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惕生，1904年生，廣西河池地區人民醫院中醫醫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8年7月30日晚，醫院“革命委員會”組織“鬥爭會”，“鬥爭”黃惕生醫生，並在會後把他打死，棄屍縣體育場。

在同一時期，這所醫院還有五人被迫害死。梁生馨，兒科主治醫師，1968年8月8日晚在河池地區醫院被“批斗”時毒打致死。高玉蘭，供應室護士，8月9日中午被醫院革委會成員從家中拖到河邊活活打死。周正平，外科醫師， 8月9日下午在醫院受監督勞動時，被活活打死。唐慶貴，營養廚房工人，8月9日下午在醫院上班時被突然拖到河邊打死。羅炳榮，檢驗室化驗士，8月初被用汽車押回鄉下“批斗”，半路死亡，革委會說是“自殺”，但有群眾說是“被打死”。

沉痛的悼念

──記我的父親黃惕生醫師

黃漢松

我的父親黃惕生，1904年1月14日生，廣東省南海縣平地村人。我的祖父是中醫師，父親自幼隨祖父學醫，後畢業於南海中醫學校。抗戰時期，父親攜家逃難到廣西省宜山縣慶遠鎮，在當地開了間小雜貨店并兼執醫業。在廣西淪陷期間，父親再次攜家逃難山區。幾經艱險，雖保住全家性命，但財產損失殆盡。光復後返回慶遠鎮時，房屋也已全毀，後經艱苦創業，幾年後才恢復過來。此時，

父親己成為宜山縣遠近聞名的中醫師，曾任宜山中醫公會會長。1998年6月出版的『宜州市誌』上還記載了父親幾件挽救危重病人的事例。1987年河池地區衛生局的文件中亦稱父親“技術水平較高，受到廣大群眾信賴”。

父親一生都以慈悲為怀，樂善好施。在生活條件改善以後，從1947年起，

父親在門口掛了一塊牌，上書“貧者贈醫贈藥”。很多貧苦病人都曾受惠，包括當時共產黨的“都宜忻游擊隊”的一些病號及家屬，父親亦曾予以贈醫贈藥。一些當年游擊隊的領導，在父親死後多年都曾談及此事，對父親表示感謝。

1950年的一天，父親應邀到慶遠鎮近郊龍江街出診後，當地村民對他說，“有一個婦女重病將死”，并請父親去看看能否有救。於是父親在村民帶領下到了一個農民家里，見一婦女躺在床上，己奄奄一息。室內還有一個穿著破爛的男人和兩小包玉米，此外家徒四壁。男人說那病人是他老婆，己病了幾天，因無錢看病，只有等死。現在家里窮得揭不開鍋，那兩小包玉米還是同村鄰居見他可憐而送的。父親為婦女診脈看了病，開了一付藥方，并在藥方上簽了名字，囑咐那男人趕快拿藥方到藥店免費取藥，給病人服用。按慣例，父親在給貧困者贈醫贈藥時，都是在藥方上簽上名字，病者憑簽名的藥方到指定藥舖取藥，不需付錢，藥舖年終時憑藥單向父親結帳。臨走時父親摸摸口袋，口袋里有4毫錢，一拼給了那男人，以便他買些米充饑。後來病人沒有復診，父親也忘了此事。但不久，一天半夜，突然來了一隊解放軍，進行抄家搜查後，將父親帶走，關到監獄里。原來父親救助過的那個病婦的丈夫，後來在宜山附近農村的“土匪暴動”中參加了“反共救國軍”，被抓後在他身上搜出父親開的藥方，於是說父親“救濟匪特”，以“濟匪”罪名逮捕，以後送到勞改營勞改了一年多, 釋放時宣佈的結論是“有濟匪嫌疑”。

此後父親更謹言慎行，專心醫業。後參加了鎮里組織的中醫聯合診所，再轉到縣中醫院，1956年調到柳州地區人民醫院( 後改為河池地區人民醫院 )中醫科任中醫師。由於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在當地群眾中享有較高聲譽，曾多次被評為醫院先進工作者，1959年還評為“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先進工作者”。是當時廣西衛生廳在冊的廣西23名“名老中醫”之一。

1966年河池地區醫院開展“四清”運動到後期，在“四清”工作隊長余文藻 ( 轉業軍隊干部，後為醫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宜山縣革命委員會委員 ) 的主持下，將醫院書記、院長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父親首當其衝被定罪，說他是受“走資派”重用的“資本家”、“勞改釋放犯”、“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當時父親年老有病，還被停職檢討，強逼監督勞動，做鋤草、挑土等重活。後來宣布受降薪三級處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父親又受到各種各樣的批斗和逼害。特別是1968年

