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俊亭


仝俊亭,河南省郾師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治中國史。鄭州師范學院(現已改名為鄭州大學)教師。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在校圖書館“勞改”。

王季敏,河南省浚縣人,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治世界史。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在鄭州師范學院(現已改名為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的任上被劃為“右派份子”。其后在校圖書館“勞動改造”。

文革初期,“革命群眾”貼出大字報要求將王季敏和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們即由該校文科樓跳樓自殺。自殺時間應在1966年夏。

一個月以前,我在網上看到趙園女士的一篇隨筆。在這篇文章中她回憶了青年時代的故事。她的父親任教于學校。她在校園中長大。文革中,有兩名父親的同事,在校園裡自殺了。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調查和記錄文革歷史,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發生在學校中的暴力迫害。1995年,我發表了題為“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文章,報告了從未報告過的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對教師的大規模的殘酷的暴力迫害。這是對近百所學校的文革實況調查的結果之一。此后,這項調查和研究繼續進行,也有新的文章問世。不但調查的學校更為眾多,也涉及了文革的不同時期的迫害,並且了解到的受難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這項研究,因為首先是了解事實,而這些事實又是現有的文字資料沒有記錄的,或者僅僅保存于官方的檔案中不準閱讀,所以必須通過文革經歷者才能了解到線索。事實上,這項調查得到了上千人的幫助才得以進行。另外,我愿意將這項工作一直保持開放狀態,繼續進行。在這種情況下,趙園女士的文章中的這一小段描寫,自然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眼睛。

在她的文章中,她並沒有寫出這兩位自殺者的名字,也沒有寫出他們所在的學校名字和他們死亡的確切時間。但是我需要知道這些。我寫的是所謂“歷史”,要求與一般的文章不同。我以為寫作“歷史”首先要求準確清楚的事實,而不是從理論或者想象出發。所以,看到這篇文章,我立刻想到要給趙園女士寫信。

另外,我也認識趙園女士。我是大學本科生的時候,她是研究生,曾經給我們上過兩次課,作為研究生的教學實習。也就是說,她曾經是我的老師。她是治中國文學史的著名學者,有相當有影響的著述發表。因此,雖然我已經多年沒有見她,我還知道怎么和她聯系。于是,我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在作什么,並且請求她的幫助,告訴我這兩位文革受難者的詳細情況。

實際上,這樣的信我已經寫過很多很多。因為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要作這樣的研究,不可能使用官方的任何記錄,也不可能作大批量的問卷散發,就只有用這樣的一個一個寫信和聞訊的方式來進行調查。

給趙園的信發出的時候,我檢視了一下以往發出的這類信的存底。當我了解到一些受難者的親戚、朋友、同事的名字和地址的時候,我會給他們寫信以求了解進一步的事實。但是,應該承認,我寄出的大多數的調查信,從來沒有收到過回音。這個事實多多少少令人沮喪,但是可以理解。一是這些信可能根本沒有送到收信人的手裡,雖然郵局也沒有退回這些信。第二,雖然我詳細介紹了我的身份和目的,人們多給一個冒昧的陌生人回信心存疑惑。第三,文革時代的恐懼仍然在起作用,人們不愿意涉入這樣一個“敏感題目”。另外,回憶事實,又是那么痛苦的事實,再寫成文字,寄出,也確實是一大堆工作,並不是一揮而就的事情。

有一位網頁讀者,詳細地告訴了我,她在給我回信之前,內心曾經閃過的念頭,以及她如何戰勝了因恐懼而生的猶豫而決定給我寫信。她的信使我非常感動。因此,我不抱怨沒有收到多少回信的事情,我只是對那些給我回信的人,心存極大的感激。這種感激,其實不僅僅在于我得到了需要了解的事實,也在于得到了心靈的支持。文革的陰影滲透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要擺脫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回憶和記敘文革歷史的過程中,也許才可以得到心理的治療。

很快收到趙園老師的信,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她又作了一番了解,寫出了這裡記敘的兩位文革受難者--王季敏和仝俊亭--的情況。

我們現在可以了解這兩位受難者的遭遇︰他們都畢業于北京大學,都是歷史學者,都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失去了教師的工作,文革中,他們收到更進一步的迫害,自殺了。

這是相當普遍的一種遭遇。在1957年,55萬人(這是官方在1980年代公布的數字,實際上可能比這個數字大很多。)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們中很多人是大學畢業生,特別是學習文科的大學畢業生。他們身受各種精神的和肉體的迫害。而且,他們的被剝奪與損害,對比他們年輕的一代學生起了強烈的警戒作用,使下一代人除了緊跟毛澤東,再不敢有其他思想。文革開始以后,對文化教育界工作人員的迫害比“反右派運動”的打擊面又擴大了很多倍,而且在使用暴力虐待方面也大大發展了。全國的學校都成為前所未有的學生打老師的刑訊場,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殺。 除了校園裡的暴力性的“斗爭會”“勞改隊”和抄家等等,還有一項獨特的迫害活動,就是這裡說到王季敏和仝俊亭面臨的“遣送回原籍”。關于這一行動,我們現在還了解很少。這是一項用紅衛兵的名義來發動的迫害,但是顯然是在文革高層領導人的授意下進行的。1966年8月29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發布了“第四號通令”。這個“通令”寫道︰“確實查明、並斗爭過的黑六類(指標題中的“地、富、反、壞、右、資”六類--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余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準,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有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在政府的支持下,紅衛兵用暴力強製執行這個“通令”。1966年夏天,在數千人被活活打死之后,北京城區有近十萬居民被抄家后注銷戶口驅逐出北京,被押送到農村“監督改造”。這個數字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可是長期以來,這十萬人的悲慘故事一直在關于關于文革的記載的架構之外。

這個“通令”也在全國各地張貼和執行。根據一份內部數字,在全國,從城市地區被驅逐的“牛鬼蛇神”有40萬人。

這些被驅逐的“牛鬼蛇神”,被抄家和“斗爭”后,被剝奪了財產和基本的生活資料,押送往農村。他們中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農村后飢寒交迫而死亡。僥幸活下來的人,在1979年以后才被允許回到原來的居住地。

如果王季敏和仝俊亭不自殺,他們就會被“遣返”也就是被驅逐到農村,在那裡繼續作為“專政對象”而受苦。他們也難以活到文革結束。我們不應該誤解他們的自殺。他們的自殺,實際上遠遠不僅僅是出于知識份子的清高和孤傲,而且是在毆打侮辱和漫無盡頭的迫害面前無可選擇的結果。他們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他們是1966年夏天的無數文革受難者中的兩個。對于大量的死者,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由于趙園老師的幫助,王季敏和仝俊亭的名字,終于可以從1966年夏天的血水中浮出。

我非常感激趙園老師提供了關于這兩位受難者的資料。我想,她提供這樣的幫助,也是和她作為學者的身份和道德相符合的。盡管從事不同的領域,追求真實、理性和人道的原則,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所有的學者來說,該是相通的。在對待一個細節上,她實行了這些原則。

趙園老師在回信中還說了,我作的工作“很有意義”但是“難度很大”。“意義”是否大,取決于各人的價值觀念,這裡不必討論。“難度很大”可能是客觀的事實。但是,一點一點作,會得到人們的幫助,會一步一步地推進。

在文革中,鄭州師范學院的受難者,可能不止王季敏和仝俊亭兩位。希望其他的知情者,會提供其他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

王友琴
記于200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