院的崎岖乡间小道上。时年43岁。

厦门市鼓浪屿泉州路66号二楼 李凤玉老师故居

李凤玉老师家住厦门市鼓浪屿泉州路66号二楼。李老师是长女，因为父母去世早，她成了这个家的家长。她有一个六妹，现在定居香港，我称她六姨，是我在幼儿园的李老师；她的七妹曾在厦门大学财会室工作,已经退休；她的一个大弟弟是厦门市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她小弟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后移居加拿大。

当时我还看到李凤玉老师的祖母，因为曾经是一家英国人的保姆，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老人很有爱心，在我沦落到饥寒交迫的时候她一直会给我几角钱和少许粮票。

我曾经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李老师睡在同一个卧室。李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着我，在饭桌上她总为我夹菜，反复鼓励我多吃。

那段岁月真让人怀念：我和他们姐弟俩（李老师的孩子）天天形影不离。难忘我们一起玩遍了整个鼓浪屿：在淑庄花园里追逐、在海边戏水、在沙滩上堆沙人，在园内的假山里躲迷藏；我们也曾拉着手登上高高的日光岩，俯视鹭江两岸，在那里留下我们的笑声；我们曾沿着一条条幽静小道追赶着色彩斑斓的蝴蝶群；为了桑叶我们攀爬过一棵棵小桑树；我们常到鼓浪屿二中山边的一棵龙眼树下品尝还没熟透的小龙眼；难忘我们曾在笔山顶的一畦畦地瓜田里穿行，我们拣过被遗漏下的小地瓜，……

他们家楼下的院子里有一棵小树贴着围墙，杨__(弟弟)总是喜欢坐在树枝上，我和杨__（姐姐） 坐在围墙上。我们就这样各占一方慢悠悠地聊天。

有时我们也会和路边的小朋友斗嘴。

那时我们太天真、也很幼稚，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太大，会早死，我们认为‘现在最好是刚出生’。

李老师有时会教我们绣花，带我们去散步，组织我们三人去街头卖报。

记得我们当时卖的是“新华电讯报”。爸爸很不乐意我去卖，他反复暗示我别去，因为那是武斗时的派性报。

1968年清明节下午，雨刚停，李老师带着我们去现在豫园那个方向看武斗阵亡坟墓。至今我依稀能记得：一片片的绿地上树立着无数课本大的墓牌。

我慢慢地在墓群中穿行，弯下腰仔细读一块块石碑上的文字，他们都很年轻，不到二十岁啊！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站在那片墓地旁，总觉得周围的空气带有血腥！那个地址现在已经被林巧稚纪念馆（豫园）替代。

昙花一现，好景不再。1968年11月的清理阶级队伍骤然降临到我们两个家庭，我们的童年从此黯然失色！

我们以后的节目变成：相约去牛棚给父母送饭。

我常常颤颤巍巍地站在牛棚的铁门外，静听里面传出的吆喝声，棍棒声、藤条抽打声，和夹杂的哀号声。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看到一群被关押的老师，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出铁大门，我在人群中寻找我的爸爸，我心酸地看到他弯着腰由旁人搀扶缓慢地挪动，爸爸看到我，他的右手轻拍着自己的腹部示意被殴打过（后来我知道他的肋骨被打断）。

李凤玉老师也被关押在牛棚里，她是个病号，1964年带学生下乡劳动时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那一次她险些死去。出院时医生交代过她的家人：“这种病不能有第二次。再发生就会死亡。”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要“黑帮”老师在操场上无休止的跑。我一直听到妈妈在家哀叹：“天哪，凤玉怎么受得了啊！”

后来我家被遣送到农村改造。在那里我们收到李老师的来信，知道她1970年12月去下放了。她的丈夫不被允许同行。临行前，她的丈夫杨流宝放声大哭。当时女儿12岁，儿子9岁，三人一同前往。

后来杨流宝来信，我们方知道李老师去世（1971年12月、43岁）的消息。他信中写到：“我痛心地告诉你们，凤玉去世了。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妻子。”

李凤玉老师是我在文革中失去的第三个最亲近的人！当时我心里一直很难过，常常会在梦里与她相遇。我与她最后一次在梦中相遇的地点是在鼓浪屿泉州路66号二楼的阳台上，当时她正蹲着洗衣服，她抬头看着我，我们相对无言。梦中的李老师，还是那样年轻漂亮。

她的女儿回忆：“我们到连城是住牛房（牛住过的棚），又脏又暗。周围都是泥土，冬天结冰，雪花飘进屋内。妈妈还自己种菜。弟弟在公社小学读书。我妈妈下放时，每天下田劳动。我才十二岁，每星期从学校回家都要挑米走过三座大山才能到家。我妈妈有高血压。1964年带学生下乡劳动，脑出血。后经医院抢救，留下这条命。按照政策是不能下放的。当时发病时我不在家，在公社读书，赶回来时我妈已经被担架抬到公路，要走两公里路，等县城车来要几小时，从乡下到县城的路况很不好，车来时人已经没救了。那是1971年12月。”

“妈妈死在连城无法运回厦门，放在当地。厦门方面不让我们姐弟俩的户口回来。还是连城县委领导一直和厦门方面联系，拖了半个月我们的户口才回厦门。” 后来凤玉老师的女儿在厦门鼓浪屿二中读书，她一直想要加入共青团，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连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愧疚、对不起这个上进的孩子。

“文革后，爸爸得到平反、补发工资。那时我们才从连城把妈妈的尸骨运回泉州安葬。” 记得后来杨伯伯是闭着眼睛向我讲述他去拣尸骨的过程，他说：他与他弟弟一起去连城。棺木打开后，他很难过地看到一堆骨头，他弯下腰趴下拣，……。那一刻，我的心在淌血，……。

“下放时我妈妈的工资要养四个人。爸爸是右派没有工资，就靠妈妈每个月往厦门寄生活费。因为是右派，爸爸不能随同下放，他一直由居委会管理，参加挖防空洞。”

文革后，我常去李老师在鼓浪屿泉州路的家。我一直是通过她家走廊一角的袅袅烟雾来判断杨流宝伯伯是否在家。杨伯伯总独自一人骑靠在走廊一角吸烟，他弯弯的背影让人感到悲凉。那时他是厦门六中的地理老师。

杨伯伯1995年4月25日死于肺癌。李老师的遗像一直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相片上的李老师，年轻漂亮、始终微笑着。一旁有几个醒目的字：怀念你，我的爱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