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医学院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9年4月29日,在被关临床内科教授、临床内科教研室主任王中方在被“隔离审 查”9个月后死去。告诉家属是“割颈动脉自杀”,却不准看到尸体。家属认为王中方信教,应不会自杀。

文革中,内科主治医生林庆雷,和同事王中方,也是好朋友,一起被牵连进“里通外国”“特务嫌疑”案件。林庆雷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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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方医生194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福建开诊所当医生。1950年代,私人医院被取消,他成为福建医学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每月工资240元。

王中方作为教授和医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攻击。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在全国开始疯狂的“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当时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而且使用刑讯逼供。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王中方的哥哥住在美国,他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 “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作不到。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1968年7月,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一个。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当“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这就是当时人们俗称的“关牛棚”。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一般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建立这“牛棚”本身是一种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1969年4月29日,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他的妻子要求看尸体,但是不准许她看她丈夫的尸体。她问是以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们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尸体立刻被焚化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说,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 但是,当时王中方被当作“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是不开放的,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胡耀邦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但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在福建医学院,仅仅为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六名医生的死亡。这六为医生分属内科、外科和脑神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