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坤

孫啟坤，女，北京永定門外台型機床廠退休會計，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

孫啟坤的丈夫是北京鐵道學院教授（北京鐵道學院在1969年被命令遷出北京，文革后在北京複校，現在名為北方交通大學）。1966年8月，她的丈夫在學校裡每天挨斗挨打，她也被罰掃大街等等。

鐵道學院當時的暴力現象非常嚴重。據一位並不認識孫啟坤的受訪者說，她的母親文革前是鐵道學院一個系的負責人。在受到零星毆打之后，一天接到學生的通知，要她晚上去學校裡“開會”。她知道是要去挨打。她告訴了家人，但是想不出辦法可以不去，只有去，因為違抗命令只會遭來更嚴重的毆打。他們想出的唯一的保護自己的辦法是︰穿上厚一點的長褲和長袖衣服，希望棍子和拳頭落下來的時候，少一點疼痛。當時可能是九月初。盡管當時天氣還很熱，這位系負責人在外衣裡面穿上了毛衣毛褲去挨打。

孫啟坤原來是北京永定門外台型機床廠會計，1966年時已經退休。因為她被罰掃大街，她的丈夫在學校天天挨斗挨打，他們決定逃離學校。而且，在他們逃離的前一天，北京鐵道學院裡有一個人被紅衛兵打死了。這顯然是促使他們下決心逃離的重要原因。因為當時逃離是非常大的風險，事實上，這也是為什么當時雖然暴力行為如此嚴重，卻極少有人逃離的原因。最后，孫啟坤被打死的結局也說明了逃離遭到的懲罰更可怕更嚴重。但是留在學校，也可能會被打死，所以他們離開家和學校。

孫啟坤和丈夫離開家后，曾獨自到了城裡她的弟弟家。在那裡，她被紅衛兵抓住。

在他們逃離前一天北京鐵道學院被打死的那個人是誰，叫什么名字，孫啟坤的弟弟並不知道。據北京鐵道學院的一個子弟說，1966年夏天北京鐵道學院有一個教授被打死，他是俄語教授，是被鐵道學院附中的紅衛兵打死的。這位被訪者當時是少年人，已經不記得那是哪一天發生的事情，而且也不知道這位教授的名字，只記得他的兒子的名字是張悟。也許使孫啟坤夫婦逃走的直接原因就是這一位教授的死，而不是這個大學中還有別的人也被打死。當然，在更壞的情況下，是這個大學中還有別的人也在1966年的夏天被打死。

孫啟坤的弟弟孫菊生，是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的物理教師。他的學校在北京東郊，但是他家住在西長安街南文昌胡同6號，在人民大會堂的西邊。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有一個獨院。因為這個情況，雖然孫菊生在他的工作單位並沒有被“揪出來”，但是作為有房子的人，孫啟坤到達之前，他家已經被抄了。抄孫菊生家是在8月23日開始的。當時人們家裡沒有電話，所以孫啟坤不知道弟弟家也在災難中。

查抄有私人房產者的家，是當時北京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的重要一部分。抄孫菊生家的是北京第31中學和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抄家的時候，紅衛兵進門就打，然后把他們全家趕到一個小屋子裡，每天只給一點窩頭吃。除了用皮帶打，后來還用了一種鋼鞭，外面是塑膠皮，裡面有電纜鋼絲。孫菊生的妻子被打得昏過去一次，用涼水噴醒。

紅衛兵還在孫菊生家住了下來，一連打了幾天。他們有二十幾個人，輪流打，一個打累了，別的人繼續打。

他們把孫家的家具和箱子都搬走。他們抄走孫家的一些東西，他們說東西都交到了國家銀行。這是真的，因為后來在銀行找到了一張記錄清單。在1966年夏天，國家銀行參與幫助紅衛兵抄家和沒收財物，這是嚴重違法的行為，但是他們還是保留了單據。銀行有保留單據的傳統規則，這一方面還沒有被破除。但是抄家的人拿走了孫菊生的妻子的一只翡翠鐲子和一只金殼手表，根本就沒有列入這張清單，后來當然也無從找到。

孫家人說，他們那個地區，正好在“西糾”的那條線上，所以被打得特別厲害。“西糾”的全名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當時以殘酷和暴力著稱。孫家旁邊的住在一個綠門裡的鄰居，比他們還慘，那人被打得五官都看不出來，臉上除了青紫塊，還有燙傷。

孫家人有的比較值錢的東西是一些字畫古董，但是紅衛兵並不問字畫古董，因為他們不懂。他們要孫家人交出金子和槍。孫家人交不出來，就被打。打了幾天以后，在8月27日早上，在他家的中學生紅衛兵告訴孫菊生家人，說，我們要走了，今天晚上要給你們送點禮，等著吧。他們的意思就是晚上還要打一場。也就在那天中午，鐵道學院的大學生紅衛兵追查孫啟坤，追到了孫菊生的家。他們說，姐姐沒有來。鐵道學院的紅衛兵說，他們來就抓起來。

