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
哥哥遇羅克的故事（節選自《我家》）
作者︰遇羅文
哥哥的性格 對于父母都是右派的學生，在學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勢利眼的班主任開始把羅克的操行評定由往年的“優”改為“中”，像對其他父母遭到厄運的學生一樣，見到羅克也總是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他的口頭禪就是︰“你們首先要和家庭劃清界限，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學生就像有了裂紋的鑼，敲不成音了。”羅克氣憤地說︰“我就是面破鑼，也要敲一敲震震他們。”從此我懂得了抗爭，哪怕對方是碩大無比的“權威”。 雖然他的操行評定是“中”，然而他的品德是那樣高尚。有一件事我永遠忘不了︰1959年，父親被教養沒有工資，全家7口人（姥姥、父母、四個孩子）只靠母親的70元工資維持生活。有一天，剛上二年級的弟弟去買冰棍，人家多找了錢，他高高興興地回到家，對羅克說了。羅克嚴肅地說︰“多找的錢不是你的，你應當送回去，要做一個誠實的人。”然后帶著弟弟把錢退回去了。 哥哥從小愛開玩笑，比如熟識的人用三輪車送他回家，他會把上衣往上拽，腦袋縮在領子裡。他以為人家回頭看他，會以為他沒了腦袋而嚇一跳。他好做鬼臉，甚至還做著鬼臉照了一張相。 他也愛和大人開玩笑，但不失禮貌，稱呼都要帶著叔、姨、爺、奶，嚴格要求我們對長輩說話一定要用“您”。 后來雖然總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時把我們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賽誰講的笑話能把大家逗樂了。有一次母親想念被教養的父親，心情不大好，哥哥編了一個笑話給媽媽聽︰“我小的時候寫大字，家裡舍不得買紅模字，媽媽給我寫字，讓我透過薄紙拓。我總是得3分，不明白為什么。有一天老師翻錯了頁，給媽媽寫的模字判了分，才給4 分……”連媽媽也給逗樂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語言諷刺時弊，常把我們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橫生的 他高中畢業以后，準備下一次高考那一年，只要姥姥出門，就由他給我們做飯。我們放學回家，先看見他貼在門外的菜譜。每次要做三、四個菜，古怪的名字勾引起我們的好奇，但吃起來全是一個味。還是母親發現了奧秘，只要家裡有的作料，他都要放全。 59年，哥哥高中畢業。他雖然高考成績優秀，語文、數學都是最高分，還是因為出身落了榜。就連要求分數不高的地質專業學校，也不允許他進入。他抱著一線希望，在家又複習了一年，還是與上大學無緣。這時候，我家正是經濟上最困難的階段──7口人只靠母親70元工資生活。母親希望哥哥早日參加工作，協助她共同支撐這個家，但是更希望她這個才華橫溢的兒子不被埋沒，她尊重了兒子的選擇。 父親被教養后，為了節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間北房，兩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獨立的一間，哪怕是東頭兒的小煤屋呢。他說，只要按個門就行了。母親不同意，擔心這個狹長的小夾道連個窗戶也沒有，又潮濕，住在裡面會生病。向來心直手快的姐姐說︰“不是就缺個窗戶嗎﹗”話音沒落，拿把斧子就進了去，三下五除二，把夾道盡頭的北牆刨出一個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裡頭頭一次透了亮，土鱉和潮虫見了亮光嚇得滿處亂爬。牆那邊是個服裝廠，只聽見那邊有人喊上了︰“你們家大人快來看吧，再刨房頂就塌下來啦﹗” 幾天以后，房管所來人按上門和后窗，把牆抹了白。姥姥帶我們用紙糊上頂棚，又請個當木匠的親戚做個簡易的桌子和書架。從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裡讀書到后半夜，姥姥和母親沒少為催他睡覺操心。 初入社會的哥哥 羅克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他每讀完一本都要作讀書筆記。他每年有一套讀書計劃，數量是很可觀的。到農村后更是抓緊了每一分鐘，正如他給自己床頭寫的橫幅︰“分秒必爭，珍惜生命。” 他在首都圖書館辦了一個集體閱覽証，每個月回家時都要換借幾十本書。同時他也鼓勵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多看書，常讓我和他一起去借，以便我能挑幾本我想看的。因為我那時是初中生，還沒資格到市級圖書館辦借書証。有時他索性寫張目錄，讓我替他連還帶借。本來圖書館規定非常嚴，不允許借書証給別人用，可是一看是他的名字，沒有人好意思點破。原來他和館裡的人都很熟，每年還參加那裡舉辦的新年文藝晚會。我只看了一次，他表演的是，朗誦陸游的《釵頭鳳》。 姐姐和弟弟就沒有我這么好的運氣了，他們倆也想利用哥哥的借書証，姐姐讓弟弟冒充哥哥，因為她是女的，裝不成男的。弟弟才十一、二歲，與成年人相差甚遠，人家不好再給面子。 當時他每月的工資，除了留下少量非花不可的錢以外，大部分都交給家中使用。他沒有任何需要花錢的嗜好，相反他每月還盡量節省一點錢給我們買些書。在這些書上，他還常常寫上一些題詞贈言。 哥哥在農村時，有一階段租住在社員家裡。據社員反映，他每天都要看書到后半夜，因此得了神經衰弱。無論分配他干什么，他也總帶著書，有空就看。他最喜歡被分配去看水泵，因為看書的機會特別多。在他的影響下，我們這些弟弟妹妹也對書有了濃厚興趣，如果有空閑時間不看書，就好象對不起誰似的。 哥哥在勞動中是積極努力的。他到菜園后不久就當上了記工員，有時還帶工。我們從城裡找他，他也從不放下手中的活或提前收工。有一次我剛到，下起了小雨，社員催他快收工，他故意不著慌不著忙地說︰“房檐流水就回去。” 我和姐姐在他那裡住過幾天，晚飯后帶我們去散步、體會大自然的溫馨。他不無得意地說︰“這裡空氣多好呵，你們聞，還有一點兒大糞香。”旁邊一位當地青年說︰“我可聞不著‘大糞香’，只知道大糞臭。” 我們在那裡干了幾天臨時工，累得實在不行，原因是缺乏鍛煉，干活也不得法。 羅克的群眾關系特別好︰有人找他哭訴委屈，有人向他傾吐苦衷，有人請他調解糾紛，有人求他排疑解難。甚至一位因為出身不好與戀人被拆散的青年請他為女友寫了首情詩︰
“春懷動了，卻是春情少。 他走到哪兒都有社員和他說笑，他們親昵地叫他“伊拉克”（因當時市場上到處銷售從伊拉克進口的蜜棗，而遇羅克的名字中又有個“克”字，所以社會員們就順口戲稱他為“伊拉克”。）他從不擺出有文化的架子，他討厭說話咬文嚼字。他常對我們說，要增加點群眾語言。 他從不歧視任何人。農村有歧視養老女婿的壞習氣，羅克則反其道而行之。 據說有一對社員在婚前懷了孕，舉行婚禮那天沒有誰去參加，只有羅克參加了婚禮。 他也痛恨一種人。那時正是三年大飢餓時期，許多同事湊錢買了兩盒糕點給一個住院的病人，由公社一位領導送去。而那位領導在小汽車裡偷偷藏起一盒，被司機發現了。哥哥認為這種人比明火執杖的小偷、騙子更壞。 我們只聽到過一次他嘲笑那裡的人，那就是公社兩位領導在一次大會上爭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后來讓台下的聽眾舉手表決以定勝負。 羅克在農村中，更多地看到了“血統論”這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它比城市暴露得更徹底。越來越多的不平等現象，更使羅克認識到，出身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他開始著重研究它。更加刻苦地練習寫作。 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業余時間，他在小屋裡顯眼的地方，貼上了一張紙條︰“談話請勿超過十分鐘。”他認為“無論‘鴻儒談笑’，還是‘白丁往來’，都是一樣地浪費寶貴的時間。” 羅克寫了大量的文章投給報刊，但絕大部分或因“標新立異”或因“出身”而不能采用。發表的只有1962年《北京晚報》上一篇散文《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大眾電影》上影評文章《是古代歌仙還是現代歌手》。在當時對影片《劉三姐》的一片贊揚聲中，唯獨他在影評中提出了該片還存在某些不合情理之處。 他還寫過一篇大鼓詞《焦裕祿演戲》，北京曲藝團曾演出過。他對焦裕祿還有些贊賞，他總說︰不必要求太高，如果每位領導干部都像焦裕祿那樣，還想著勞苦大眾，就太好了。 美國的黑人，日本的賤民，印度的首陀羅都成了他關心的對象。他想找出它們內在的聯系。他非常欣賞印度影片《流浪者》能用最簡單的語言揭示“血統論”的本質︰“法官的兒子還是法官，賊的兒子還是賊。”更為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基礎》中一段精彩的論述而折服︰“法學家既鄭重宣布了奴隸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奴隸，換句話說，他們也就肯定了人生下來就不是人。” 1964年初，羅克的神經衰弱已很嚴重，他離開農村回到城裡，臨走前他在自己住的小屋牆上還留下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物去人飛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哥哥當時作的兩首詞，正反映他那時的心境和抱負︰
游仙
無題 哥哥返城 64年初，哥哥回到城裡，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這間小屋剛剛能順著放一張單人床。哥哥借用魯迅為其阜成門宮門口舊居寢室命名的“雅號”，稱他的小屋為“老虎尾巴”。這間小屋又黑又潮，被褥必須經常晾晒。盡管如此，哥哥還是非常滿意這間“書房”兼“臥室”。 他的這間屋，陳設十分簡單︰一張搭成的木板床，一個簡易書架，一張木版釘成的桌和兩個方凳。桌面粗糙，糊上一層牛皮紙，墊上一塊玻璃板。牆上掛有兩幅國畫，是徐悲鴻的《駿馬》和《逆風》；哥哥又自己寫了一條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貼在牆上。直到哥哥犧牲前，他一直在這間屋裡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馬上會想到它，因為哥哥的許多驚世之作，都是經過一個個不眠之夜，從這裡誕生的。我們那時侯辦報，都是“有今天、沒明天”的，誰也不知道下一期哪天能出、應該著重宣傳的是什么事。所以和哥哥要稿，全是急茬兒。哥哥向我們做了承諾，只要頭天告訴他，保証第二天交稿。通宵達旦是經常的。一兩萬字的大塊文章，頂多再加一個白天。和我們永別的那一天，桌上還放著他剛寫完的《工資論》。 三十年了，我永遠抹不掉這樣一個幻想──也許我再次走進這個院落，又看見從小煤屋門玻璃上透出熟悉的橘黃色燈光，我輕輕拉開門，發現哥哥依然在燈光下，微微駝著背，頭也不抬地伏案疾書，還是那樣聚精會神地為《中學文革報》趕寫伸張正義的文章……為了不讓現實打碎這僅有的幻想，至今我也沒有勇氣跨進這個院子。 他製定了周密的學習計劃，總是嚴格按作息時間去做，幾年來從不間斷。他讀書的范圍很廣，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哲學、數學、外語、宗教……讀書占用了他從早到晚所有業余時間，熬到后半夜是經常的。他如飢似渴地汲取人類創造的精神營養，也在為自己的事業鍛造一把銳利的寶劍。 在所有領域中，他特別喜愛哲學，反複讀過不少中外哲學家的名著──中國的孔、孟、墨、老，古希臘的柏拉圖，直到黑格爾、馬克思。他不只一次地對別人說︰“只有了解了每一個學派的思想，他選定的信仰才是堅定不移的。”可惜，他不能夠做到了解每一個學派的思想。在他快要被捕的時候，有一次說︰“現在我才知道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還正是勝負難分，如果能看到現代唯心主義的著作多好啊。” 回城兩個月后，羅克被分配到科技情報所做編寫資料的合同工。盡管任務完成得出色，但“父母都是右派，本人是社會青年”，已使好心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長期僱用。