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福貴，男，天津紅橋區金鐘橋小學工友。１９６６年夏天，該校小學生打他。他沖出學校，從學校附近的河岸上跳進河中。河岸很高而河水較淺，他的頭扎入河底泥沙中，兩腳垂直露出水面。河岸上的很多人看到他的身體這樣倒栽在水中死去。這一天大概是在8月下旬。

筆者從該校的一位老師以及一位目擊了他的死亡的學生那裡聽到姚福貴的故事。姚福貴缺半截手指。據說他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兵，那手指是在軍隊中時因寒冷而凍掉的。不清楚這是事實，還是僅僅是紅衛兵找來毆打他的“理由”。也不了解他死的時候有多少歲，家中有什么人。

像北京一樣，在1966年8月，即紅衛兵的所謂“紅八月”裡，天津發生了大量的殘暴的事情。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在被打后自殺。天津近海，在海河的入口處，跳水就成為一種普遍采用的自殺方式。姚富貴是這樣的受難者之一。在文革時期，受難者的名字從來不被報告。在文革后，報紙發表對文革死難者的紀念文章有級別的規定，也就是說，只有夠級別的人，才有資格被報紙發表平反的消息。作為一個工友，是學校裡級別最低的一層人，也就沒有這樣的資格。

誠懇希望讀者中有人能提供關于姚福貴這個人和關于他所受到的迫害的比較詳細的故事。

李錦坡，男，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工友，年紀可能在60歲左右，１９６６年夏天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

北京景山學校是在北京市中心。（景山緊靠故宮，據說是由皇宮用剩的煤渣堆積而成。）景山學校是一所特別的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一貫製學校，受到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特別重視。由于這所學校的性質和地理位置，在這所學校裡，也有特別多的高級干部子弟。

李景坡是傳達室的工作人員，主要的工作是看學校大門，所以學生都認識他。文革前，學生都叫他“李大爺”。這也是文革前北京的中學和小學裡對老年校工的普遍的稱呼。北京人講究禮貌，在胡同裡，鄰居之間，常常以“大爺”“大媽”稱呼老人，這個稱呼方法也延伸進學校。直到1990年代筆者調查學校的文革死亡，受訪的一位當年景山學校的學生脫口就說，“傳達室的李大爺被打死了。”事隔三十年后，他還是習慣性地叫他“李大爺”。但是這個受訪者當時不是紅衛兵。不知道當時打死李景坡的紅衛兵，如今回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會如何稱呼他。

這個學校的紅衛兵說李景坡是“歷史反革命”，就把他打死。據說李景坡曾經在國民黨時代的軍隊裡服務，有過少校軍銜。是否確實，不清楚。因為文革時代常常夸張了被迫害的對象在歷史上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並以此為打死一個人的“正當理由”。更重要的是，不管這是否真實，這本身不能成為打死他的理由。另外，景山學校紅衛兵沒有權利打死任何人，即使是對依法被判處了死刑的人，景山學校紅衛兵沒有權利來執行死刑。

沒有人有權力不經過法律程序殺害一個人，這和這個人是校工還是社會名流沒有關系，和這個人歷史上作過什么也沒有關系。而殺害這個人，才真正是犯罪。開展和推行大規模的殺害普通人如李景坡的行動，更是罪惡。

關于李景坡死于哪一天，沒有找到能記得的人。一名該校當年的學生說，這發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后，另外，除了李景坡，當時還有別的老師和學校的干部被“斗爭”，也就是被毆打。有一位老師叫吳壽鑫，被強迫跪在凳子上。凳子上有釘子。吳壽鑫很有才華，但是為人不世故，加上他有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問題”，所以被紅衛兵毆打。這位被訪者記得，打吳壽鑫老師的時候，下大雨。