就在那天下午三點多鐘，孫啟坤來到了孫菊生家。她是一個人來的。她還沒有意識到情況如此嚴重，她來的時候，手裡還提著一包梨，意思是來“分離”的，因為“梨”和“離”同音。也許她只認為是臨時避一避風頭的，或者認為弟弟住在市中心，人民大會堂旁邊，不會像學校裡那么野蠻。她一進門，就被抓了起來，在弟弟家的北房打，當時北房的家具已經都被搬走了。問孫啟坤她丈夫在哪兒，她不說。至死不說。她一會兒說是要去天津，一會兒說是去遠郊區，一直沒有說出丈夫在哪裡。三個小伙子和一個女學生，輪流打孫啟坤，用鞭子沾了水打。

孫啟坤的皮膚被打得全部變了顏色，她全身“簡直像一個色彩斑斕陶瓷罐子”，目擊她被打的人這樣形容。紅衛兵還用繩子勒她的脖子，勒一下，又放一下，然后又勒。

鐵道學院派來了一輛汽車，要把孫啟坤送到西城區公安局去。當時孫啟坤還能走出來，走到門口的時候，還對孫菊生的妻子點了一下頭。但是在汽車上她昏迷了。到了西城區公安局，公安局說這個人不行了，要送醫院。鐵道學院的人又說汽車還有別的任務，要把汽車開走，他們從街上找來一輛三輪車，讓孫菊生把孫啟坤送到醫院。孫菊生當時也被嚴重打傷，他艱難地背起孫啟坤要上三輪車，走了兩步，突然覺得背上的人一下子沉了很多－－多年之后，這位前物理教師還是不明白為什么背上的人死去的時候，會突然變重了很多。可是除了1966年8月這種非常恐怖時期，別的人沒有這樣的經驗，無從討論這一現象。孫菊生覺出背上的姐姐發生了什么變化，他把姐姐放了下來，看到她已經死了。但是鐵道學院的人還大聲叱責孫菊生︰“你故意把你姐姐摔死了，你是殺人滅口。”

當天晚上，孫菊生被扣在公安局。孫啟坤的尸體被送火葬場燒了，還找家裡要了火葬費。這也是當時的普遍行為，紅衛兵打死了人，就叫家屬出28元錢火葬費。孫菊生隨后被送往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在那裡的“勞改隊”裡“勞改”。他被押到學校的時候，只有身上穿著的背心褲衩，還沾著姐姐的血跡。他在學院中其實當時並沒有被當作“牛鬼蛇神”“揪出來”。但是照當時的邏輯，既然他在城裡的西城區被當作“階級敵人”打了，他就是“牛鬼蛇神”了，所以就進了“勞改隊”。

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獨處東郊，離北京城和其他大學都比較遠（北京城區有很多中學，北京的大學多數在西郊），所以打人的風氣當時沒有北京別的地方嚴重。孫菊生雖然進了學校的“勞改隊”，卻感到非常慶幸，因為在這裡他雖然受侮辱和別的苦，但是看來一時不會有被打死的危險。他在勞改隊裡的同事們看到他衣服下面的嚇人的黑紫色的被打的痕跡，聽到他姐姐的死訊，也只有慶幸自己沒有遭到最壞的對待。孫菊生還當了建築材料工業學院“勞改隊”第三隊的副隊長。他還曾經告訴同事，如果被鞭打，他的“經驗”是，盡可能保持身體靜止，這樣可以減輕痛苦。這是一個特別殘酷的時代的一個物理教師可以傳授的“經驗”﹗

孫啟坤死了，鐵道學院的紅衛兵繼續尋找她的丈夫。他們又追查到孫啟坤的姐姐家中。孫啟坤是姐妹中的老二。他們的大姐叫孫玉坤，住在西交民巷前細瓦廠2號。孫玉坤的丈夫從前是東北軍的長官，歷史上和周恩來有過交情，文革前當著“政協委員”，本來這就是個虛銜頭，文革時這更不能幫什么。孫玉坤被打。孫玉坤當時58歲，身體相當好。據說開始總打不死。后來紅衛兵不耐煩了，就往要害處打，很快把她打死了。孫玉坤在她妹妹孫啟坤被打死兩天之后被打死。

孫菊生活了下來，他的大學搬出北京。文革后大學一直停課，在很久以后才部分恢複上課，那時候他已經被退休。他就此離開了學校。他有一項才能︰畫畫。他是中國畫貓畫得最好的國畫家。在畫店裡可以見到他畫的貓。筆者在1990年代初訪問他的時候，除了他的兩個姐姐的遭遇，他也說到，在天津有一個畫畫的人叫張奇義，被打死了，又被丟在廁所裡，說他是自己摔死的。

文革后，孫菊生的兒子找了北京西城區法院，想要說說孫家的事情。法院的人說︰“那是特殊時期。”沒有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