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雪原

蒋雪原 ，女，6岁，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居民，因其父亲“出身不好”，在1967年8月26日晚上，被当地民众私刑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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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 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 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 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 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 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阳”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 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 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 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4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 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 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口、我的孩 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录自《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作者章成，载于香港《开放》2001年第7，8，9，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