筆者查閱了氣象記載。在1966年8月22日，北京有大雨。所以李景坡之死，很可能發生在那一天或者后一天。當時，也正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為走向高潮之時。在本網頁上記載了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楊俊老師被打死，該校的人雖然記不得他死的日子，但是提到了那天下大雨。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她們死前曾經被臉朝下按在操場沙坑的積水中。此外，一位目擊者也說，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學的校長，像別的校長們一樣，遭到學生殘酷“批斗”。加上她是一位外交官夫人，因此有式樣特別的衣服，這些衣服當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奇裝異服”。她被強迫穿上了所謂“奇裝異服”挨斗，還被臉朝下推在操場上的一灘發綠的污水裡，有紅衛兵在她的背上使勁用腳踩。－－這些殘酷的行為都發生在同一時期，也就是，在多雨的北京的8月，在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首次在天安門接見100萬紅衛兵之后。在北京，在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暴力行動走向高潮，造成了大量和平居民的被虐殺。

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李景坡的死日和生平，希望提供。

筆者曾經訪問一個1966年時的景山學校的紅衛兵的成員。她說，她曾經到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監獄參觀，還記得那裡的景象。她說，之所以去第六中學參觀，是因為景山學校的紅衛兵在1966年夏天曾經被認為不夠“革命”“太溫和”，為此，特地組織了一些成員到北京第六中學的校園監獄參觀學習“革命經驗”。這位景山學校的前紅衛兵說，在第六中學的校園監獄裡，她看到滿地血跡斑斑。不但地上，牆上也有重重血跡。

北京第六中學與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一街之隔，離天安門廣場很近。1966年夏天，那裡的紅衛兵因暴力出名。第六中學的紅衛兵把原來的音樂教室改建成一座監獄。他們在那個監獄裡打死了三個人︰一個附近的居民，一個學生，和一個校工。他們還打傷了一批老師、學生和校外居民。六中的紅衛兵不但建立了校園監獄，而且發展了一套殘害人的酷刑。

當時的所謂“不夠革命”，“太溫和”，實際的意思是不夠殘暴。1966年夏天，六中的紅衛兵在校園裡面打死了三個人，景山學校紅衛兵在校園裡打死了一個人，相比之下，所以被算作“溫和”。這樣的關于“溫和”的說法，今天聽起來是一種強烈的反諷，然而，實際上，用“溫和”來描繪中小學生打死一個校工的行為，正是一個血腥時代的“寫實”。

從這樣的譴詞造句方面的特色，我們也可以了解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以及人們的心態。在我的采訪中，聽到不少文革的經歷者用“我們那兒還好”來描述他們的單位裡的情況，然而當談話繼續深入的時候，我會知道所謂“還好”，是有人自殺，是有人被關押，有人被打被侮辱，根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還好”。之所以被認為是“還好”，因為在文革時代，殘酷的標準是大大不同于今天的。

在景山學校，還有高中語文老師于共三和小學部教導主任季新民，在遭到“斗爭”和“審查”后自殺。他們死于後來的一個迫害高潮。請看本網頁上他們的條目。

景山學校現在是北京最難進入的“重點學校”之一。因為進入那樣的“重點學校”，以后繼續升學就有了相當大的把握。要升大學文科，要考“歷史”。在中學裡，“歷史”也是重要的科目。但是，顯然，李景坡的名字，以及于共三和季新民的名字，都不被歷史記載。1966年的殺戮，也不被歷史課本提及。

景山學校畢業了大量的學生。很多景山學校畢業生在今天的社會中相當活躍。如果你們看到這篇文章，請你們想辦法了解李景坡的死亡日期。在學校的人事檔案中，會有這樣的記錄。李景坡是作為“階級敵人”被打死的，當時的媒體不會報道這樣的事情，但是因為要消除戶口（包括停止發放糧票）和停發工資，學校裡一定是有死亡日期的記錄的。如果你們可能看到這樣的記錄，請告訴本網頁。謝謝你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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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鐵山，男，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現在是北京第161中學）工友。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斗爭”后上吊自殺。

