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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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敏，河南省浚縣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治世界史。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在鄭州師范學院（現已改名為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的任上被劃為“右派份子”。其后在校圖書館“勞動改造”。 仝俊亭，河南省郾師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治中國史。鄭州師范學院（現已改名為鄭州大學）教師。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在校圖書館“勞改”。 文革初期，“革命群眾”貼出大字報要求將王季敏和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們即由該校文科樓跳樓自殺。自殺時間應在1966年夏。 一個月以前，我在網上看到趙園女士的一篇隨筆。在這篇文章中她回憶了青年時代的故事。她的父親任教于學校。她在校園中長大。文革中，有兩名父親的同事，在校園裡自殺了。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調查和記錄文革歷史，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發生在學校中的暴力迫害。1995年，我發表了題為“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文章，報告了從未報告過的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對教師的大規模的殘酷的暴力迫害。這是對近百所學校的文革實況調查的結果之一。此后，這項調查和研究繼續進行，也有新的文章問世。不但調查的學校更為眾多，也涉及了文革的不同時期的迫害，並且了解到的受難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這項研究，因為首先是了解事實，而這些事實又是現有的文字資料沒有記錄的，或者僅僅保存于官方的檔案中不準閱讀，所以必須通過文革經歷者才能了解到線索。事實上，這項調查得到了上千人的幫助才得以進行。另外，我愿意將這項工作一直保持開放狀態，繼續進行。在這種情況下，趙園女士的文章中的這一小段描寫，自然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眼睛。 在她的文章中，她並沒有寫出這兩位自殺者的名字，也沒有寫出他們所在的學校名字和他們死亡的確切時間。但是我需要知道這些。我寫的是所謂“歷史”，要求與一般的文章不同。我以為寫作“歷史”首先要求準確清楚的事實，而不是從理論或者想象出發。所以，看到這篇文章，我立刻想到要給趙園女士寫信。 另外，我也認識趙園女士。我是大學本科生的時候，她是研究生，曾經給我們上過兩次課，作為研究生的教學實習。也就是說，她曾經是我的老師。她是治中國文學史的著名學者，有相當有影響的著述發表。因此，雖然我已經多年沒有見她，我還知道怎么和她聯系。于是，我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在作什么，並且請求她的幫助，告訴我這兩位文革受難者的詳細情況。 實際上，這樣的信我已經寫過很多很多。因為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要作這樣的研究，不可能使用官方的任何記錄，也不可能作大批量的問卷散發，就只有用這樣的一個一個寫信和聞訊的方式來進行調查。 給趙園的信發出的時候，我檢視了一下以往發出的這類信的存底。當我了解到一些受難者的親戚、朋友、同事的名字和地址的時候，我會給他們寫信以求了解進一步的事實。但是，應該承認，我寄出的大多數的調查信，從來沒有收到過回音。這個事實多多少少令人沮喪，但是可以理解。一是這些信可能根本沒有送到收信人的手裡，雖然郵局也沒有退回這些信。第二，雖然我詳細介紹了我的身份和目的，人們多給一個冒昧的陌生人回信心存疑惑。第三，文革時代的恐懼仍然在起作用，人們不愿意涉入這樣一個“敏感題目”。另外，回憶事實，又是那么痛苦的事實，再寫成文字，寄出，也確實是一大堆工作，並不是一揮而就的事情。 有一位網頁讀者，詳細地告訴了我，她在給我回信之前，內心曾經閃過的念頭，以及她如何戰勝了因恐懼而生的猶豫而決定給我寫信。她的信使我非常感動。因此，我不抱怨沒有收到多少回信的事情，我只是對那些給我回信的人，心存極大的感激。這種感激，其實不僅僅在于我得到了需要了解的事實，也在于得到了心靈的支持。文革的陰影滲透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要擺脫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回憶和記敘文革歷史的過程中，也許才可以得到心理的治療。 很快收到趙園老師的信，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她又作了一番了解，寫出了這裡記敘的兩位文革受難者－－王季敏和仝俊亭－－的情況。 我們現在可以了解這兩位受難者的遭遇︰他們都畢業于北京大學，都是歷史學者，都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失去了教師的工作，文革中，他們收到更進一步的迫害，自殺了。 這是相當普遍的一種遭遇。在1957年，55萬人（這是官方在1980年代公布的數字，實際上可能比這個數字大很多。）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們中很多人是大學畢業生，特別是學習文科的大學畢業生。他們身受各種精神的和肉體的迫害。而且，他們的被剝奪與損害，對比他們年輕的一代學生起了強烈的警戒作用，使下一代人除了緊跟毛澤東，再不敢有其他思想。文革開始以后，對文化教育界工作人員的迫害比“反右派運動”的打擊面又擴大了很多倍，而且在使用暴力虐待方面也大大發展了。全國的學校都成為前所未有的學生打老師的刑訊場，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殺。 除了校園裡的暴力性的“斗爭會”“勞改隊”和抄家等等，還有一項獨特的迫害活動，就是這裡說到王季敏和仝俊亭面臨的“遣送回原籍”。關于這一行動，我們現在還了解很少。這是一項用紅衛兵的名義來發動的迫害，但是顯然是在文革高層領導人的授意下進行的。1966年8月29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發布了“第四號通令”。這個“通令”寫道︰“確實查明、並斗爭過的黑六類（指標題中的“地、富、反、壞、右、資”六類－－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余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準，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有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在政府的支持下，紅衛兵用暴力強製執行這個“通令”。1966年夏天，在數千人被活活打死之后，北京城區有近十萬居民被抄家后注銷戶口驅逐出北京，被押送到農村“監督改造”。這個數字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可是長期以來，這十萬人的悲慘故事一直在關于關于文革的記載的架構之外。 這個“通令”也在全國各地張貼和執行。根據一份內部數字，在全國，從城市地區被驅逐的“牛鬼蛇神”有40萬人。 這些被驅逐的“牛鬼蛇神”，被抄家和“斗爭”后，被剝奪了財產和基本的生活資料，押送往農村。他們中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農村后飢寒交迫而死亡。僥幸活下來的人，在1979年以后才被允許回到原來的居住地。 如果王季敏和仝俊亭不自殺，他們就會被“遣返”也就是被驅逐到農村，在那裡繼續作為“專政對象”而受苦。他們也難以活到文革結束。我們不應該誤解他們的自殺。他們的自殺，實際上遠遠不僅僅是出于知識份子的清高和孤傲，而且是在毆打侮辱和漫無盡頭的迫害面前無可選擇的結果。他們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他們是1966年夏天的無數文革受難者中的兩個。對于大量的死者，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由于趙園老師的幫助，王季敏和仝俊亭的名字，終于可以從1966年夏天的血水中浮出。 我非常感激趙園老師提供了關于這兩位受難者的資料。我想，她提供這樣的幫助，也是和她作為學者的身份和道德相符合的。盡管從事不同的領域，追求真實、理性和人道的原則，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所有的學者來說，該是相通的。在對待一個細節上，她實行了這些原則。 趙園老師在回信中還說了，我作的工作“很有意義”但是“難度很大”。“意義”是否大，取決于各人的價值觀念，這裡不必討論。“難度很大”可能是客觀的事實。但是，一點一點作，會得到人們的幫助，會一步一步地推進。 在文革中，鄭州師范學院的受難者，可能不止王季敏和仝俊亭兩位。希望其他的知情者，會提供其他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
王友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