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8月5日，该校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在校中，时年50岁。

1966年8月下旬，附近一家饭馆的一名19岁女服务员被该校初二的红卫兵打死在校内化学实验室里。

1968年8月11日，化学教师胡秀正在校中被“隔离审查”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

1968年年底，教师梁希孔在被“审查”中自杀。

1968年年底，教师周学敏在被“审查”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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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 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 教学楼里挂的画和入口处的正容镜都被破坏。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争黑帮”，“斗争” 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校长缺）。

那天下午，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他们把已经在被罚打扫厕所的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冰莹五个人揪到大操场上“斗争”。胡志涛试图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要得到北京新市委批准后才能“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听。他们很快给五个被斗者戴上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上写着“反革命黑帮”的牌子，往他们头上身上浇墨汁。越来越多的学生涌来。他们把五个人拖到一个水泥高台上“斗争”，强迫他们低头下跪，命令他们“交代反革命罪行”。

在台上，有红卫兵高喊口号和“揭发控诉”。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他们拿来了带着钉子的桌子椅子腿。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烫他们。

接着，五个被斗者又被从高台上拉下来。他们被拉到学校的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用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就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上面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又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下午大约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下午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 。当时还在“斗争”其他几个老师。副校长刘致平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边。这个学校的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这时天色还很亮。有人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手推车在校门旁边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成立的。这时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属。当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时，尸体已经僵硬。

卞仲耘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 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 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身上有多处骨 折，腰脊和肋骨都受伤，后来她一直需要穿特别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被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都嵌进肉里，那天所受的恐怖和惊悸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被杀害后，更多的人被打。其中不但有老师，有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校外的老百姓。附近一家饭馆的服务员，一个19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她的罪名是“流氓”。她被绑在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上，来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于是尸体才被解开绳子放了下来。这个女子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的事情。在1966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校外的7个人。

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学生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1966年8月4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４５名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

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

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1966年9月3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红卫兵在北京驱逐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该校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才被无罪释放。

1968年的“清队”，许多老师被“审查”和“隔离审查”。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这些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19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

在“清队”中，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48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48个小时。

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被关押斗争后自杀。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里的东西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学老师的丈夫几乎被打死。而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应该被赶走的人，所以她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那一情况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是“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你就是“翻案”，你就因此可以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11日自杀的，她从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自杀，死时只有35岁。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学校里召开大会，声讨胡秀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胡秀正留下唯一的女儿还不到五岁。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在胡秀正之后，该校还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周学敏老师温文尔雅，她的语文教学法曾经在文革前被推广，她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梁希孔诙谐风趣，他的历史课上笑声不断，而且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知识。 恐怖的“清队”摧毁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