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必信



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开始,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41岁。两年以后,他的妻子余启运遭到“隔离审查”,1968年6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他们有三个孩子。14岁的小女儿黄可青在1966年10月26日失踪 。黄必信有八兄兄妹,在1957年有六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两个姐妹中,有一个姐姐的儿子,当时是大学学生,也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黄必信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不准教书,工资降了一半,“下放劳动”。1960年“摘帽”后,才回到讲台。不巧的是班上学生中有“调干生”,即上大学以前已经是“干部”,“政治条件好”,但是有的没有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考试成绩不及格。黄必信因此被指控为“阶级报复”,又被送下农村。文革开始的时候回到学校,立即被当时还在领导文革的大学中共党委定为重点打击对象。他遭到大字报和“批斗会”攻击。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文革继续扩大打击对象,中共大连工学院党委也被“打倒”,更多的教员被送进了校园“劳改队”。大连工学院里有几个“劳改队”。其中人遭到殴打和屈辱,所受的肉体虐待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
他家发生的另一件悲惨事情是小女儿失踪。1966年10月26日,大连市开全市大会“斗争”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他的小女儿14岁,和同学一起去开会,散会后分手,却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人们分析,可能是因为黄家已经是“阶级敌人”,罪犯趁机作案,谋害了这个女孩子。但是在当时,学校里的说法是,她妈妈把她送到外国去当特务了。黄必信的妻子名余启运,也在大连工学院教书,是物理教师。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6月10日她被红卫兵抓去“隔离审查”。当时这个叫做“群众专政”。在那里她受到毒打,一个她教过的学生用鞭子连续抽打几十次。当夜,她跳楼自杀。看看日期,非常清楚,她死在丈夫自杀两周年的日子。
黄必信和余启运死后,他们的骨灰都没有被保留。他们的一个孩子失踪也就是被害了。另外两个孩子当时都是中学生,在母亲死亡四个月后,都被送下农村“插队”。有这样一个属于“黑五类子弟”家庭背景,他们的艰难更多于其他“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时他们听到农民在忆苦思甜时说,有两个事最可怕:一个是“刮大风”,一个是“吃食堂”,折腾死了不少人。“刮大风”就是土改。“土改”时打死很多人。那时鼓动贫下中农每人拿一个镢头杠子冲进地主家,把人打都死,包括小孩在内。冬天,人死了以后,尸体冻僵了,就像堆柴禾一样堆着。“吃食堂”是指人民公社。那时把各家的锅砸了,在食堂吃饭。由于是山区住得散,有人冬天也得走几里路过河去吃饭。文革的恐怖和悲惨,相比而言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了。在大连工学院,文革中有18个人是这样所谓的非正常死亡。
黄必信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是有名的人物。黄炎培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者之一。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延安,和毛泽东有过有名的“窑洞对”的谈话。他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变得专制腐败,共产党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共产党不会,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当时是对共产党有利的宣传。他还以此书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此后,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1949年10月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1954到1965一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不是给不给人民民主的问题。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如选举权和言论自由。即使作顺民,也仍然被攻击被迫害甚至被害死。像黄炎培这样帮助过毛泽东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人,一样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的六个儿女和一个外孙,都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是其中之一。黄万里写了一篇《花丛小语》,批评西郊公路修筑中的问题。这篇文章被清华大学校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批以“这是什么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华大学有超过5%的学生和教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黄必信余启运更是在文革中如此悲惨地死去。如今,黄必信余启运的名字不但不会独立在出版物中出现,在关于黄炎培的书籍和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被完全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