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君

费明君，男，1950年代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55年先被定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送到青海劳改营后，又改罪名为“日本特务”。费明君1972年死在青海。

华师大的一位与费家人有来往的老师，讲了费明君一家的故事，由王友琴记录如下。

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7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带不住，自己掉下来。因为手铐掉下来，公安警察上来要打。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说，小孩子太小戴不上手铐。公安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

到了甘肃，劳改农场说不能收留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劳改营的人。于是把他们送到酒泉火车站。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1961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到上海说需要劳动力。

这样他们就到了安徽定远县。定远县在凤阳南边。我“四清”时去过那个村庄。大跃进时，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跑荒了一半。定远县严桥公社。我住的那家，没有门没有窗，土基做的桌子，吃饭蹲着。彻底的“泥巴文化”，什么都是泥巴作的。这家人老的老，小的小。饿死人，最早的一批是地富和地富子女。公共食堂不让他们吃，首先吃的是干部和干部亲属。有的人饿得快死了，爬到食堂要点稀饭吃。不给。死了，用门板抬走，埋掉。死一个抬一个，门板都没有了。“四清”是搞“阶级斗争”搞不起来，因为地富（地主和富农－－记录者注）都死光了。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的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费的女儿来找“四清工作队”诉苦，不管。

1972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通知严桥公社。公社开“批斗大会”斗费的妻子。费家小三找公社武装部长，说，为什么斗我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回到村子里，扬言要用老虎钳子把党委书记（共产党）的牙齿拔光，还说，我还住在这里，你敢来，只要我不死，叫你灭门绝户。两个星期后，党委书记作了几个菜，请他吃了，说，当时上面让“以大批判开路”，只好那样作。后来他还是被“军宣队”弄去打得昏死过去，又在县医院被救活。

文革后，他们到上海。找到华师大保卫主任。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的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费家小三就去北京，找到了费明君的朋友，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是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一周后他见到了赵紫阳。赵听了他四十分钟。他人还未回到上海，华师大已经接到通知。他一进门，人先问：“你怎么见到赵紫阳的？”学校安排他去总务科。去考木工，他也名字都写不好，因为没能上过学。后来他当了木材厂厂长。他哥哥在华师大门口开了个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