筆者訪問過女一中的數位學生，沒有人過提起這位在1966年夏天自殺的工友。後來筆者訪問了一位當時的副校長。只有這位副校長，記得有馬鐵山這樣一個人，在1966年夏天，馬鐵山被毆打和“斗爭”，之后，自殺了。她也不甚清楚馬鐵山是因為有什么“問題”而遭紅衛兵毆打的。她說，可能是因為馬鐵山的歷史上的事情，可能是他在1949年以前擁有土地，紅衛兵指控他是“富農”。“富農”屬于“階級敵人”，是“地富反壞右”五個敵人類別之一。且不說根本就沒有人應該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和虐待，實際上馬鐵山是否“富農”也大可存疑。由于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牆之隔，在文革前，對那裡的工作人員的“政治審查”，就比別處更嚴格，如果馬鐵山真是“富農”，應該早就被學校驅逐出去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可能是他有“富農”的家庭背景，或者被控有富農嫌疑。在殘酷的“紅八月”裡，因這種情況被毒打，被驅逐出家門，甚至被打死的，有相當一批。在本網頁上的“陳彥榮”，就是同類例子。陳彥榮是個工人，37歲，被控是“富農”，在1966年8月27日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活活打死。

雖然是女子中學，北京第一女子的紅衛兵也一樣暴力化。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百萬紅衛兵。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毛澤東和紅衛兵在一起的多張照片中，有一張上有女一中的紅衛兵學生，靠在離毛澤東很近的地方。在毛的接見過后的第二天，8月19日，北京第四、六、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用暴力“斗爭”這三個學校的負責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之后，女一中的紅衛兵也在同一地點“斗爭”她們的校長和老師。她們給被斗者剃了“陰陽頭”，毒打他們，打得中山公園音樂堂的舞台上滿地血水。

該校最高負責人、中共支部書記名叫張乃一。這個學校的紅衛兵把她剃了“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把她打得遍體鱗傷后，還往她身上潑糞水。糞水在受傷的皮膚上引起細菌感染，導致了敗血症。張乃一的丈夫叫李達，是軍隊中的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當時他也無法出面保護妻子。據當時這個學校的一位姓平的年輕教員說，張乃一被打成重傷眼看要死的時候，是她力爭把張送到了醫院，並且說服醫院搶救。平老師的父親是資深共產黨干部，曾經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平老師當時從大學畢業不久。她是年輕老師，又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以這樣的“身份”，所以還能說服紅衛兵學生。張乃一得了敗血症，病情嚴重，但是總算沒有死。

當時女一中操場北側的一間房子，成了“勞改所”，在那裡關了7個“牛鬼蛇神”，有兩個校長，一個中共書記，一個教導處副主任，等等。他們家裡的人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他們會被打死。

在“勞改所”裡，罰跪是常有的事。長時間跪著，膝蓋都跪破了，有人用點布裹上，這件事又被“揭發”，寫在大字報上。為了用布裹腿這件事，又把“勞改所”裡的人“斗爭”了一次。看管“勞改所”的紅衛兵學生警告他們︰你們不老實，卞仲耘就是你們的下場。（卞仲耘是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負責人，在1966年8月5日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在學校中。見本紀念園“卞仲耘”條目。）

1966年秋天，把學校的“牛鬼蛇神”送到北京郊區的順義縣“勞改”。副校長佟沛珍摔倒了，一輛大車壓過來。車上的人說，走資派，壓吧。后來，趕大車的車把式來了，把大車停住了。佟沛珍的右臂粉碎性骨折。她在那裡無法“勞動改造”。后來，有一個所謂“家庭出身好”的職員愿意幫助，說要把她“押送回京”，才把她送回北京醫治。

女一中的英語老師傅敏，是翻譯家傅雷的兒子，鋼琴家傅聰的弟弟（他們的名字連起來是“聰敏”一詞）。傅雷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再遭“斗爭”和抄家，于1966年9月3日和妻子朱馥梅一起在上海家中上吊自殺。傅聰在1958年出逃到英國，當時被控為“叛國份子”。這樣的家庭背景，以及學校裡的暴力情形，使得傅敏到十剎海投水自殺。他自殺沒有死。文革后他離開了這所中學。