后來到蔣宅口小學和小牌坊胡同小學當代課老師，他很熱愛這個工作。雖然只是臨時代課，但他對學生非常負責。他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買些書簽、玩具作為獎品獎給學習好的學生。他對學生並不嚴厲，而且善于啟發學生，他曾把一個亂班變成優秀班集體，受到表揚。但是，不久也被辭退了──一翻檔案，誰敢要父母都是右派的人?但是學生和他一定建立了非比尋常的感情。因為“文革”開始，各學校都在打老師，他教過的學生來我家好多人看望他，恐怕他也受到虐待。 一片混亂 1966年初，吳□首先遭到非難──報刊上對他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了空前規模的批判。許多經歷過多次“運動”的長者，嘆息著斷定︰“又要來一場運動了。” 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就在“清官”、“貪官”、“罷官”、“奪權”上作起文章來了。按照他的邏輯，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等于麻痺人民，維持和延長統治階級的統治，是反面人物。而貪官激發階級矛盾，促使人民造反，而農民起義又一直公認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所以貪官比清官更具有進步作用。就是一個中學生也能聯想到，照此推論下去，岳飛比秦檜還壞，劉邦比秦始皇更該受到詛咒。我們帶著這個問題去請教好打抱不平的哥哥，我們想信他是不會袖手旁邊觀的。 果然，羅克寫了《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給《紅旗》雜志和《北京日報》寄去，都被退了回來。他在日記中氣憤地寫道︰“報紙上一些無聊文人大喊︰‘吳□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 和父親一起在街道受監督、管製的梅娘女士常到我家串門，哥哥聽說她認識很多報社的人，就托她向報社推荐。梅姨警告他，推荐可以幫助，帶來惡果可別埋怨。哥哥表示，他連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們都知道，一旦他決定要做的事，多少人也扭轉不過來。 他又給《文匯報》寄去一篇15000字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雖然發表了，但改了標題，刪成3000字，並寄來五元稿費。羅克當即把搞費退了回去，給《文匯報》編輯部寫了封抗議信。這些天他顯得有些興奮，他說過這么一句話︰“我總算替吳□還擊了幾下，出了一口悶氣。” 哥哥有一篇珍貴的日記留了下來，從這篇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買來《文匯報》(13日)一看，果然有……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很!不過，這在家裡卻掀起了軒然大波。父親和母親及和父親下棋的棋友們都害怕起來。他們一見到那標題《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標題也使他們不知所措。整個版面的安排對我也純屬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對我來講，成了干干淨淨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來只有勝利，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既無勝利也無損失罷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嗎?□ “憑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刪的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逼垮。難道我還有什么顧忌的嗎?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不是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為否定實是肯定的作者們，可有我的態度鮮明、立場堅定?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諸君只是跳梁小丑。‘爾曹身與名俱裂’，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羅克就是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只要他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說，哪怕有殺身的危險。他認為有比死更痛苦的事，這就是自欺和屈服于真理以外的東西。 這時，報紙、電台廣播中，奇談怪論和顛倒黑白的東西越來越多，思想混亂也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于是，美其名為“文化革命”。羅克的日記中，對它是這樣評價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么，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5月22日 報刊上轟轟烈烈地開展文化革命，我是非常有感觸的。 “一、工農兵參加論戰。誰掌握報刊，誰就掌握工農兵。工農兵批判的不是言論本身，而是不許“敵人”破壞社會主義。因此，報刊上所謂的工農兵論文，現在看來是批判鄧拓的，但不用換掉幾個字，就可以變成下一次運動批判其他人的了。工農兵哲學的時代遠沒有到來，最大的障礙是幼而失學，現在又沒有自修條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時勞動之余，想在民兵、會議等等活動充斥之下，寫出一篇文章來，那是十足的謊話。事實上，廣大群眾對這件事是不關心的。 “二、(略。這些日記是79年，《光明日報》記者去公安局查找羅克檔案抄來的，為何省略，不得而知，至今我和家人尚無“資格”看到當初抄走的大量日記、照片，更不用說索回了。) “三、爭論雙方︰現在受批判的一方是過去代表黨的。例如鄧拓是市委書記，《北京日報》是市委報刊，《前線》是市委雜志，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又是中央委員，等等。而開火的一方，則是上海文聯的姚文元，民主黨派的報紙《光明日報》、《文匯報》，即使是《解放軍報》吧，也只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高炬……這么看來，要說攻擊黨，大概應該指那些民主黨派的報紙。可是這時急急忙忙把工農兵搬出來了，如果不是確定了誰該受批判，是不輕易搬出這個法寶的……內幕真複雜，只把局外人蒙在鼓裡。” “6月3日 詳讀《人民日報》發表吳□、胡適的通信。實在是一般學術問題，且有相當民族感情，可惜謬解。”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當然都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但誰也不知道彭真、劉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錯誤……看來，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會敲鑼打鼓的──熱情帶有極大的盲動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大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 “6月7日 這是給初出茅廬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禮，‘群眾運動’的洗禮!好一個‘群眾運動’!不講官面文章，誰也不會相信修正主義者會怕這樣的大會!更可笑的是，口號裡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遠不夠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沒有公布，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 “6月12日 晚上看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么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決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蒙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么不正常，即可作為証明。” “6月17日 聽弟弟、又聽母親說，小牌坊小學（羅克曾代課教書的學校）四年級組的一個李老師自殺了。小學生沖動起來，連校長也給打了。小學生是沒有分析能力的，這種盲動，真的像新市委所雲︰‘是可愛的’嗎?歐洲的士字軍東征的時候，兒童也從家裡跑出來東征去了。結果呢?被商人賣給薩拉森作奴隸去了。” “7月18日 讀完《五四小說選講》。能夠自由地敘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實地刻劃一個時代的面貌。由此看來，今天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較之五四時代，真是相形見絀了。” 早在“文革”前很久，林彪、“四人幫”之流就開始推行愚民政策及造神運動，后來就愈演愈烈了。羅克對此異常反感。他對后來林彪“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丑態，更是嗤之以鼻。記得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見警察用語錄本指揮交通，幽默地說︰“就差把汽車喇叭改呼毛主席萬歲了。”從他那裡我們才知道，山呼萬歲萬萬歲原來是封建社會朝拜皇帝的禮儀，而並非近代的發明。從他1966年的日記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1月27日 讀完《論語譯注》。怪不得在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中，有的人對孔夫子推崇備至。我覺得孔的學說所以遠勝于莊、墨、韓非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確地提出學問為政治服務，明確提出聖人可以企及……因為聖人並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學而知之的。這就是把學術公開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學說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學無術的緣故。” “1月29日 ……那時我國對外積極爭取和平……對內則受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影響，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國家建設欣欣向榮，國外頗孚人望。治國者庶幾可以無為而治矣。今天則不然，過分強調主觀因素，忽視物質條件與即成事實，治國者手忙腳亂，被治者日以繼夜，但成績卻不理想。五四年(1954年)尚肯公布預算，今天連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實足的愚民政策。” “2月6日 《人民公敵蔣介石》乃陳伯達之作。始知蔣何以從流氓爬上總統的高階。蔣用兩面手法，殺人行不義而為一己之私，實乃獨夫也……但陳亦不可稱為高明理論家。