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8月,教师杨俊被打死。

1966年8月29日,高二(2)班学生孔祥霭的爷爷孔海琨被该班红卫兵打死。
1966年夏,一名校外女子被指控为“流氓”并抓入学校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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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这个学校“揪出”了校长邸文玉(玉为读音,应该是或字加三撇),共产党支部书记关玮(女),党支部办公室李影,团委书记等学校干部,指控他们反党。并且以“家庭出身”、“历史问题”为理由,“揪出”柳成昌,郑之万,杨俊,刘荫基,赵国钧,何宗第,等等,近二十名老师。他们被称为“牛鬼蛇神”,编入“劳改队”。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这些“牛鬼蛇神”受到日益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迫白天干重活,“劳动改造”,红卫兵将他们剃“阴阳头”,还刮去他们的眉毛。他们被打得很利害。晚上,操场拉着灯,灯火通明。红卫兵逼迫他们跑步,用喇叭喊着,谁谁谁快跑。一天下大雨,操场有两个沙坑,坑里都积水。老师们必须冒着雨跑步。敲着脸盆。年纪大的跑不动,跑到水坑起不来,红卫兵就用皮带抽,用脚揣。

红卫兵以毒打和折磨这些老师为乐。他们用皮带、棍子棒子打人,棒子上都钉着钉子。他们用虫子堆在一些老年教师身上,让虫子在他们身上爬。还逼迫老师嚼吃甲虫。他们用浆盆当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每天吃饭前在食堂前,那些“劳改大队”的老师要讲自己的罪行,汇报自己今天的劳动情况。晚上不让回家。

1966年8月,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教师杨俊。杨俊老师,男,不到40岁,因出身不好,白天在学校小工厂劳动,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他经常被打,最后在一天晚上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被席子给卷出来。红卫兵还谎称他是自杀。在校的老师说,他那天被打得那么利害,都已经没有能力自杀了。

红卫兵从学校外面抓进一个女人,说是“小流氓”。把她关在南小楼楼梯间下面的低矮的储藏室,人在里面也不能站不能躺。红卫兵在学校里打她,打死后,老师们看到她第二天被装麻袋里给抬出去。死者至今不知姓名。

1966年8月29日,该校高中二年级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舍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孔海琨老人。他们先打了孔海琨老人,刺破了他的面颊,然后把他用铁链吊在树上致死。孔海琨是他们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孔祥霭的爷爷。

高二(二)班的学生宁志平,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同班的红卫兵说他“思想反动”,是“反动学生”。他们打他,用刀子割了宁海平的耳朵,没有完全割断,还连着一点。宁志平去海淀医院,医生把他的耳朵缝上了。但是他又被关押在学校里。该校初中的红卫兵又来打他。他们把他的耳朵完全打落,再也缝不上去。

校长邸文玉一个耳朵被打聋了。

柳成昌老师,因“出身不好”。被打得后背皮开肉绽,就趴在那儿几天都不能动。

地理老师刘荫基,因“出身不好”,并且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毒打后,服安眠药自杀。送到海淀医院后被抢救过来。

何宗第老师,因“出身不好”,还因为他曾在人大和北大两个学校读书(本科和研究生),就指控他是“双料”的“反动学术权威”。把他赶回西安老家,什么也不让他拿,也没有钱,只能走着回西安。

赵国钧老师被刮了眉毛,因他试图维持自尊,被打得特别利害。在出劳改大队后,他写过一篇记述文章:“白色恐怖下的80天”。

据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内外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些66年被“揪出”的老师,又被再次“揪出”,被非法关押在学校的东教学楼“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