“清理階級隊伍”之時，父親除多次在醫院的大會、小會上被批斗外，還多次被拉到縣體育場，在大會上批斗，載高帽、掛牌遊街。經常，在醫院的批斗會後，以中醫科負責人鄧辛貴為首的幾個人，對父親進行拷問，要他交待有什麼“反黨活動”罪行。父親一向專心醫學業務，除上班工作外，回家就是看醫書，從不過問社會上的事情，哪來什麼“活動”，更無從交待“罪行”。於是常被拷打，被用竹條鞭打背後，打得傷痕累累。每天晚上開會回家，都要我母親給他擦藥，才能躺下睡覺。第二天上班給病人看病時，還不許有痛苦的表情流露，否則被說是“對運動不滿”。有一次還將父親的兩個大拇指用繩索梆著，吊起來鞭打，長達幾個小時。1968年6月30日至7月2日晚，連續三晚開全院大會斗爭父親。會前，醫院革委會主任余文藻、中醫科負責人鄧辛貴找父親“訓話”，余威協說：“群眾揭發你什麼罪行，你都要承認，否則要打死你。你老了，死了不要緊，還會連累你的兒女們沒有出路”。7月1日晚，醫院幾個民兵，扛著槍到我們家里，當著我母親及全家的面要父親跪下，捆梆起來押到縣體育場，要父親交待所謂的罪行，否則要槍斃，但父親始終無可交待，他們只好結束假槍斃，將父親押回醫院批斗。

1968年7月30日晚，醫院開大會斗爭父親，鄧辛貴主持會場，會上要父親交待對“四清”運動中被減工資“滿不滿意”，父親說“滿意”，就說他“不老實”(顯然，當時父親如果說“不滿意”，就會立即扣上“對共產黨不滿”的反黨罪行。)於是把父親吊起來打，直至昏迷才解下繩子，喝令他回家。當父親走到醫院門口，那里有一株大榕樹，革委會主任余文藻預先佈置好守候在樹下的幾個人，一湧而上，對父親拳打腳踢。這幾個人是：中醫科負責人鄧辛貴、中藥房藥工蘇俊芳( 此人在文革前因偷藥被人發現，曾受到我父親批評──我父親當時為中醫科負責人，因而怀恨在心 ) 和他的老婆潘惠菊( 醫院勤雜工，這個女人拿著一條大竹扛)、醫院修配工封有榜、劉裕等人。他們用腳踢父親腹部，用竹扛猛擊胸腹部。父親當即倒地，他們還用腳踏在父親身上，猛踢一頓，看到父親己昏死過去才罷手，叫正在被“監督勞動”的“走資派”、原院長岳 × × 和兒科醫生謝 × × 將父親抬到縣體育場丟棄。到深夜，當時在家里的我的小弟和二哥，見父親還未回家，急忙出去尋找，才在縣體育場將父親抬回家。此時父親早已死亡，胸背部及腹部密布大塊瘀血並腫脹，顯示大量內出血，被毆打致死。顯然，這是一次在革委會指使下，預先策划好的、有組織的殘殺行動。

父親被殘酷害死之後幾天內，河池地區醫院被批斗毆打致死的另外還有5人。其中2個醫生，1個護士，1個檢驗士、1個廚房工人。他們是：(1)梁生馨，兒科主治醫師，1968年8月8日晚在河池地區醫院被批斗時毒打致死；(2)高玉蘭，供應室護士，8月9日中午被醫院革委會成員從家中拖到河邊活活打死；(3)周正平，外科醫師， 8月9日下午在醫院受監督勞動時，被活活打死；(4)唐慶貴，營養廚房工人，8月9日下午在醫院上班時被突然拖到河邊打死；(5)羅炳榮，檢驗室化驗士，8月初被用汽車押回鄉下批斗，半路死亡，革委會說是“自殺”，但有群眾說是“被打死”。

父親的悲慘死亡，給我們全家帶來無限痛苦，在我們的心裡留下永遠的沉痛。四十多年來，每當夜深人靜，總會想起父親慈祥的面容以及他晚年遭受的非人苦難。我希望，終有一天，文革的罪行得以徹底清算，誏子孫萬代不要忘記，文革浩劫給我們民族帶來的空前災難，但愿也是絕後的災難。歷史決不可重演！

2009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