其頌毛為“智勇雙全”、“彌天大勇”足令人齒寒……依陳的推理，毛豈不也成了“獨裁者”了嗎?人民的力量何在呢?當然，陳的這個錯誤是最起碼的，由陳來主編《紅旗》欲不教條，誠大難哉!” “2月7日 我為什么要讀邏輯著作呢?因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可以得出謬誤的結論，其邏輯錯誤必為原因之一。故讀此以批判之。” “5月2日 讀《波斯人信札》(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著。)一百余頁，自有妙句︰‘對于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並不等于對于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遵奉宗教，決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為‘思想’或‘馬列主義’。” “5月4日 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這時候，學校裡早已沒有學習的氣氛，老師也沒心思講了，學生也沒心思聽了，都惦記著寫大字報，想批判點兒什么。可是誰也不清楚真正的敵人在哪兒，報紙上批判的“三家村”、“海瑞罷官”和學校又聯系不上，結果大字報上寫的全是空洞無物的廢話。為了顯示自己“革命”，廢話越長越不嫌長，有的甚至從二樓垂到一樓地面。也有的煞有其事地寫上“憤憤不平”，其實真該不平的是近年推行的極左路線，可沒人敢去批。 沒多久，隨著報刊把矛頭轉向了北京市委、團中央，學生們才摸準了方向。遠水畢竟不解近渴，順理成章，校長、書記作為他們的爪牙成了批判對象。出身不好和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成了陪綁。緊接著學生們的批斗從文斗轉向武斗，校長、老師們親身領略了自己推行的教育路線的苦果。當然，好打人的學生是少數，多數學生的善心還沒有被完全“教育”干淨。 對于運動初期學生造了老師的反，羅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師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長地說︰“青少年的墮落難道與他們所受的教育不無關系嗎?聯想到給學生灌輸的東西，使學生只懂得斗爭不懂得愛，整個教育界是有責任的。說是因果報應也不為過。”現在回想起這段話，還是發人深省的。 隨著學生在各個學校之間的串聯，一些極左、過火的行為和快就傳遍了每個學校。大學裡的學術權威，無一例外地成了“黑幫”，整天掛著牌子在校園裡干活、讓人參觀。善良而無知的學生，往往是出于好奇，去看揭露名人的大字報和往日威嚴、今日落魄的名人們，很少去體味被人參觀的痛苦。單純的姐姐羅錦，還以為有了機會，到中央音樂學院，找正在掃地的馬思聰請教拉小提琴的事。盡管周圍沒有別人，他也嚇得不敢鼓勵姐姐學琴，反而勸她改學民樂。 “血統論”不再遮遮掩掩 按照羅克的看法，“文革”的起因，是領導集團的權力相爭。為了這一至高無上的目的，放松了對人民的控製，使多年的積怨得以迸發出來。 但是，首先被賦予抒發積怨的權力的，是最受信賴的干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它是由清華附中一些干部子弟發起的，其中也有些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和它同時組織的，還有北大附中“紅旗”戰斗隊，以后各校紛紛組織了這種組織，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對出身的要求非常嚴格，有的只許干部子弟參加，有的也允許一部分工農子女參加，對這種早期的“紅衛兵”，人稱“老紅衛兵”。 他們最大的怨氣，就是嫌像《中國青年》雜志這樣的宣傳機構和一般的學校領導、教育部門以至整個社會，對階級斗爭抓得不狠，對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溫和了，而沒有公開宣布他們就是專政對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陸平優待了“狗崽子”，從此開了先聲。隨著《北京日報》歪曲事實的報導，大規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劇就演出了。 他們信仰的是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所做的社會各階級分析是，敵人──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被打倒的干部和學術權威），他們的子女(被統稱為“狗崽子”)也在其內。自己人──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類與紅五類之間的，是可以團結但不可以依賴的對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無論多么年輕或是不是黨員，父母是“敵人”的一律劃歸“黑七類”。總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它也決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人不知道“血統論”這個幽靈，曾在神州大地游蕩。它象霉菌、像病毒，既作惡多端又無孔不入。 從我記事以來，就知道“應該”把人分成等級，讓一部分人去壓迫另一部分人，這就叫“專政”或“階級斗爭”。被壓迫的是少數（常定為5%，否則壓迫不成），永遠沒有翻身解放的可能；壓迫者雖然是多數，但不知道哪次運動或其他什么機會，其中一部分也許會變成被壓迫者。這就是“成分”。 不知從何時起，“終身製”和“世襲製”也變成了國粹，所以壓迫者的子女也成了當然的壓迫者，被壓迫者的子女從生下來就該受壓迫。這就是“血統論”者大講特講的“出身”。 到了66年“文化大革命”，“血統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于出身不好的受壓迫者，不僅升學、招工、提干、當兵、學開汽車、接觸精密設備等等好事難于問津，就是無辜受刑甚至致死，或與家人一起遭到大屠殺的事也屢屢發生。 我的哥哥，從小就有一股反抗強權的精神，視“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俠膽相照”為無上美德。所以 在66年8月，“紅色恐怖”盛行之時，哥哥有感于“血統論”給人們帶來的危害， 寫成了《出身論》。作為一介書生，唯一的武器 就是紙和筆，至于能不能發表，恐怕他連想都沒有想過，只是拿給我們大家看。 《出身論》誕生 在“紅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羅克就寫下震驚每個讀者的文章──《出身論》初稿。 在“紅色恐怖”中，羅克也因出身問題和寫反對姚文元的文章而被人民機器廠關押。在關押期間，他和難友們下棋、談天，用他樂觀的精神去感染別人，給他們留下極好的印象。他甚至說服了看守他的幾名青年工人，和他們交成了朋友，偷偷地在一起玩牌、下棋、講故事。廠裡發現后只好罷免了那幾個“看守”的職務。后來，他們發現羅克從來不服服貼貼，反而經常來往于“黑幫”之間，膽子又大，唯恐他在其中通風報信。況且羅克入廠時間不長，他們認為沒有什么大問題，就把他放了。這時“紅色恐怖”高潮已經過去了。 9月份，哥哥剛剛解除“專政”，就著手補充和修改《出身論》。 11月份，我們去廣州串聯，住在同福中路小學。那裡油印條件很方便，長期壓在心中的憤懣終于可以吶喊一下了。我們試探著寫了幾份反血統論的傳單，又根據對《出身論》的回憶，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論出身》，印了幾百份，貼在廣州市的街頭。 貼出后立刻得到了反響，很多人圍觀、抄寫，每一份上都布滿了“好得很”、“大毒草”評語。我們高興極了。盡管言詞比《出身論》緩和和含糊多了，但在當時也是很冒險的，所以落款不能寫真名實姓，編了一個“北京吶喊戰斗隊”。 我們把油印的傳單寄給哥哥，還告訴他一種簡便的油印方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為我們邁出了反血統論的第一步而高興，也指出了我們寫的文章不足之處，並說“署名‘吶喊戰斗隊’似可不必。吶喊固然需要，以科學的態度埋頭工作豈不更好?我希望全國每一個家庭都能組織一個出身問題研究小組，踏踏實實地認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問題……這就是我為什么要署上‘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緣由”。他給我們寄來《出身論》原稿，讓我們油印，還告訴我們，收到我們信的當天，他就買蠟紙、鐵筆和油墨，準備在北京也油印《出身論》。 我們把《出身論》印了幾百份，在廣州張貼一部分，其余帶回了北京。在印的時候給它增加兩三個注解，只記得其中一個是對“自來紅”的解釋。 當時在北京流行“自來紅”、“自來黑”的說法，一些“紅五類”以“自來紅”自居，表示生來就是革命的，無需思想改造。哥哥一語雙關地諷刺道︰“殊不知，‘自來紅’只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我們怕外地不知道“自來紅”是糕點名，所以加了注釋。后來哥哥對我們說，這是他忽略的地方，加了注釋就好多了。 我們回到北京后，看到羅克、羅錦也印了很多。我們把它貼到北京市委、國務院、清華、北大、地質學院等地。哥哥還經常去看讀者有什么反應。有一次他去張貼，受到一些人的圍攻，對他又推又搡外加謾罵和威脅。他回來對我們說︰“今天我又經受了一次考驗，以后我能做到堅強了。” 羅克反對“血統論”，受兩方面的威脅。一方面，是以整人為主的當權者；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形形色的血統論支持者，無知的、瘋狂的“紅衛兵小將”們，他們靠血統論起家，靠封建特權得勢，怕羅克的思想動搖他們的根基。這兩個方面對羅克都恨之入骨。每一個親人都為哥哥捏一把汗︰父母自不必說，就連好心的鄰居也勸哥哥收斂一些，免遭橫禍。但哥哥毫無懼色，他說，他從寫《出身論》的那一天起就已橫下一條心了。“我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除了生命，我還有什么呢?”他在《1967年總結》中寫道︰ “（血統論的橫行)是‘社會主義’時期一個奇怪的現象，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大膽的抗議、強烈控訴，實在是時代的恥辱。我盡了歷史必然規律性所賦予我的任務，或者說由于主觀的努力，比別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這件事，也會有別人做的……這些文章(指《出身論》及其他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的十幾萬字的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翻印的估計有一百萬份以上，影響了不知多少人……我知道與強大的傳統勢力宣戰不會有好結果的。但我準備迎著風浪前進……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顧，我就絕不能寫出這樣的任何一篇來。從《出身論》一發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宗旨。我想，歷史會把我的這一段活動當作注腳的，它是會估價我的功過的。歷史會看到，在躍進了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封建的意識形態還怎樣廣有市場，和它戰斗還會有多少犧牲。……任何懲罰是壓不倒那些為正義而斗爭的戰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犧牲。戰斗的甘與苦全部在這裡。” 這時候，“中央文革”還要進一步打擊上層的異己，發現鼓吹“血統論”的“紅衛兵”們怕傷及自己的老子，有的變成“運動”的阻力。為了得點兒民心，不得不對明目張膽的“紅色恐怖”和“血統論”進行一點兒限製，提出“批判資產階級發動路線”口號。