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8月24日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老舍（舒舍予），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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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 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 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 家都被批判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 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是不是每个作家都受一样的 惩罚的。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比如上述29人，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他们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 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老作家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下午三点，在8月的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 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 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 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 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 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 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 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文集》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 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 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 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老舍的儿子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 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