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65中学

北京第65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夏天,化学教员靳桓，被“斗争”，被打入学校“劳改队”中,从学校教学楼上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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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一批教师和学校负责人被打入“劳改队”中，在学校里扫院子和厕所等等，并且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殴打。靳桓是“劳改队”中的一个。他是化学教员。据说他有所谓“历史问题”，所以被划入“牛鬼蛇神”范畴。

笔者访问过三位当年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中有两位看到了靳桓的尸体。靳桓从教学楼五层楼上跳下自杀。他的身体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有校工把他的身体移放到楼后堆积杂物的小院子里。他的手臂肘扭折了，额头有很大的青紫色肿块。有校工拿来一块毡布盖在靳桓的尸体上。他的手肘和一双脚从毡布下露了出来。

一队学校的红卫兵来到小院，在靳桓的尸体前面，拿出《毛主席语录》，一起念了第149页上的一段：

“人总是要死的，担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司，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然后，他们说靳桓是“畏罪自杀”，是“以死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他们高呼口号：“打倒靳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靳桓死亡时大约40岁左右。他的死亡日子大约是在1966年8月下旬或者9月上旬。如果靳桓的家人或者亲友能看到这里的记录，请提供详细情况。

边涌珍是北京第65中学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她是高一（2）班的学生。她的父母和她一起住在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她的父母在1949年以前开有一个小杂货店。1949年以后划分“阶级成份”，他们被划为“小业主”，和“资本家”有所不同。文革开始，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和驱逐所谓“地富反坏右资”的行动。当时，大量“小业主”被升级成为“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资”一样被抄家，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被驱逐出北京到农村。边涌珍的家被抄得一塌糊涂。抄家后，她的父母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决定自杀。那天傍晚，边涌珍从学校回到家中，他们给了边涌珍一些钱，叫她去商店买盐和酱油、醋等杂物。边涌珍买好东西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父亲和母亲已经双双自缢在堂屋的房梁上。她手上的酱油瓶子和醋瓶子都啪啪掉到地上，酱油和醋流了一地。边涌珍当时17岁，父母死后，剩下她单身一人。她在学校遭到红卫兵同学的辱骂和欺负。班里一些同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同情她，可是爱莫能助。边涌珍离开北京去宁夏投靠她的姐姐。她的同学不知道她后来的生活怎么样。

张秋子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65中学高一（2）班的学生。她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一家，张秋子的父母和她，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单和东四之间的干面胡同，那里是中科院的宿舍。张秋子的母亲是日本人，名叫鸟居绿子，不太会说汉语。鸟居绿子的父亲是日本的考古学教授。张秋子的父亲曾经是这位日本教授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女婿。张秋子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文革开始，1966年8月，张秋子的父亲被“揪出来”了，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他遭到“斗争”。他的妻子被吓出病来，精神不正常，总是说有人要杀她。其实，当时连中学生都懂，张秋子的父亲是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他的研究，跟“特务”“间谍”毫无关系。

张秋子的父亲被“揪出来”以后，长期不准回家，住“牛棚”（即设立于工作单位里面的监狱），“劳改”。她父亲生病，不准医治。张秋子找她的一个同学，想请她同学的妈妈给开一点药，这个同学的妈妈是个医生，但是也被关在医院的“专政队”里不能回家，无法帮助。1968年9月，张秋子的父亲病重，他患胸膜炎，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终于被送进医院。医院拒绝给“阶级敌人”医治。他在1968年10月2日去世。

1966年夏天，张秋子要照顾她有病的母亲，曾经请同学帮她到学校请假。她的这个同学因此遭到同班红卫兵的凶狠查问。这个同学不知道张秋子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但是记住了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