直到這時，在北京才停止了大規模草菅人命的行為，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也可以組織“戰斗隊”了。 我在65中和幾位同學成立了“北斗星戰斗隊”，又印了不少《出身論》去張貼。不少讀者來65中談他們激動的心情，也有的愿意來幫我們做事。和哥哥一商量，我們趁機開了兩次座談會。海報一貼出去，招來很多人，偌大的教室座無虛席，不少人是外地來京串聯的。許多人控訴、揭發“血統論”帶來的暴政和令人發指的罪行，有人甚至泣不成聲。哥哥每次會都去聽，他當然想更多地知道人們對他的傑作是什么反應，可是他從不發言，他不想過早地讓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以防有人駁不倒《出身論》的觀點，該從作者身上找茬兒了──這是當時最常用的方法。 日記引起的災禍 哥哥酷愛寫日記，他也鼓勵我們寫。他送給我們的禮物就常常是漂亮的日記本，扉頁上還提上幾句詞或寫首詩。從他那裡我們知道，未經日記主人允許，別人是不該看的。到“文革”前，他寫了有厚厚的十幾本，姐姐在他的影響下，也寫了好幾本。 “文革”一開始，是以批判《海瑞罷官》引起的，接著批判北京市委，沒多久“破四舊”、抄家。從傳聞得知，抄家的“紅衛兵”對日記特別重視，因為從中可以發現“反動罪証”、“變天賬”，有的人就因為日記被打死了。哥哥很發愁︰把日記燒了，舍不得；留著，太危險。那時他在“人民機器廠”當學徒工，因為寫了反對姚文元、歌頌海瑞的文章發表在《文匯報》上，成了“準專政對象”，行動不自由。他認為我和弟弟都還小，姐姐參加工作一年了，認識的人也多，就委托她把日記藏起來。 糊涂的姐姐把哥哥的連同她自己的日記和母親最珍愛的上百張相片，藏在一個十分顯眼的地方，很快就被發現了。父親氣得破天荒地罵了聲“蠢丫頭”，母親傷心得兩眼發直說不出話來。聽姥姥說，躲日本飛機轟炸時，母親什么都不拿也要抱著這幾本相冊。只有哥哥沒表示什么。幾天以后，這些日記和相片都擺到“破四舊成果展覽會”上，哥哥也從“準專政對象”升為“專政對象”關在工廠不許回家。（日記、相片至今還扣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檔案處，我多次聯系索要，不是告知不能發還，就是沒有回音，甚至連查閱都不允許。──九九年十月） 到了66年12月份，哥哥已經可以回家了，一家人以為日記的事過去了。 這時“步行大串聯”正在興起，剛剛離開校門參加工作的65屆畢業生，沒趕上不久前的“大串聯”而不甘心，也組織步行串聯。姐姐母校的幾個同學找到她結成伴，準備了幾天衣服、行李就出發了。姐姐還帶了許多份我們自己油印的《出身論》，準備沿途散發、張貼。 還沒走出北京市，她母校的一些“紅衛兵”早已聞訊追去，把姐姐抓走，“扭送”到公安局。就因為她在日記裡評論了林彪搞個人崇拜。 跟她一起串聯的一個男生，哭著到我家送信兒，哥哥馬上就要去公安局救她。還沒離開大門，一幫“紅衛兵”也沖到了我家，想再來抄家，以便多一點兒“罪証”。哥哥迎住他們辯論起來，你說一條“語錄”，我說一條“語錄”，十幾個人居然占不了上風，一個個氣得咬牙切齒。哥哥知道這么耗著對姐姐不利，就激將他們︰“你們敢到市委去辯論嗎？” 這幫“紅五類”們心說，到哪兒也沒有人敢幫“黑五類狗崽子”說話，到人多的地方，他們只能勢力越來越大。況且市委離公安局非常近，那裡起碼還有他們看押著姐姐的幾個人呢。哥哥也希望接近姐姐，才有可能救她，否則公安局扣下她，什么辦法也沒用了。一幫人擁著哥哥走了，父母都為他捏把汗，為了救出姐姐，也只能這樣了。 別人哪裡知道，哥哥選擇那個地方，有他的用意。 一提起市委，一般人都想起台基廠大街和那高高大大的白樓，那是“市黨委”。在它的陰山背后，正義路那邊，還蜷縮著一個不起眼的“市人委”。“文革”一開始，這裡早已沒人辦公，現在一個個大廳裡，擠滿了無家可歸的“遣返人員”（攆回農村的“黑五類”又被農民攆回來，原來城裡的住房已被別人占上了）。起先他們常遭“紅衛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們也組織起來，成立了“十六條捍衛團”，專門對付野蠻的“紅衛兵”。哥哥前些天還來這裡做社會調查，把自己一件新棉襖留在了那兒。他選擇的辯論場地就是這個“市人委”，那幫人也傻乎乎地跟他到了這兒。 可想而知，“市人委”的“居民”見了那群“紅衛兵”，火就不打一處來。“紅衛兵”們又看不出眉眼高低，張口閉口“狗崽子”、“黑五類”、“出身”這些讓人煩心的“口頭語”，結果招來了“十六條捍衛團”，差點兒挨了一頓揍，嚇得落荒而逃，也沒敢再去我家找麻煩。哥哥帶著一幫群眾去救姐姐，可惜晚了一步，公安局已將她扣下。哥哥去交涉，警察說必須經過審查，沒問題才能放人。 在那“寧左毋右”的年代，誰肯為一個“黑五類”的女兒說話？況且日記上白紙黑字的確鑿証據。姐姐因為日記上的幾句無關痛痒的話，被判了三年“勞動教養”。在送往教養所之前，她就被關押在父親曾經兩次“蹲”過的半步橋監獄。 在半步橋等到教養判決下來，就被送到良鄉收容所（亦稱“竇店磚瓦廠”）。在這個教養所“改造”，我們才能得以見面。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她讓我們帶回一個空牙膏皮，回家打開末端，發現裡邊有一張疊得很小的字紙，告訴我們沒有人發現她帶的《出身論》，已被她銷毀，讓我們放心──替受迫害的人說話這種事，一旦被發現，可以任意曲解，說大就大，說小就小，十分危險。 幾年后她回到家才告訴我們，在“磚瓦廠”干的是重體力勞動，時間也特別長，周圍的人有政治犯也有流氓、小偷，連擦臉油、雪花膏都有人偷。 那裡每兩個星期可以接見一次，每次我家都去人看望她，送些吃的、用的，希望她能得到一點兒安慰。根據父親的經驗，這種“好日子”不會太多。果然，一年以后，隨著哥哥被捕，她也被轉到“茶澱農場”去種水田，遠離了北京。 《中學文革報》 1967年初，一次座談會剛結束，北京四中的王建複和牟志京找到我，他們看了我貼在四中的《出身論》深受感動，來和我商量怎么能擴大宣傳。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辦一份鉛印小報。他們也問到作者是誰，我推脫說，我是從街上的傳單中發現的，不知道誰寫的。他倆也不是那種謹小慎微的人，只要說得有理，管他誰寫的？ 說干就干，幾天之內，我們已經買來了紙、聯系好了印刷廠，經費是王建複從四中借的500元錢。羅克知道后興奮極了，他又連夜對《出身論》作了仔細的修改。當然，我們也忙了幾天幾宿。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和占三版篇幅的鉛印《出身論》終于問世了。 盡管第一期只印了三萬份，但立刻轟動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膽、徹底地批判血統論的文章，人們還是頭一次見到；文章中嚴謹的邏輯，無可辯駁的事實，練達、幽默、一針見血的語言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人們佩服作者文筆出眾和材料的廣泛，猜測著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很少有人相信，它出自一個學徒工之手。有時在街上就能聽到有人議論︰“這是反右以來最敢說話的文章了。”一個外地讀者告訴我們，他在火車上看見只有這么一份報，大家都爭著看，全車廂的人幾乎都看了。小報、紀念章交易市場上，它立刻成了價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們只好花兩元錢去買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學文革報》。 賣報的場面更是動人。熱情的讀者把我們團團圍起來形成人牆，自動替我們維持秩序。為了賣得快、便于找錢和防止倒賣，我們不得不規定每人必須買五份。有時我們把報放在生鐵鑄的果皮箱上賣，狂熱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擠倒了。買報的人排起長長的隊伍，時常達到二百多人，賣到最后只剩下印壞了的也有人央求買走。有的讀者激動地把紀念章送給我們。向我們表示支持和問候作者的不計其數。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鼓吹血統論的“老紅衛兵”雖然還很有勢力，但不敢搗亂。也有個別在大街上給我們搗亂的，都被群眾斥罵走了。 許多賣報、運報、運紙這些事務性工作，竟是弟弟和他的同學，這些初中生干的；而我們這幾個高中生，要接待來訪的、編輯報紙、校對清樣、籌措紙張、聯系印刷；女生們負責處理大量的讀者來信、兼管接待來訪工作。我和王建複、牟志京分工也有側重︰牟喜歡網羅寫作人才、建立兄弟報刊統一戰線；王熱衷于組織、財會工作，有時也寫寫社論和短文，沒有他，簡直無法想象大家怎么能有條不紊地工作；我卻偏愛組織辯論會、賣報紙和蹬三輪車──只要我們仨編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我干不可的事以后，這是我最愛做的事。有時我還拉上羽晴，和我一起去賣報，讓她感受一下讀者的激情。 每次報紙一印出來，我們全體（除了牟，他不屑干此事）都要出動去賣報，希望盡快把報出手，以防被人搶走。十多萬份報紙，好幾天才能印完，每天只能取出兩萬多份。除了零星的交給一些初中生和與我們有固定銷售關系的同學外，其余歸我們大隊人馬去賣。常聽單獨的賣報人給我們講他們的“遭遇”，往往被過分急切熱情的顧客擠得動彈不得，反而一份也賣不成，結果被追得東躲西藏，效率很低。 接受他們的教訓，我們找到了最佳場地──百貨大樓廣場。把整車的報紙往花壇當中一放，四周有鐵欄杆擋著，不許買報的人進來。有兩三個人專管數報，其余五、六個人往來穿梭、接錢給報。好在規定了每人必須買5份、交一毛錢，也不需要找零兒，兩萬份報紙，不到兩小時就賣完了。最后那一圈人，手裡還高舉著錢，眼看著報紙一張也不剩了，懊喪極了，我們只好安慰說，有空常來這裡看看，我們還會來賣。 回家的路上，我們就像剛打了場勝仗、中了個大獎，昂奮的情緒半天平靜不下來。我在羽晴面前，更想賣弄一下自己的三輪車技，載著他們好幾個人，在王府井大街的車流人海中穿來拐去，蹬得飛快，直到女生驚得叫出了聲、男生也承認了“真行”，車速才降下來，我也累得快不起來了。也難怪，《中學文革報》一半兒以上的紙（除了買印刷廠的），都是我和王嘉材（羅勉同班同學）從紙庫運到印刷廠的，還不用說再把報紙運出來，車技早就練出來了。可是羽晴不欣賞，她希望我更風度翩翩或者說話滿嘴“然而”、“想必”的斯文相。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讓這么多人為之神魂顛倒，自然十分高興。父母看到兒子們和他們的幾個伙伴兒能掀起這么大的波瀾，心中也暗暗得意。他們不能說什么，即使在自己家裡也一樣。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階級敵人都贊成了”，以此作為攻擊我們的理由，那是小意思。為難的是︰還繼續反對吧，違心──羅克說出來的，不正是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鼓勵吧，多年的經驗知道，這是在和洪水猛獸周旋，哪個父母能引導自己的孩子往火坑裡跳？他們深知，當局喜歡的是“沒嘴的人”，自己還不就是因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沒有羅克張這么大的嘴、說這么多的話呀﹗ 人的理智，很難戰勝感情。母親好幾次在飯桌上不無得意地敘述她在工廠聽來的議論︰“寫《出身論》的人，膽兒可真大”；“要是在57年，寫《出身論》的準得成‘右派’”。《中學文革報》的成員來我家，她總是熱情招待，好多人都享受過她的廚藝。父親的支持就更直接些。因為他沒有工作，整天在家，經常替我們代收信件、報款，抄、改稿件。三十年后，《文革報》的成員在一起聚會，吃飯前特意為我已去世的父母敬酒，以示對他們的懷念。 《出身論》所以受到擁護，是因為它提出一個人人關心的問題。正如《出身論》中所說︰“如果說地富反壞右分子占全國人口的5%，那么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更沒算上職員、富裕中農、中農階層的子女)。不難設想，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由于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統無產階級家庭的並不多。