告訴筆者馬鐵山名字的副校長，當時自己被關被打，當然無法提供馬鐵山被打的情況。

由于沒有能找到馬鐵山的家人，所以這裡不能提供關于他生平和死亡的詳情。但是從北京女一中其他人的遭遇，我們可以想見他的遭遇。希望知情者提供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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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霈田，北京第六中學的校工，1966年10月3日在校中被打死。

在現在已經出版的三本文革通史中，只有最早出版的一本，即高皋和嚴家其所寫的《文革十年史》中，提到了兩個在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運動中，被紅衛兵虐殺的兩個普通人的名字︰徐霈田和王光華。他們兩個人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學的校園裡被該校紅衛兵打死的。徐霈田是退休校工。王光華是該校學生。（王光華的故事也在本網頁上。）《文革十年史》由于當年的紅衛兵到胡耀邦那裡告狀而沒有能公開出售。在《文革十年史》之后又出版的文革通史，則沒有寫出任何作為普通人身份的文革受難者的姓名。

徐霈田在文革時已經退休。他從1940年開始就在第六中學當校工。在這以前，他在別處也是工友。他一直住在六中學校裡面。他沒兒沒女，又沒有自己的住房，文革前他就退休了，但是退休后仍然住在學校裡，作一些學校的工作，給學校打上課鈴。

北京第六中學位于西城區，靠著天安門廣場，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由于這樣的地理位置，這所中學有很多高級干部的孩子。

第六中學是最早建立紅衛兵組織的學校之一，也是最早開始暴力行動的學校之一。在1966年夏天，六中紅衛兵以暴力行動著稱。他們毒打校長，老師和同學。他們在校園外打死了一批所謂“地主婆”和“資本家”。他們在學校裡建立了校園監獄。他們在學校裡打傷了很多人，打死了三個人。除了《文革十年史》提到的兩個名字，還有一個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名叫何漢成。因為何漢成是房產主，即使在文革后，說到六中的監獄，也只提另外兩個名字，而略去了他。六中紅衛兵也是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發起組織之一。

1966年夏天，高二的一些學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徐霈田是“老洋車主，老吸血鬼”。初中的一些紅衛兵把他揪出來打。打徐霈田的時候是白天。據一位目擊者，當時的學生說，打徐霈田的時候，好幾百學生都看到了。這個學校的初一的一個學生，拿著一根棍子，進了工友住的房子，讓徐霈田出來，然后強迫老人在地上爬。這個紅衛兵學生用手裡的棍子在地上劃出一條線，讓徐霈田順著他的棍子劃出的線爬，一直爬到廁所裡。一路上，對老人連踢帶打。到了廁所，把老人按在小便池裡喝尿，又用冷水龍頭澆他，接著又到學校的開水房拿來開水燙他。折磨了很長時間后，紅衛兵離開了。離開的時候，他們告訴徐霈田，叫他自己去死。

第二天晚上，紅衛兵把徐霈田找來，說︰你怎么還沒有死，昨天不是叫你自己死的嗎？徐霈田跪在地上哀求他們。他們根本不聽，繼續折磨他。最后他們用繩子把老人勒死。有人 出主意說把老人吊起來。兩個紅衛兵把繩子吊在門上，把老人吊上去，但是老人摔了下來。他們把老人弄到了紅衛兵設立的校園監獄裡，在那裡布置了自殺現場。據一位當時被關在監獄裡的老師說，半夜裡，他們叫關在監獄裡的“黑幫”起來上廁所。房梁上吊著一個人，是徐霈田，已經死了。徐霈田的腳下方有一個凳子。“黑幫”看到，吊著的老人的腳離凳子有一尺多高，自殺者根本不可能踢開那個凳子，而且，老人脖子上的扣子是個死扣，不是活扣。

