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骅 ：66或67岁，厦门大学英
陈 渲： 陈振骅的小儿子，22岁，厦门大学英文系大三学生，之前是厦门双十中学学生。1966年6月，不堪忍受精神重压双双在自家自尽。
陈振骅，早年留学美国八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士。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中央行政院任职，曾任所得税局长。抗战胜利后，任厦门大学外文系教授。
1966年6月前，他们一直住在同文路二号，那是一栋厦门大学教授楼。我们一家是他们的常客。妈妈常在周末带我坐三轮车去他们家。姨公的书房细长、临街、光线充足，对面是海军部。
我每次都要在姨公办公桌旁伸手去抽他的草稿纸。对他说：“给我一张纸，我要折小船。” 他每次都给一张纸打发我，然后摇摇手示意我离开。
我的小舅舅陈渲，当时他是英文系大三的学生。每次我都会去找他玩。我们年纪相差太大，但毫不影响我们交流。他常向我展示他的绝活：耳朵会跳动、膝盖骨会转动、抓着门框反复引体向上……。
小舅舅有时会接过我手上拇指大的小人，把小人放在床沿，为我生动地表演‘小人过独木桥’。他手上的小人过桥时都险些滑道，时而左脚滑倒，时而右脚绊倒……。
为了这个滑稽的短剧，我们俩低声笑得直不起腰，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们最常玩的就是给对方搔痒。每次都是我率先用一只手指伸到他的腋下，他开始笑。起初我们玩单手，接着双手齐上阵。玩到高峰时，我会坐到他的膝盖上。每当这时，他会摘下眼镜继续玩，看谁先败下阵……。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我就不曾再去那里。记得最后一次去那里，那次没有大人陪同，我沿着公园东路、镇海路，经过双十中学，一直走到同文路。
我的姨公和小舅舅在家上吊身亡！这个噩耗是通过我妈妈单位的革委会转达的。
有人告诉妈妈：“厦大外文系的一个教授和小儿子在同文路自己家里上吊自杀了。他的太太是那个爱穿旗袍的。”
厦门大学有两个英
后来姨婆告诉妈妈：“那天周末，孩子让我出去散散心，他说他会做晚饭。”
我姨婆下午回家，打开门看到：楼上吊一个，楼梯口吊一个！
我的小舅舅死前自己把手绑牢！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姨婆当场发晕。我小舅舅的身体还有微热，被送到医院。医生摇头：“瞳孔已经放大。”
他们的尸体被安放在门外，一块布盖着。很多孩子向他们扔石子！
2007年，小舅的一个同学回忆：“ 陈渲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平时和我们关系很融洽。去世前一天他还与我们班长相约‘周六下午看电影’。那天下午四点,班长在他家一楼看到这幕惨景！”
妈妈单位的领导不准她去探望我姨婆,在当时这叫‘立场问题’。很快姨婆住的房子被姨公单位收回，老人提了一包行李去投靠亲朋。
我的姨婆年轻时就读上海美术学院，后来做了
妈妈现在还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姨丈是在他去厦大上班的路上。我姨丈说：‘以前周六、周日不上班，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天天都得去。”我想那天肯定是周末。
多年后，我的姨婆向我诉说：“我四处求人让我住。有一家的主人说‘给你住三天，多没有。’我做过老妈子，为人家煮饭，做杂务，还让人嫌。”
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人自杀是一件羞耻的事，叫‘自绝于人民’。当然没有人敢接受这个老人！
后来，姨婆像祥林嫂一样一直问我：“你还记得小舅舅吗? ”
“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你们不是经常在二楼房间开玩笑吗？”因为还有一个大舅陈浦。
“你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吗？” 她总觉得我肯定不知道。
我每次都静静地听着，两眼盯着天花板或看着窗外。我害怕流泪啊。
几天前大舅告诉我：因为父亲、弟弟自杀的事通知到了北京石油工学院，很多人贴他的大字报。
当时宁姨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
为了这事，妈妈心里难过，总说“我对不起我的外祖父，对不起我的姨丈。我很无能，不能收留她，让我姨母流落街头。”
多少年，我的宁姨一直在责怪姨婆：“连两个人都看不住！”
我妈妈说：“我六姨一直在家当
我无法接受小舅舅已经死了这个现实。好好的人，怎么就想到要去死呢？“文化大革命”怎么这么厉害，让人不想活啊！
多年后，妈妈才告诉我：“我姨丈在美国留过学，抗日战争时在重庆任职于中央行政院。他一直受人尊重，没见过这种场面，受人侮辱…..。我表弟是厦大英文系三年级学生，受株连。当年，我姨丈很害怕，在家里亲手把他多年翻译的心血烧了，然后放声大哭。他们当时要能像我们那样坚强,熬过十年,该有多好啊!”
四十年后，我在一次文学沙龙里认识了
杨姨告诉我：1966年的一个夜里，有人来敲她家门，通知他们‘陈振骅、陈渲自杀身亡’，让他们去处理后世！
杨姨回忆：“是我爸爸把他们解下来的。已经断气了。当时我在福建师院读书。”
几天前，我与厦门大学
这么一喊，教授楼内的邻里都围来，当时36岁的陈孔立穿着拖鞋往外跑。他看到陈振骅吊在楼梯口，通往二楼的梯口则吊着我的小舅陈渲！
今天的陈孔立已经是78岁的老人，我在电话里静听他不假思索的回忆，感受到他亲历的这段惨剧经历四十二年岁月的冲洗依旧清晰。
四十二年，弹指一挥间。我心中的小舅永远是身着白色衬衣带黑框眼镜，还是那样年轻，儿时的记忆还定格在与他在那快乐的无数个周日、我们的笑声铭记在我心中。
作为文革受难者的亲人，当年尚年幼的我因为骤然失去他们而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一道深深的创伤。
思念四十二年，伤痛四十二年，让我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不思量，自难忘。”
矣！苛政猛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