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占了絕對優勢。即使某人是‘紅五類’，他的親朋友好友也必然有非‘紅五類’或‘黑七類’，所以對出身問題不關心的幾乎沒有。” 《出身論》的基本要點是︰一、社會影響遠遠大于家庭影響，況且家庭影響的好壞，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轉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三、看一個人好壞，看他的表現就完全可以了，無須再看他的出身。四、長期以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種姓製度。號召受壓抑最深的青年爭取應有的平等權利。 在文章中，羅克尖銳地指出︰“辯論這副對聯(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辨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駁它的很少見。即使有，也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墩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墩還需要多少勇氣嗎?” 關于出身與表現，他有兩段精辟的論述︰“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么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夸大優點?難道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嗎?……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革命最堅決的人，就是那些表現最優秀的人。” 平等，是人類尊嚴的象征。但是由于多年來對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的批判，使人見她望而生畏，誰還敢提在什么面前“平等”；更何況“紅外圍”(由非“紅五類”組成的保衛紅衛兵的組織)是一位主張查三代出身的中央首長（周恩來）肯定了的。羅克就是這樣，維護真理他無所畏懼。 《中學文革報》在四中設立一個接待站，每天從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來訪讀者，他們絕大部分是深受血統論的迫害，來關心《出身論》和《中學文革報》的前途並控訴血統論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顧自身處境的危險，毅然前來投奔，和我們一起辦報。更多的，則是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往往每天多達幾百封、上千封，以致郵局不愿送了，我們只好自己去取。許多給《出身論》作者的信我們都交給了羅克，其中一些要和他探討種種社會問題的，他都詳細回了信。有的直到他被捕前還保持著聯系。 本來，由于社會上紙張奇缺，各印刷廠都忙于印“毛選”，聯系印刷很難，我們只好打算出一期報紙不再接著出了。可是，空前的反響，感人肺腑的鼓勵，各方面的物質支持，使我們不得不辦下去。這樣我們一直堅持辦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許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廠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這七期報紙中，羅克一個人寫的文字將近占總數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以下簡稱小組)的大塊文章外，還有他以各種方式、不同的署名寫的妙趣橫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兩語的“參考消息”、“讀者來信”專欄，他也協助選些幽默然而寓意深刻的題材，比如︰“北京×××學院在運動初期破四舊時曾有人規定︰出身不好的同學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則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縣某中學，有這樣一個通令︰出身好的進教室走前門，出身不好的走后門。那些出身不好不壞的人，又不敢走前門，也不愿走后門，只好由窗子進出了。” 一經確定還要辦第二期報，羅克迫不及待地寫好兩篇揭露六中和一中“勞改隊”的文章。申張正義，恢複人性，是羅克認為義不容辭的任務。“紅色恐怖”是整個人類的恥辱，不對它給以抨擊，簡直有愧于“人類”的稱號。 前面說過，北京師大女附中一些同學首先沖破“出身”這個禁區，由非“紅五類”組成了“東方紅紅衛兵”。它的出現立刻引起血統論者的震驚，咒罵圍攻不絕于耳。圍剿它的唯一理由是︰組織不純。 哥哥對她們的行動很贊賞。他鼓勵我們在學校裡組織紅衛兵。其實他對“紅衛兵”這個詞很反感，認為它封建色彩太濃。他讓我們組織這樣的組織，並不是想捍衛某個人，而是証明這樣一個真理︰無論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應該是平等的。 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他也以“小組”的名義寫了《談純》。還以“二十五中齊聲喚戰斗小組”名義寫了《〈出身論〉對話錄︰翻案篇》。他惟妙惟肖地刻劃出“常洞瑤”是如何搖擺不定。這在當時思想混亂的形勢下不乏其人。一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使人看起來津津有味，而且活躍了報紙的版面。羅克說這是仿照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對話形式寫的，他還想寫一系列“對話錄”，但再也沒有適當的機會了。 羅克不僅給《中學文革報》寫稿，還應另兩份小報《首都風雷》和《中學論壇報》的要求各以“小組”名義寫了將近一版的文章。后來我們又印了七八萬份刊登《出身論》的專刊，在專刊中轉載了他寫給《首都風雷》的辯論文章。他編造了一個反對《出身論》的“人物”───步署明。雖然人物是假的，所持的觀點卻是當時流行的，語言和手法都是當時社會慣用的。所以沒有人看出來它出自“小組”之手，甚至還有人來信表示擁護“步署明”的文章。可見血統論對人的影響之深，而胡攪蠻纏也習以為常了。 在以“小組”名義寫的反駁文章中，羅克處處以詼諧的語言作了駁斥。使人感覺有理有據、痛快淋漓。 在四中接待站，大量的來訪讀者都想見見“小組”的人。“小組”總寫文章而總不露面也不是辦法，容易引起報社內部的懷疑，好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哥哥一合計，他有了一個最佳人選──郝治。郝治是哥哥初中同學，和我家又是世交，為人忠厚仗義、堅韌不拔、不卑不亢，說話有理有據、詼諧幽默、無懈可擊。哥哥請他到我家，把這個意思對他一說，聰明過人的郝治預見到與當權者對著干凶多吉少，可是還是答應了。以后他就成了報社成員心目中的“老大哥”（唯一的大學生），威信非常高。哥哥寫的許多文章也都要和他商量。 在1967年1、2月間，一伙“老紅衛兵”的頭頭腦腦，又組織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它的成員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干部子弟，這也是唯一的條件。它的前身，是紅衛兵東城、西城、海澱糾察隊的成員，也是搞打砸搶、殺人抄家的急先鋒。 羅克，就是在“聯動”正在猖獗的時候，寫了一篇《“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么》，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三期頭版頭條。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通過公開發表的形式，系統地剖析了“聯動”的起因和特權階層的丑惡靈魂。他用大量事實進行對比，總結道︰ “正是生活上養尊處優，精神上自認為高人一等，再加以長時期口是心非的說教，使一些人的靈魂變得丑惡了，其中的一小撮，簡直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及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紅衛兵，“西糾”一小撮人，創造的種種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劃他們的形象了。……聯動的騷亂証明了《出身論》的這個論點︰無論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經常接受社會的壞影響，一般總要服從這種壞影響。……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 “聯動”的前身所干的傷天害理之事，何止一個六中?當時，哪個學校沒有刑訊室，哪個中學沒有被折磨致死的冤魂？我們在串聯的火車上，看見一個“海糾”紅衛兵向人們講著自己的“功績”︰親手打死一個老太太和她兒子──讓母親眼看著兒子被活活打死，在她快發瘋的時候，再把她打死。他說︰“后來不讓打人了，我們都養成了癮，只好互相打著玩。”──人性，到哪兒去了? 哥哥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曾這樣說︰ “我們誠心誠意地勸告那些受反動的唯出身論蒙蔽的小家伙們，你們讀了我們的文章，不要以為這是侮辱你們。實在說，我們對你們的憐憫勝過對你們的憤恨和厭惡。當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某些部門占優勢的時候，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裡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的習氣，辦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多么危險，多么危險!從泥坑中伸出你們的雙手來吧，革命的同志是不會見死不救的!” 他始終是這樣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個良心未泯的人。在這期間，有人曾向他表示要組織一些青少年，狠狠地報複這些殘暴的學生。羅克啟發他們說︰“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你是打這個人呢，還是打他的棍子?”哥哥相信，歷史是不會饒恕這些人類中的敗類的，而當務之急，是披露它的社會根源，還有更要緊的事要去做。 “文革”初期，羅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學生，知道有的教師對羅克很不好，讓他提供這些教師的“罪狀”。他不愿落井下石，斷然拒絕了。 有一次下雨，學校批斗“黑幫”，讓他們在雨中淋著。回家后哥哥問我們︰“你們沒想去給他們打打傘嗎?”我們奇怪地問︰“難道你不恨他們?”他說︰“想起有些人身為教師卻具備勢力眼的惡習，確實可恨，但他們畢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羅克最反對的。他希望的是公平，不管對什么人。在對人的問題上，哥哥很欣賞魯迅這句名言︰“中國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他在日記中這樣闡述自己的心情︰ “……我同情他(工廠裡被批斗的‘黑幫’)嗎?不，我對他養尊處優，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為一已私利服務，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決不同意群眾言不由衷地質問︰‘你為什么刪改八條?為什么不讓我們學習毛著?