第二天天亮以后，有紅衛兵學生來，有一個紅衛兵往已經死了的老人的腦袋刨了一鎬。

公安局的警察來了。看了，作了記錄。把徐霈田的尸體拉到火葬場燒了。警察有經驗，一看就知道這不是自殺。但是當時的情況下，警察不敢說什么。實際上，在徐霈田被打死一個月以前，也就是8月下旬，西城區至少已經有333人已經被紅衛兵打死了。上級命令警察支持“紅衛兵小將”。到9月后，上級用溫和的口氣要求停止“打死人”。這時警察也不會敢管這樣的事情。

在1967年，徐霈田之死被揭露。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因為他們是共產黨高級干部的孩子，他們多文革把矛頭轉向他們的父母不滿，從而他們失去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失勢了。在揭露第六中學紅衛兵的時候，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文革后他的名字也被寫入《文革十年史》中。但是當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的時候，其他校工的悲慘遭遇則從來沒有被印刷品提起，置徐霈田于死地的暴力迫害原則也沒有被否定，以致兩年以后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有校工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死后，文革被中共中央逐漸否定。第六中學給徐霈田和被打死的學生王光華開了追悼會。學校當局向說徐霈田是“老洋車主，老吸血鬼”的大字報作者查問時，他說是聽一個政治課教員說的。那個老師說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1979年，該校四個打死過人的紅衛兵被西城區公安局拘留。他們是“西糾”的領導人，高中學生。在打死徐霈田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初一學生沒有被拘留。學校當局考慮到他當時只有14歲，後來的態度也比較好。他們記得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父親的名字。他們說《毛澤東選集》裡寫到這個人的父親的名字，是一個高級干部。

西城區公安局拘留了這四個前紅衛兵以后，西城區檢察院找第六中學的負責人去看了起訴書。也就是說，要正式起訴這四個人。但是最后沒有正式起訴他們。他們被抓半年以后，被釋放了。是胡耀邦寫信給西城區檢察院，信的大意是“紅衛兵小將年輕犯了錯誤”。死者家屬和學校當局都不同意釋放這四個人。學校當局到中共西城區委談話，區委說這是胡耀邦的意思。最后，要求這四個人，1，寫了認罪書；2，給死者家屬和一個被打成重傷的老師一點錢。

這四個人當時寫了認罪書。這四個人被釋放了。據第六中學的人說，後來查“三種人”，為別人的事情問他們的時候，他們的態度極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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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三中學的看門的校工，死于1966年夏天。

文革開始的時候是北京第三中學的一名學生說，1966年8月18日之后，該校紅衛兵學生開始大規模的暴力行為。8月24日，他們“斗爭”了該校校長李文彥。根據他的日記所記錄，“會上同學們出于義憤狠揍了這個王八蛋一頓”。接著，他們班裡的人作了六七條鞭子。8月27日，該校紅衛兵在全校大會上，在全體人面前，在操場上領操用的司令台上，用大棒把一個附近的女性居民打死。（這個人的名字是栗劍萍，見網上材料。）三中的紅衛兵也曾經在學校門口“打流氓”（這是1966年“紅八月”中紅衛兵活動的主要的一項。）把一個男青年吊在學校門口的一棵大槐樹上。“理由”是這個男青年穿了一雙“大蓋鞋”，就是不用系鞋帶的一種皮鞋樣式，另外，這個男青年的頭發有點卷。這兩項就成為把他當作“流氓”毒打的“理由”。打了一陣，才發現這個人是個啞巴。他們把他的皮鞋剪了掛在樹上，把他的頭發剪掉。這個啞巴沒有被打死。另外，據這位受訪者說，之后，第三中學的一個校工，突然死了，聽說是“被嚇死的”。他說，這個校工是看大門的，挺活潑的，他能倒著騎自行車，文革前有一天曾經在學校操場上這樣往后面騎自行車，給學生們印象很深。這個校工是否確實是被“嚇死的”呢？可能是，因為看到在大會上就公然把一個女人當眾打死，這樣的場面是夠恐怖的。但是這樣一個活潑健康的人，不是林黛玉式的脆弱人物，未必可能被“嚇死”。其中也許有其他原因，比如他可能也曾經被打或者遭到威脅等等。因為校工在學校，不在中心地位。他們受到的苦，比老師和校長們更不被人注意。如果北京三中的別的老師和學生知道這個校工的詳情，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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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２５中學校工，姓名不知，男，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

