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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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友道，男，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他和另一个戏剧文学系教师谢至和的一些谈话，被指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依照当时的所谓“公安六条”，这就是最大的“反革命罪”。1968年，学院当局把董友道和谢至和关j进学院的地下室里“隔离审查”，并且把他们两人分别关押，两头刑讯逼供。董友道在隔离室中自杀。据说他吃了大量铁制的图钉等而死亡。谢至和则被“专政机关”捉去，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当时有大字报“揭发”董友道和谢至和的“罪行”，其中有他们之间的如下两段对话： 对话一：
“你说文革是什么意思？”
注解：三点水指江青，毛泽东的妻子。1966年12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和陈伯达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座谈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明显看出，他们正在安排红卫兵组织逐步推进对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的“斗争”。江青在讲话中说，王光美1963年和刘少奇一起访问印度尼西亚，离开前，江青告诉了王光美不要戴项链，但是王光美出访的时候还是戴了项链。当时江青关于项链的这段话被写在大字报上到处传抄。1967年4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在清华大学校园开群众大会“斗争”王光美的时候，强迫她戴上了用乒乓球穿成的一串项链，和江青这段讲话直接有关。刘少奇和王光美1963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记录电影在文革中被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放映。 应该说，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是事实，只是他们的口气不恭敬。 在文革时代，任何对江青以及文革的批评，也像批评毛泽东一样，属于“反革命罪行”。 江青关于项链的一段谈话，依照当时的记录，照抄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伯达同志召集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1966．12．28 有人提到刘少奇的检讨。 江青同志说：“他（刘少奇）的检讨是不成话的，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有个认识过程。我对小平同志认识了十几年，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七个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的蹲点。其实，王光美蹲点也是假的。” 江青同志又讲到王光美，说王光美不老实。王光美去印尼之前找过我，当时我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带项链，做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带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事后答应了。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带项链了。”结果这次一看电影，她又带了，她骗我。电影为什么不放到清华去演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放，那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 …… 对话二：
“世界上还有哪个领袖最爱拍照片？” 注解：文革时代，红卫兵命令到处都必须张贴毛泽东的像和语录。报纸也每天发表大量毛泽东的照片。一份6版的《人民日报》上会有十多张毛的头像和照片。希特勒也是个进行领袖崇拜的人，但是并没有作到毛泽东的程度。应该说，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也是事实。 董友道和谢至和的对话作为治罪材料在大字报上被公布以后，文革当局有了“规定”，把这样的对最高领导人有所批评的话，叫做“防扩散材料”，这个特别用语的意思是不许向群众公布，也不许在人前重复。在上海戏剧学院，公布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两段对话，后来还受到运动领导人的批评，因为“扩散”了他们的言论。 这种“防扩散材料”，既要作为治人重罪的根据，有不准重复以杜绝“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不管这种批评是不是“罪”，造成无中生有的冤案假案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这种“防扩散”政策，在文革中，对大量被“斗争”的“现行反革命”们，当时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在董友道和谢至和的案子上，我们总算还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给定的“理由”，被监禁，被刑讯，被迫自杀，以及被判处十年的重刑：就是这样两段对话。为这样的对话，那个年代可以理直气壮地逼死一个人，并把另一个人判刑十年关进监狱。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说了那些话，原话是否确实如此，也大可怀疑，因为当时个人没有录音机，不可能提供录音作为证据，全凭某些人的所谓“揭发”，而这种揭发很可能是为了邀功请赏而夸大甚至捏造的，另外，在董友道和谢至和因这些“反动言论”被施加重罚的时候，根本没有准许过他们作自我辩护。 上海戏剧学院在文革中的残酷和邪恶，在虚构的戏剧艺术中似乎都难以发现可以匹敌的。这是怎样的令人愤慨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