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機?’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過。……為此讓他淋到雨裡，豈不枉哉?” 哥哥向許多人推荐《孫中山選集》。當我們看到孫中山醒目的題字“博愛”有些不解時，他說︰“看看現在發明的慘無人道的刑法，看看對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難道不是正需要補上這一課嗎?” 1967年2月，大街上散發了一份傳單（《何其毒也》），披露北京五十二中一位叫鄭兆南的中年女教師，給單位領導寫了一張大字報，僅僅因為是地主出身，工作組就授意五十二中紅衛兵對她折磨了47天，施以種種肉刑，強迫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裡的臟水，當她面打死個地主婆以示威脅，騙她說她女兒跳河自殺……終于把一位優秀教師摧殘死了。就是因為地主出身，死前幾個醫院都不給治療。 一個地主“狗崽子”，竟敢無視社會的“輿論”，敢于沖破血統論的羅網，真是想翻天了。無怪乎該校工作組負責人，團中央候補書記李淑錚有恃無恐地說︰“可以整鄭兆南。她出身不好，社會關系複雜。有小辮子在手，就是整錯了也沒妨礙﹗”像她出身這么槽糕的人，不積極，是真右派；積極，是假左派。何況還不“老實”? 羅克忿恨地說︰“這就是社會的縮影!”平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哥哥，對這樣的事絕不會袖手旁觀，他和我去鄭兆南家慰問她的家屬，去采訪鄭生前的學生、同事，並撰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四期上。 羅克非常重視輿論工作，他常鼓勵我們組織辯論會、座談會以擴大影響。我們曾參加過許多群眾組織的辯論會，進行一場場唇槍舌劍的斗爭。由于《出身論》在邏輯上的嚴密性，我們從來沒有被問倒過。 而我們最傷腦筋的就是，對方搬出許多不合理的既成事實，比如軍隊為什么不要出身不好的；或者搬出某些“首長”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講話，比如有的“首長”就分不清什么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還有的主張查三代。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只好舉出截然相反的例子，最后不了了之。除此以外，我們總能保持上風。 有時候，正在辯論當中，“聯動”就打來電話，威脅說︰“別讓那些‘狗崽子’跑了，我們的繩子已經準備好了!”──那時，他們還是很有勢力的。 羅克經常參加這種辯論會，他還跟我們談他的看法，但他不便于在會上發言。 1967年2月17日，一些學生組織邀請我們(《中學文革報》)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一次萬人大會。大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以批判“血統論”為主。知道消息已經太晚了。哥哥在頭天晚上用一夜時間寫了一篇生動的發言稿，準備由我在會上代表《中學文革報》宣讀。他在狹長的小屋一頭伏案疾書，我和郝治倚在他的床上等著。 凌晨四、五點鐘，他把我叫起來，給我們念、讓我們改。都認為沒問題了，我們仨每人抄一部分，湊出備份，好交給牟志京去排版，爭取盡快見報。 全忙完，天已經大亮，我又看了兩遍發言稿，以免講的時候打磕巴。 上午9點，大會準時開始了。容納兩萬多人的體育館座無虛席，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原來反對我們的組織得知了這次大會，也派了好多人混進會場，大大超出預定的人數。估計組織者也沒經驗，還以為參加的人越多越好呢。 前兩個發言都很簡短，順利通過。我一上台，會場就有點兒亂。念到一半的時候 ，會場已經亂成了一鍋粥，有些人開始往主席台這邊擁。我心說，不好，千萬別念不完，否則馬上付印的報紙就要改版，也不好全文刊登這篇講話了。我不由得加快了念的速度，我感覺身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複他們已經離開了座位去阻擋沖過來的人群。我心裡一邊祝愿著他們能多堅持一會兒，嘴裡一邊飛快地念著講稿，人群也越來越向我靠近……當我剛念完最后一個字的時候，話筒立即被搶走了。我總算松了一口氣，旋即被狂熱的人流轟出了主席台、擁進了后邊的“貴賓休息室”。 我們幾個（其實就是報社全體，只是沒有牟，他去催出報）被分開，又被團團圍住，一片恐嚇、吼叫、漫罵聲讓人分不出字眼，只覺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樣。按人數和勢力說，我們稍有不慎，這種噪音和口水的攻擊馬上會變成拳腳相加，我們絕對招架不住。我們只好一言不發。郝治、王建複和我，被圍得動彈不得，年齡小點兒的初中生們還能走動。 最愛和《紅旗》雜志拉關系的帖漢（初三學生）故意過來向我大聲“請示”，給不給《紅旗》打電話，報告這裡的情況。當時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勢力非同小可，它們永遠是“正確”的化身，裡邊的記者一出來，個個是“欽差大臣”。我連忙答應“可以”，但是作用並不明顯。 過了一會兒，羅勉帶進來一個小伙子，自稱是“中學生造反兵團”的，故意高聲問我︰“我們外邊有五百多人，用不用帶進來？” 其實他是我家鄰居，會前羅勉確實請他派些人來維持秩序，不知道為什么大會最亂的時候，他們的一個人影也沒見到，所以到底有沒有這五百多人只有天知道。我裝做無所謂的樣子說︰“不用進來，這兒沒什么。” 也許這一招兒有點兒靈，也許我們不屑一顧的態度讓他們摸不清我們的底細，又鬧騰了一會兒就散了。 雖然這次大會后來被維護血統論的人破壞了，但是我們畢竟也造成了影響，而這正是我們的目的。 《出身論》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大街上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說《出身論》“好得很”或“大毒草”的大標語。許多人把《出身論》抄成大字報張貼出去。全國各地因為抄傳《出身論》以致后來因此受批判、被“專政”甚至被判刑的人不計其數。許多群眾組織因為同意或反對《出身論》而分化、改組。據不完全統計，光北京參加對《出身論》展開辯論的刊物就有《東風報》、《旭日戰報》、《紅鷹》、《教工戰報》、《雄一師》、《文化先鋒》、《大喊大叫》、《首都風雷》、《中學論壇》、《只把春來報》、《湘江評論》、《北京評論》、等小報和雜志。油印刊物不算在內。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兵團戰報》罵《出身論》是“大毒草”，揚言要“取締《中學文革報》”。 在《紅旗》雜志記者的鼓動下，《中學文革報》的一部分人提出改變辦報方向，遭到多數人反對，結果退出了。 絕大部分小報都開始了對《出身論》的批判，原來支持我們的兩三家報紙也有的“反戈一擊”或不再表態了。概括他們的論點，不外乎是︰一、老的階級敵人死光了，他們的下一代就是階級敵人。《出身論》否定這個，就是階級斗爭熄滅論。二、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應該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則就是想讓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騎到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三、家庭影響遠遠大于社會影響。四、“文革”前，舊領導優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四面八方的圍攻，正好給羅克帶來縱橫馳騁的機會。他寫了兩篇一萬多字的長文，進一步闡明了《出身論》的觀點，自然是妙筆生花，趣味無窮。又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寫了兩篇幾百字的短文。他寫作的特點，向來是在嚴肅的長篇論文裡夾著幾句插科打諢。例如︰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流言可就多了……比如《出身論》作者吧，‘據可靠同志了解’是一個‘×××學院’(還留過兩年級)的學生。偏偏《東風報》又說‘不對!’因為那裡的編輯明明看到是‘四中幾位語文教員’在六月份寫過。這么一對照，寫作《出身論》不但要連累‘父母兄弟都有問題’(流言雲)，而且本人成份也得隨著流言專家們的高興而改變。 “最不可理解的是接待站人員的‘蓬頭垢面’也成了一條‘死罪’。那么‘油頭粉面’行不行？大概，那該算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了。那就剃光頭吧?也不行。沒有剃光頭，已經是‘蔣光頭、赫禿的馬前卒’了，真剃了光頭，那還得了?這樣一權衡，無論怎樣該死，‘蓬頭垢面’還是保險一些。” 批判《出身論》的結果反倒使它在人民當中越來越有名聲了。無論什么滯銷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轉載《出身論》，就立刻變得暢銷。 地質學院附中的鄭曉丹(鄭曉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譽為東方的《人權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幾十次，為保存《出身論》，一家人冒著各種危險，想出種種辦法，最后用它當作花椒的包裝紙而得以保存到今天。 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幾期《中學文革報》作了極好的包裝珍藏起來，把它當作有價值的歷史文物留給后人。 無數細心的同志，把它銘記在自己的心中。十幾年以后，我們遇見一位當時的大學生，他還一字不差地記得那句幽默形象的比喻︰“‘自來紅’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 83年的《隨筆》雜志和99年1月出版《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已全文刊載了《出身論》，說明它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遺憾的是，至今它還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盡管當時的當權人物也口口聲聲反對血統論，但血統論畢竟是他們製造的並為他們所利用。所以在小報群圍剿無效后，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急忙給《出身論》定了“大毒草”的調子。這么一來，各個小報、組織不僅僅限于文字的圍剿了，原來零星的砸、搶變成了大規模的行動，誰越過分越顯其“左”得“可愛”。許多參與我們報紙活動的人，因為清楚我們的印刷地點，為了表示“反戈一擊”，更是手下不留情。 《中學文革報》只好停刊了。連羽晴的父母，也規定她不要再和我來往。 此時，堅持到最后參與《文革報》活動的有14個人，他們是︰郝治（輕工業學院）、牟志京、王建複（四中）、李金環、紀亞琴（氣象專科學校）、張富英、王玲、張君若（女五中）、遇羅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張麗君（女三中）、王世偉、張元琪（十三中）、張穎（女二中）。 正如一些有眼光的反對者看出來的那樣，羅克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爭取平等。他擔心地說︰“十來年滋長了一種詭辯式的‘理論’，承認並擴大了不平等。長此下去，與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有什么區別?存在著不平等，根本就談不上民主、自由，國家也就沒有前途了。” 他在《談鴻溝》這篇文章裡，透徹地分析了血統論的社會根源和它的封建本質。因此他很佩服中國革命先驅中的兩個人──孫中山和魯迅。他說，因為他們一個推翻了幾千年封建王朝的統治，一個在文字上蕩滌封建余孽。