了解文革的死難者的名字，困難程度是大大超出想象的。

第二十五中學位于北京東城區，離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很近。在文革中，第25中學是最早建立紅衛兵的學校之一，也一直是北京中學生紅衛兵的主力之一。

筆者在調查中聽說，在第二十五中學有老師被打死，是在1995年，筆者發表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之后。然后，筆者開始設法了解這個老師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時候被害的，在這個學校還有沒有別的人被害。

事情進展緩慢得令人難以置信。先是發現了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後來又知道了該校還有一名校工被打死。後來，在2000年春天，終于找到了陳沅芷老師被害的日期︰1966年9月8日。（陳沅芷的故事已經在本網頁上。）但是，在找到和訪問了數位當年這個中學的學生之后，關于這位被害的校工的姓名和死亡日期，仍然不清楚。

希望讀者中有人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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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男，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食堂炊事員，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１９６８年７月自殺。

王厚在1949年以前當過警察，“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把他“揪出來”，說他不但是“偽警察”，而且是監視人的，是盯梢的，是“特務”。“公安六條”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聯名發出的《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一般被簡稱為“公安六條”)規定“特務”是專政對象，所以他就成為“階級敵人”范疇的人。學生打他。星期六回家的時候，他在紫竹院投河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還有一位教務處的女職員李潔，被毒打后，傷勢嚴重，送到北醫三院后很快就死亡了。醫院說死于“脾臟破裂”。李潔和王厚死于同一時期。

和王厚同在食堂做飯的大師傅徐亮，也在那一時期自殺，未死。

文革后，在“平反會”上，王厚的弟弟來了，說︰“為什么要整死他呢？讓他給老師和同學們做作飯，有什么不好呢？”

這是一個普通的問題，需要認真的回答。為什么要害死這些校工呢？為什么呢？但是，實際上，從來沒有人認真回答過這個問題。

另外需要說到的是，據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位老師說，他們學校一位文革前才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來的相當年輕的老師，也在紫竹院投水自殺，但是他的名字已經想不起來了。他和王厚死在同一條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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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自殺的鄭州大學附屬中學的炊事員

資料提供者說︰1966年我小學6年級，后來進了鄭州大學附屬中學。1968年，有個校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他是個炊事員，挑完了水，把扁擔往牆上一靠，把牆上貼的毛澤東的像的眼睛弄破了。其實也因為那像后邊的牆不平。他家庭出身不好，就斗他。輪到我們班斗的時候，左等右等人都不來，原來他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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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自殺的武漢市第一中學的校工張胖子和張長子

武漢市第一中學，廚房的大師傅張胖子，名字不詳，學校裡的人就叫他“張胖子”，和另一個校工“張長子”相區別。因為張胖子是“貧下中農”出身，文革初期“斗爭”“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時，他曾經上場打人耳光，還曾經當了新的權利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文革后期，1970年開始搞“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反貪污、盜竊、浪費”）。他被“揭發”與鄉下的一個親戚（侄女）有男女關系，破壞“軍婚”。當時學校的軍宣隊把他列為運動對象。他上吊自殺，不到五十歲。同一時期，也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廚房的雜工張長子上吊。男，五十出頭，他有兩個“罪行”，一，曾經被國民黨“拉壯丁”二，他存了400元錢，藏在煤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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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之死告訴我們什么？

看了筆者所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之后，有一位研究文革的美國教授指著文章中徐霈田的名字問︰這是校工，為什么打死他？

