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8月28日，居民，曾经当过小学教员陈玉润，在被北京第38中学红卫兵查抄时打死。

1966年8月28日，居民李秀蓉（陈玉润的母亲）在被北京38中学红卫兵查抄时毒打，稍后死去。

1966年8月28日，黄瑞五（陈玉润的儿子）在被北京38中学红卫兵查抄时打死。

1966年8月28日，黄炜班（陈玉润的女儿）在被北京38中学红卫兵查抄时打死。

1966年8月28日，陈玉润家老佣人（未留下姓名）在被北京38中学红卫兵查抄时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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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末，一个恐怖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 五，8月28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 人；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为红卫 兵在黄家抄家时发现了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一个空子弹壳。

黄瑞五家五口人被杀害之日，1966年8月28日，正是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走 向最高潮的时候。破除“四旧”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的关于开展文革的一系列文 件中就指明的。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两天以后，1966年8月20日的 《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关于“破四旧”一份倡议书。这封倡 议书的发表，使“破四旧”成为一个内容非常具体的“运动”。在“破四旧”中红卫 兵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烧书籍，禁止他们认为是“资产阶 级”的服装式样和头发式样，破坏寺庙和教堂，砸毁艺术雕塑和壁画等等。这些行动 并且立即发展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还搜查私人拥有的黄金 白银和外币。他们在抄家过程中毒打甚至打死被抄家的人，或者，把人拘禁在他们设 立的牢房虐待拷打甚至打死。暴力迫害从校园发展向整个社会。这场空前的红卫兵的 集体暴力行动，导致北京有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殴打、侮 辱和折磨后自杀。

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北京城里有自己的房产的人们。实际上，在抄 家行动一开始，在棍棒皮鞭的威胁和红卫兵的命令下，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们，到政府 的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书上缴了，以致当时上缴房产证书的政府办公室需要排长队等 候。由于物资匮乏，当时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长队。排长队购物是匮 乏经济的常见景观之一。文革开始后，排长队增加了新的恐怖内容：和排长队上缴房 产证书同时发生的，是火葬场也发生了火葬场焚烧尸体要排长队的现象。因为1966年 夏天大量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炉也供不应求。但是，上缴房产证书，放弃 对私有房产的所有权，不能使房产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打死的噩运。

黄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那座院子里有十多间房， 是他家的私有房产。黄瑞五的父亲1949年以前当过教授和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时， 已经去世。住在20号院子里的有黄瑞五的外婆、母亲，一个单身老佣人，再加黄瑞五 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岁的孩子。外婆已经80多岁。黄瑞五的母亲陈玉润，曾经当过 小学教员，当时已不在工作。黄瑞五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 配在东郊管庄建材部玻陶水泥设计院工作。这个单位现在的名称是“中国建筑材料研 究院”。

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20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 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 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 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 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 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 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 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 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单位，因而侥幸免难。他们的孩子还 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机警，告诉红卫兵她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 子离开了黄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后，骨灰被丢 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当然是极大的惨案。然而，更悲惨的是，在1966年8 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而是和一大批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的。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辆三 轮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 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 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 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 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 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来麻烦的忧虑。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数千名居民，同时，把十万居民强行驱逐出北 京。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 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 于其他各区。西城区的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 另外三个区的总和。

黄瑞五家住在西城区。在黄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 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是北京各区中最早建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海淀区等区的“纠察队”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们声言“纠察队”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西城区纠察队”当时名震北京甚至全国， 被简称为“西纠”。“西纠” 发出了十道“通令”。这些“通令”被印制成大张传 单张贴并且被编印成书，指导当时的抄家以及驱逐居民的行动。这些“通令”也散发 到全国各地。“西纠”实际上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红卫兵在那一时期的龙头领导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8月24日 “西纠”成立时，第38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

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黄瑞五家遭受的这种三小时内被打死五人的高强度杀 戮，以及“西纠”各发起单位的高杀人率，有直接关系。

“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们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 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 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 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 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 兴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见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内被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 峰。那是在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 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 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没收了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 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 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1966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 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1，772也已经是 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