當大救星與無神論共存，選集與聖經爭輝的時代蒞臨時，他痛心地說︰“想不到幾十年后還要進行資產階級的啟蒙教育。” 他對社會上許多弊病，都要追根溯源。對于有人利用“階級斗爭”作為打殺人民的大棒這一套謬論，他尤其忿恨。他說︰“以‘階級觀點’使不平等合法化，就是這種‘理論’的實質。一提到資產階級曾提出的平等，就一味強調它的虛偽。我們這些‘無產階級理論家’倒是一點也不虛偽，他們大言不慚地聲稱就是應該不平等。” 當羅克破天荒有了在一家報紙（《中學文革報》）上自由發表文章的機會，欣喜若狂。他不分日夜地給《中學文革報》寫稿，為寫這些稿，還要收集材料，采訪當事人；與熱心的讀者通信，探討更多的社會問題。他說要向戴高樂學習，每天親自回複上百封信。他還要堅持完成自己原先製訂的學習計劃……盡管他總是忙得不可開交，但這時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因為他說︰“我做了點有益于人類的事。” 《中學文革報》共發行7期，累計發行量幾十萬份，各地翻印、轉抄成“大字報”的不計其數。它無疑是49年以來，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事業未竟 然而，正當他為正義的事業嘔心瀝血的時候，罪惡的魔爪已經伸向了他。許多人通過一些“內部”途徑，得知公安局要抓羅克。羅克聽說后，無動于衷，談笑如常。雖然父母和我們兩個弟弟，想到隨時有可能和他分別，心裡非常難過，但看他無憂無慮的樣子，我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 也有人勸他公開認個錯，他說︰“我不能背棄自己的信仰。我個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個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為此進了監獄，若干年后也總會有人回憶起，在那危險的暴風雨歲月裡，他發出了維護真理的聲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遠不會背叛祖國；第二，我永遠不會自殺，第三，我絕不會承認我是反革命。” 他在日記中也寫道︰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他唯一擔心的是︰“只恐血統論根除曠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發揮積極性，終成我國隱患!誠可痛矣!”(給我的信) 接著，他也發現身后總有人盯梢。 他在給廣東一同志寫的信中說︰“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總有人跟蹤，我的朋友開始受到訊問，我的信件都被郵檢了……不過，整個一部歷史也並非一冊因果報應的善書，罰不當罪的決不是沒有。”羅克為了不給外地的通信朋友找麻煩，他不敢親自去郵局寄信，許多信是由我們找人代收代郵的。 羅克曾給陳毅寫過一封信，提到對這種勾當的看法︰“這種作法既卑鄙又拙劣。有時我突然轉過身來……往往對方驚慌失措。我只是一個學徒工，尚能發現跟蹤，倘若是重大國事犯，公安人員這些拙劣的作法，將會給國家帶來多大的危害!” 對這種卑鄙伎倆，他常常給以嘲弄。有時我們和他一起出門，他就指給我們看，哪個是跟蹤他的便衣。有時羅克故意藏起來，等那些人正在東張西望地找呢，他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有一次我和他去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又遇到一個便衣，不遠不近地跟著，羅克故意走到那人跟前，用很不客氣的話問他︰“你找什么哪?”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許會因此吵起來，但因為那人心虛，只好胡編了一個地名，向我們解釋，羅克不走了，用憤怒的目光盯著那人，直到他灰溜溜地走遠為止。哥哥笑著對我說︰“你別看我這么對待他，他回去不敢跟別人說，要不然別人會罵他笨，把自己暴露了。” 雖然他的處境已經非常糟糕，一點兒也沒影響他的情緒──還和往常一樣地看書、寫文章、作詩、談笑風生。依然對“文革”中的反常現象有濃厚的研究興趣。 有一天，我家來了一位南京的客人丁灝。他的父親和我父親是老朋友，他正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這次來北京是受南京文化局當權派的委托，到“中國美協”調查《鄭板橋集》出版的情況，外調的對象是美協書記蔡若虹和漫畫家華君武。 “文革”期間，被“外調”的經常是被“專政”對象或有點兒“問題”的，所以外調人員多數都是兩人以上，用以壯大聲勢。經常是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來嚇唬對方。可能丁灝是順便來辦此事的吧，只有他一個人，介紹信卻寫著“……等同志”，表示不止一人。他問我們愿不愿意陪他去。哥哥最喜歡研究各種人、尤其是平時不容易見到的人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外調是怎么回事，都高興地答應了。哥哥聲明︰“可別指望我們嚇唬人家。”丁灝連忙說︰“我也不會那一套。你們別表示同情就行了，否則我回去不好交代。你們最好別說話。” 接待我們的是“革委會”的主任，像工人模樣，估計是“工宣隊”的代表。他問明了我們的來意，當即就讓人把華君武叫來。聽他的口氣，這些“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們都被集中在一起勞動，有人看押著。 不大工夫，華君武來了。他筆直地坐在椅子上，態度不卑不亢，不問到的決不多說，問到的也答得很簡單。“革委會”主任不時地呵喝兩句“老實交代﹗”華君武依然該什么樣還什么樣。很快，丁灝沒的問了，主任讓華君武回去繼續干活，順便把蔡若虹叫來。 蔡的性格與華正好相反──問他一句，他能答十句，說話眉飛色舞，做出極力配合我們的樣子。對主任，更是十分尊重。不料主任卻對他十分蠻橫，比對華君武厲害多了。明顯著他已經沒的可說了，主任還是不依不饒。丁灝沒的問了，主任還不放過，非問他某天某時“牛鬼蛇神”在一起議論什么。蔡說︰“我們在說燒菜，怎么燒好吃。”主任不表示信與不信，還是一句句地追問，想從中發現點兒要害的東西。 我們覺得沒勁，起身告辭走了。主任還繼續審問著蔡若虹，沒有停止的意思。 走到街上，哥哥感慨地說︰“從剛才的事就可以看出來，對不講理的人，不能遷就。華君武不買主任的帳，主任倒不敢對他怎么樣；老蔡的表現符合他的要求了，反而受欺負。” 1968年元旦，羅克對母親說︰“今天我要閉門思過，別讓任何人來打擾我。”他像每年一樣，在自己的小屋裡寫了一天。他總結了自己取得的成績和發現的錯誤，並訂了下一年的學習計劃──其中包括必讀的104本書。 羅克是以自己的心、血去給人以愛。 他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論》使無數絕望的青年感到安慰如絕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隨時可能入獄的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還忙于撰寫一兩萬字的《工資論》，談他對工資改革的看法及具體的建議。 他告訴我們，還要寫︰為失足青年終生受打擊、壓迫、歧視鳴不平。 他想著找機會呼吁，為“真正的黑五類”講講重在表現。(這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罪該萬死。) 他想編一本書，專門搜集“文革”發生的慘無人道的暴行，用以警示后人。 他要…… 大禍臨頭 1968年1月5日早晨，羅克像往常一樣，帶了一飯盒大米飯、炒白菜和一本書，上班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他被關到半步橋看守所，這是謝富治親自授意和批準的。 68年1月5日，是個北風呼號的日子，正處于北京最寒冷的“三九”期間。幾天前，哥哥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預感像陰影一樣籠罩在全家每個人的心中。──都知道隨時有可能大禍臨頭，又盼著每一天能平安地過去。 這天我家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常客─我的女朋友羽晴；一位是沈陽11中高三年級學生孫鋼。孫鋼是《中學生文革報》的熱心讀者，他對我們報社的敬佩深深感動了編輯部每個人。于是我們成了好朋友，他很快也成了羅克的摯友。當時學校裡仍很混亂，去不去也很隨便。我們聚在一起，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在沈陽成立個“生產組”，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學們永遠在一起，過上烏托邦式的生活。那時聽說有學生正組織到雲南組建農場。 上午十點左右，忽然進來幾個警察和便衣。他們來勢洶洶，宣布要搜查我家，並且惡狠狠地詢問客人與我家的關系。孫鋼具有典型的東北人血氣方剛性格，沒說幾句就和來人頂撞起來，一個年齡40多歲的頭目咬牙切齒的命令別的警察︰“把他帶走﹗有你小子好看的時候﹗”從此孫鋼就失去了自由，被判15年徒刑﹗ 13年后我再見到他時，已與當年的他判若兩人─那時他虎頭虎腦，有使不完的勁，渾身充滿活力。而這時，雖然才三十一、二歲，獄中的摧殘已使他疾病纏身，走路稍快都會氣喘吁吁。86年后，他到美國定居，現在已是幾十名僱員的公司老板。 搜查時，我乘警察與孫鋼爭吵之機，偷偷將幾封外地青年寫給哥哥的信藏在衣袋裡，希望盡可能減少受牽連的人數。這幾封信與其他我們保存的大量普通來信不同，是羅克在數千封信中挑選出來水平較高的一部分，經過幾次往來通信，已成了未見面的朋友。羅克為了避免郵檢給這些人帶來麻煩，特地讓我的一些同學代為轉收，再由我取回交給他。 火中涅磐（木旁） 羅克一共被提審80多次，有時搞疲勞戰術，日日夜夜輪番審問。據一位難友說︰他本人就經歷過這種審訊，好幾天不讓你合眼，一打盹就用錐子扎。至于羅克是否也受過這種刑罰，我們不得而知。從他對難友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這種審訊是輕蔑的。 有一次受審回來，羅克竟偷回一只象棋子，一看，是個藍色的炮。牢房裡有人斷言說不是好兆。羅克不以為然，他純粹是為了尋開心。 羅克在這80多次審訊中，從來沒有檢舉過別人，沒有承認過自己有罪，沒有說過違背良心的話。當他得知我也被關進監獄時，更是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並且對預審員說︰“是我牽連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來盡可能地使我得到解脫。 他實踐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記中的誓言︰ “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后還堅強。”