我懂他的疑惑。他的意思是，打死別的人，校長，教師，還有社會上的資本家，房產主，是因為那些人多多少少和“資產階級”有關系，這些人是文革的革命對象。校工卻不是這種情況。校工社會地位低，沒有物質財產，也沒有知識財產，怎么也被紅衛兵打死了？

這樣的疑問和一個關于文革的理解有關系。多年以來，一些人相信，文革是為了“打倒”有錢有地位的人，多多少少有“殺富濟貧”的內容；對文革不滿的人，是原來有錢有地位的人。而沒有錢沒有地位的人，是從文革得到好處的。

校工之死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這樣的文革的“神話”。一批校工被打死了，或者在被“斗爭”以后自殺了。他們的比例並不低。此外，還有一批校工沒有死于文革，所以沒有列入“受難者”的名單，他們受到的苦難也非常深。

在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毒打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他們說他是地主，所以該打。據該校的人說，打得非常厲害，只是沒有打死。

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不但打死了校長卞仲耘，開始了北京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惡潮，而且毒打了一批教員和校工。校工許占魁，是學生宿舍樓的看門人。他當時已經七十歲，但是氣色很好，說話聲音很大。他看門看得非常好，不住校的學生和住校的學生，他分得清清楚楚，從不允許不住校的學生進宿舍樓。因為他做事嚴格，說話比較凶，得罪了有的學生。1966年8月，在打人風潮中，有紅衛兵說他是“偽警察”，她們以此為理由把這位老人毒打一頓。把他打得滿身青腫。許占魁本來是很健康的老人，被打得兩個星期不能起床。另外一位校工王永海，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殘疾人，他個子矮小，肩膀歪斜，說話說不清楚。原來學校安排他作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文革時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是滿清王公的后代，他的樣子，是因為生活腐敗得了臟病才變成這樣的。王永海也遭到毒打。後來他失蹤了。他只可能是死在了什么地方。

校工被迫害，是因為文革的打擊目標是非常寬泛的“敵人”“牛鬼蛇神”。校工中有的人年紀較大，當然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生活過。盡管文革開始時，國民黨統治時代已經過了17年了，文革卻還把這些人的歷史上的事情當作罪行來懲罰。他們不會因為他們是下層的勞動者而受到同情和寬恕。

校工被迫害，是因為在文革的殘酷的大環境下，紅衛兵學生掌握生殺大權，為所欲為，他們就可能出自惡性，打殺哪怕不是文革指定的目標的人，尤其是那些弱勢的容易侵犯的人。比如上文寫的徐霈田老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打死的。如果他有自己的住處，如果他不住在學校裡，紅衛兵可能還不見得想起來去打他。這樣的人，在暴力時代，是容易被攻擊甚至被殺害的。

校工受迫害，也因為文革雖然實際上是攻擊了一批社會上比較有地位有錢的人，但是也從來沒有提出過要幫助窮人，也沒有提出要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水平。檢視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從來沒有過這方面的計劃，來改善窮人的飲食和住房。甚至在文革的理論中，從來就不承認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有窮人。在那個時代的印刷品中，窮人只有在國民黨時代和外國有。校工的生活並沒有因為“打倒”了校長和教員就有所改善，甚至連這樣的空頭許諾都沒有給過他們。

校工們當時唯一能得到的“好處”，是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阿Q精神，他們可以在比他們以前地位高的教師和干部的倒霉中得到幸災樂禍的快感。這種不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得到提升而是因為別人受苦而感到的快感，有時也相當誘惑人，成為有些人積極投入文革的動機之一，但是，絕不是真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雖然就整體來說，校工中被整的比例少于教師，但是，恐怖氣氛和環境一旦造成，沒有人能真正安全。在上面的這些案例裡，也可以看到校工先整別人然后自己被整的悲慘例子。

筆者深感遺憾的是，對校工的死亡，了解得仍然相當少，少于對教師和干部的死亡的了解。

11.6.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