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必信

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开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４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４１岁。两年以后，他的妻子余启运遭到“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５日在关押中自杀。他们有三个孩子。１４岁的小女儿黄可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失踪 。黄必信有八兄兄妹，在１９５７年有六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两个姐妹中，有一个姐姐的儿子，当时是大学学生，也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黄必信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不准教书，工资降了一半，“下放劳动”。１９６０年“摘帽”后，才回到讲台。不巧的是班上学生中有“调干生”，即上大学以前已经是“干部”，“政治条件好”，但是有的没有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考试成绩不及格。黄必信因此被指控为“阶级报复”，又被送下农村。文革开始的时候回到学校，立即被当时还在领导文革的大学中共党委定为重点打击对象。他遭到大字报和“批斗会”攻击。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文革继续扩大打击对象，中共大连工学院党委也被“打倒”，更多的教员被送进了校园“劳改队”。大连工学院里有几个“劳改队”。其中人遭到殴打和屈辱，所受的肉体虐待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
他家发生的另一件悲惨事情是小女儿失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大连市开全市大会“斗争”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他的小女儿１４岁，和同学一起去开会，散会后分手，却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人们分析，可能是因为黄家已经是“阶级敌人”，罪犯趁机作案，谋害了这个女孩子。但是在当时，学校里的说法是，她妈妈把她送到外国去当特务了。黄必信的妻子名余启运，也在大连工学院教书，是物理教师。１９６８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６月１０日她被红卫兵抓去“隔离审查”。当时这个叫做“群众专政”。在那里她受到毒打，一个她教过的学生用鞭子连续抽打几十次。当夜，她跳楼自杀。看看日期，非常清楚，她死在丈夫自杀两周年的日子。
黄必信和余启运死后，他们的骨灰都没有被保留。他们的一个孩子失踪也就是被害了。另外两个孩子当时都是中学生，在母亲死亡四个月后，都被送下农村“插队”。有这样一个属于“黑五类子弟”家庭背景，他们的艰难更多于其他“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时他们听到农民在忆苦思甜时说，有两个事最可怕：一个是“刮大风”，一个是“吃食堂”，折腾死了不少人。“刮大风”就是土改。“土改”时打死很多人。那时鼓动贫下中农每人拿一个镢头杠子冲进地主家，把人打都死，包括小孩在内。冬天，人死了以后，尸体冻僵了，就像堆柴禾一样堆着。“吃食堂”是指人民公社。那时把各家的锅砸了，在食堂吃饭。由于是山区住得散，有人冬天也得走几里路过河去吃饭。文革的恐怖和悲惨，相比而言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了。在大连工学院，文革中有１８个人是这样所谓的非正常死亡。
黄必信的父亲黄炎培（１８７８－１９６５）是有名的人物。黄炎培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者之一。黄炎培在１９４５年访问延安，和毛泽东有过有名的“窑洞对”的谈话。他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变得专制腐败，共产党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共产党不会，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当时是对共产党有利的宣传。他还以此书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此后，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１９５４到１９６５一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不是给不给人民民主的问题。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如选举权和言论自由。即使作顺民，也仍然被攻击被迫害甚至被害死。像黄炎培这样帮助过毛泽东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人，一样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的六个儿女和一个外孙，都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是其中之一。黄万里写了一篇《花丛小语》，批评西郊公路修筑中的问题。这篇文章被清华大学校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批以“这是什么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华大学有超过５％的学生和教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黄必信余启运更是在文革中如此悲惨地死去。如今，黄必信余启运的名字不但不会独立在出版物中出现，在关于黄炎培的书籍和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被完全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