羅克在審訊中，仍然同封建法西斯專製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當預審庭說他攻擊中央首長時，他說︰“我認為陳伯達是左傾教條主義者。陳伯達用封建時代的詞句歌頌毛主席是不合適的。” “你為什么攻擊江青同志？” “我認為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不應該只有八個樣板戲。” 預審員氣得大罵︰“混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讓你攻擊遍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沒有批判……” 羅克在書面材料中寫道︰“我過去就認為59年到63年期間，如果沒有錯誤，就不會那樣困難。” 他還在審訊中說︰“我對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各種理論都不是絕對的，是發展的。對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我認為占時間太多。” 有一次在審訊中，審訊人員恐嚇道︰“遇羅克，你頑固透頂，你的下場可想而知。給你兩分鐘考慮后果!”審訊人員和記錄人員都出去了，屋裡只剩羅克一個人。兩分鐘后，忽拉拉涌進十幾個人，圍著他坐了一圈，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遇羅克，你考慮好了嗎？” 羅克平靜地說︰“請讓我家裡送一支牙膏來。” 由于瘋狂地鎮壓，監獄裡的人多得出奇。在一間18平方米的牢房裡，要關20個人。獄中的伙食極差︰每天兩頓飯，每頓千篇一律的兩個窩頭，一碗沒有一點油的白菜湯。也有時湯換成一塊咸菜。每月能吃上一次全麥饅頭。每天定量將近九兩，所以飢餓是最長而重的刑罰。每當吃飯時，人們總是爭先恐后地搶拿個大的窩頭，分湯也如是，誰都想得到菜多的。羅克卻始終對難友表示謙讓，而從來不去爭搶。 每天只有兩次“放茅”(到廁所解手)，而每次時間又極短，大便干燥的的往往不能結束就被攆走了，這樣就得回到牢房往尿桶解大便。二十來人的房間，空氣已經污濁不堪，所以大家對往尿桶裡大便的人非常反感。因此，每當牢房的門一開，大家像跑一樣去占很少的幾個茅坑，以便能多蹲一會兒。而羅克從來不去搶這個先兒。 難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張朗朗）很佩服羅克的才學和膽識，他問羅克︰“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 “值得。你過去一直生活優越，終日在高干子弟中間，這所大學上膩了，看不上了，還可以上另一所。你對家庭出身問題沒有體會。而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沒有考上。像我這樣的並不是一兩個啊。可以說，從我們能奮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會歧視的。你不了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許結果不堪設想，但為出身問題付出這么大代價的，解放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果說這是吶喊，也是受壓迫的人喊出的最強音了。 “我沒有想到一篇《出身論》會影響這么大，全國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來信，常使我讀著流淚。我永遠忘不了，有姐妹倆，哭著找到我們，一再說︰‘收下我們吧!哪怕整天給你們端水掃地都愿意。’為了他們，值得一死。” 他對同獄中的一個中學生說︰“堅持真理，在任何時候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既然選定了自己的道路，我決不后悔，決不回頭，無論前面等待的是什么樣的危險，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羅克知道自已的處境危險，有時也詼諧地向別的難友們說︰“來世再見”，但他對生活還是充滿信心的，對同伴充滿愛。 每當有新“犯人”進入牢房，羅克總是把自己獄中的生活經驗教給他。比如怎么樣可以把被褥疊成個沙發樣，這樣成年累月坐下去才不會難受。戴上鐐銬(尤其是背銬)，怎么睡覺才能睡著。等等。 有一個新入獄的華僑，僅僅因為沒通過組織向海外親友要點錢給孩子看病，就按“裡通外國”罪抓進來。他苦惱極了，兩天都不吃飯。要是平常，大家早就把剩下的分吃了。但是羅克說︰“雖然咱們都餓，但是也不能吃他的。咱們必須把飯交出去，引起看守的重視，就能提前提審他，否則他餓壞了上邊也不知道。”大家認為說得有理，就不再吃他的飯了。 更使人敬佩哥哥的，是他關心別人勝過關心自己。 1968年三、四月份，社會上大興批斗之風。監獄裡趁機把那些不認“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說是“批斗”，其實就是受刑，每次回來，輕則鼻青臉腫，重則頭破血流以至昏迷。被批斗的人唯一得到的好處，是中午額外給兩個小窩頭。但在拳打腳踢之后，很難吃得下去。那時羅克的牢房裡，新來一位叫劉恩海的“犯人”，體格魁梧，餓得特別難受。羅克每次被斗回來，總把窩頭帶給他吃，有幾次羅克被打得非常厲害，一進牢房就趴在行李上不想再動了。難友們都不吱聲了，同情地看著這個常給大家帶來歡樂的文弱硬漢。但是他仍然沒有忘記艱難地從懷裡掏出窩頭送給劉恩海。每次劉恩海都要落淚，許多難友也被感動得哭了。 監獄中除了《毛澤東選集》外，什么書也不準看。羅克就根據自己的記憶，給大家講故事、歷史和詩詞。甚至還演過一出戲，羅克唱阿慶嫂。他還向一位外語教員學習英語。這些都是監規絕對禁止的。 他教一些新入獄的人唱一首美國黑人歌曲，歌詞是︰“在陰暗的小牢房，想起親愛的老慈娘，不由得一陣陣悲傷。眼睛流著淚水，心中充滿希望，放開喉嚨跟著伙伴把歌唱，前進，前進，戰士們前進，勝利屬于我們。臉上充滿陽光，心中充滿希望，跟著伙伴上戰場。” 他善于在困苦環境中保持樂觀，振奮精神。一位難友回憶道︰“當犯人們‘學習’得疲憊不堪，背語錄背得頭昏腦脹的時候，遇羅克會突然出奇製勝，說幾句招人興奮的話。比如有一次輪到他發言時，他慢條斯理地說︰‘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這一下子，屋裡的人都愣住了。幾個積極分子馬上就站起來爭先恐后的地問他猛烈抨擊︰‘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蔣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嗎?’ “遇羅克一點也不著急，微笑著繼續逗著別人的火兒︰‘你們考慮考慮，要是沒有存在的理由，他們能存在嗎?’ “等批判者的話到了相當尖銳的程度，他忽然作‘正色’狀，說︰‘你們先別忙著批判，這句話可不是我發明的，而是馬克思經典著作中論述過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的一句名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論述過這句話的合理性。) “看著那些積極分子們瞠目結舌的樣子，他又嘲弄似地笑了起來。開這種玩笑，可真得有膽! “在監獄裡，許多蠻不講理的小偷，橫行霸道的殺人犯，一聽說他是遇羅克，馬上都肅然起敬。因為，他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第一個站出來替這個時代被污辱、被損害的‘賤民’作公開辯護的人!” 有的看守缺少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越是夏天溫度高，越是借口沒有水，不讓“犯人”刷尿桶、洗臉、開窗戶。羅克想盡辦法和他們作對，結果被他們找個借口給羅克戴上背銬。 手銬在失去人性的人手裡成了任意使用的刑具。獄卒動輒可以給一個人戴上，尤其是那些不愛交待問題的“頑固分子”。最厲害的是背銬，不僅給生活帶來不便，也使人無法安睡，痛苦異常。這時全靠好心的同伴細心照顧︰吃飯，幫助解手，省下喝的開水幫助燙燙發腫的雙手，把褥子中間疊出個坑，以便壓不著手。而有時，看守專門注意有誰幫助這個倒楣的人，誰幫助他也同樣會遭到懲罰。幫助羅克的不乏其人，因為許多人都受到過他的幫助。 1969年10月，鑒于形勢緊張，羅克和許多“要犯”都被押往河北、山西各縣城看守所。據說羅克被關在河北某縣。那裡的伙食比北京更差，量更少，從北京去的因為無法收到家屬送去的生活用品，只好再省一點食物去換生活用品。 1970年1月份，突然有幾個全副武裝的警察到他所在的看守所。表面上對他說有一線希望，把他押回北京。剛一進半步橋，就被一腳踢倒，戴上鐐銬，關進了死刑號。有個看守自言自語地說︰“趕上第六批了。”(指必死無疑) 死刑號都是每人一間牢房，曖氣片掛在高處，用海綿包住。如果不是拉出去批判，從來不放犯人出屋，屋內有抽水馬桶。犯人每天只能在一角蹲坐著，用鎖鎖住，動彈不得。看守也極嚴。這一批有幾個年輕人急瘋了。當然也有沒經驗的人以為快被釋放了，因為看守不時說些假話騙他們︰“老實接受批判，快回家了。” 有時每天都要輪回地到各處受批判。每次帶出去就像扔木頭一樣，把他們扔上汽車，被當兵的踩在腳下，用刺刀扎住后背。每個人還要在脖子上戴一個鋼製器械，如果在現場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時一名警察踩住腳鐐，兩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掙扎。 腳鐐上粗糙不平，鐵圈上的毛刺把腳脖子刮得血淋淋的。回到牢房用布纏上，看守見到也要扯下，他們不認為這些人還算是人! 任何人也不愿含冤死去。羅克在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將某些材料核實一下，並聽一聽我個人的申訴。”這個起碼的要求也被拒絕了。 70年2月，全市對19名“犯人”“討論”處理辦法。其中也有羅克的名字。但在處決那天，奇怪地取消了他的名字。至今我們還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他被送回死刑號的時候，又送進一批新的要被處死的人，但他們未必知道自己的命運。為了通知難友，做好犧牲的思想準備，他用嘲弄的腔調向看守大聲喊著︰“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十幾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我想跟軍代表談談”。 1970年3月5日，羅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處決。處決的地點至今我們還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一、書寫的10萬字的反動文章；二、在獄中氣焰囂張；三、揚言陰謀暗殺。當羅克知道自己會被殺害時，拜托難友李考良，將來替他看望親屬，還說︰“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為那時操勞一生，把我們從小帶大的姥姥已經快70了，他怕她聽到噩耗經受不住刺激。 在哥哥的遺物中，有一件嶄新的白背心，他沒有穿過。因為自1957年家境一直貧寒，羅克從沒有穿過好衣裳，他參加工作后，把每月工資都交給母親。有時母親給他五元零用，他也只要三元，而這三元錢常常用來買書。他在獄中穿的背心實在太破爛了，就寫紙條讓家裡人買一件新背心。等母親把好的背心給他時，他已知道要被判處死刑了。他想，既然這樣，就沒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還是留給弟弟們穿吧。他就是穿著這樣一身破舊的衣裳走上了刑場。 為了安慰母親，鼓勵弟弟、妹妹和朋友，他還給我們留下了最后兩首詩。
七絕
五律 被處決之前，哥哥和死囚牢裡的難友們，“舉辦”了一次特殊的“晚會”─各自在自己的單人牢房裡，唱起了自己喜愛的歌，有合唱也有獨唱，唱了整整一宿，互相也說了許多勉勵的話…… 后記 1999年1月，由徐曉、丁東、徐友漁編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並在北京舉行了首發式。與會許多專家、學者，對羅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知名的人士，也越來越肯定了他的功績、主張建立他的塑像。 哥哥在1966年5月3日日記中寫道︰“(《波斯人信札》)我設想在某王國內，人們只許可土地耕作所絕對必須的藝術存在──雖然土地為數甚廣；同時排斥一切僅僅為官能享受與幻想服務的藝術；我可以說。這個國家將成為世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何謂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鳴。孟德思鳩可謂不朽，其洞察力已經逾過二百年了。”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哥哥所走的道路，重讀哥哥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說︰遇羅克是不朽的，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他的紀念碑，就建立在人民的心中。 我為哥哥，為我的家庭，為我所做過的事而自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