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

1， 牛雞之間

多年以前，當我開始寫作文革歷史的時候，我首先采訪了數百位親身經歷了文革的人。把訪談和調查的重要性放在紙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種評估，即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紙面記錄其實和文革史實之間相差甚遠。大量的文革故事在發生之時沒有被報告也沒有被記錄下來。由于紙面上的文革和實際發生的文革之間的巨大的裂溝，這種第一手的調查對于寫出真實的文革至關重要。

感謝每一位受訪者，他們花費了寶貴的時間，和我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可是他們的道義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勝了心理深處的回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而且，他們中有的人不但講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們的人生體驗。

有一位受訪的長者，是一名教師，文革中被定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他說，他在“勞改農場”作過很多活計，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專業是工程，從來沒有放過牛。開始的時候，他面對一群能夠自主移動卻又不會聽與說人話的龐然大物，心裡免不了緊張。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牛群對他並無敵意，不會傷害他，還漸漸聽隨他的指揮。他們彼此相安。

農場裡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那棵大柳樹旁邊吃草。

后來，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動活兒了。這只老牛因此被殺掉，是在那棵大柳樹旁邊被殺的。

自從那只老牛被殺了以后，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的時候，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裡吃草，並且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前往那個殺了老牛的柳樹下面去，不論那裡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別處。多年以來，他心裡一直暗暗納罕，為牛的記性和堅持。

我聽著，好奇地問︰“牛記得那裡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他說，牛確實是這樣的。不過，別的動物卻不一定如此。比如，雞就不一樣。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只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出來丟在地上，別的雞奔來啄食，還互相爭搶。

我聽著，牛和雞的行為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裡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我知道這位老師是在講述他的一段真實的經歷，而不是在有意編織寓言或者諷刺。這樣的故事也不是可以憑空想象得出來的，除非有親身觀察，才能得知這樣的細節。可是我在另一條思路上被觸動了。

我聽到這個牛和雞的故事的時候，我想到了人。

對生活在文革后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后自殺，有的在飢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么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作了什么？

抗議？同情？援助？沉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凶？作旁觀者？遺忘？粉飾？致力于尋求事實及公道？……在文革時，雖然壓迫深重，在種種不同的方式之間，依然有著或多或少的空間，由人選擇。在文革后，關于記憶與記載事實，雖然受到很多阻礙，但是個人的選擇空間畢竟比文革時代增大了許多，從而也更需要人給自己定位。

這位在勞改農場的教師觀察到的對待死去的同類的牛的方式和雞的方式，展示了兩種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參照坐標。

這個網站的建立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工作，包括調查和寫作，也可以看成是個人的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2，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簡單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種“一元化”的沒有權力平衡和製約的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建立一種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生產甚至沒有貨幣的經濟，建立只有一種意見和用一種方式表達同樣意見的媒體，把全體人民變成象“螺絲釘”一樣的連“私字一閃念”都不能有的“社會主義新人”，此外，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毆打、關押以至殺死被革命領導人指為是“敵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對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966年，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發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當時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后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飢餓于疾病，也有的在那裡無法生存而自殺。

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后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尸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尸體堆那裡發臭，然后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

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于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兩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裡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后，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尸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虫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后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尸體。在他們死后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象甚至尸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后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幸存者講出了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是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掛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確是由他們自己的手結束了他們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絕望中才那樣作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的方式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為陰暗恐怖的季節。與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加曠日持久。大量的“專案組”被建立起來。這些“專案組”人員到全國“外調”，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 並且強迫他們寫下了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單位”的“檔案室”裡。一所中學，就會有幾個麻袋之多。但是在1980年前后，這些材料都被火燒了。

在其他的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是文革死亡的兩個高峰。 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死于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

死亡于同一時期中的人們，他們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鬥爭會”上或者死于“隔離 審查”的“牛棚”之中。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驟直接相連。他們的死亡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們是作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擊對象而被殺害的。

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3，記錄每一位受難者

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記錄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傳統地用地面的圓錐形土堆來標志墳墓，紀念死者。文字發明之后，死亡記錄被刻在石碑上，被鑄在青銅上，被寫在竹簡上，更大量地被記錄在紙面上。記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死亡記錄也有形形色色的意義。但是總的來說，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

對于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的司法系統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記錄的。這種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

當我開始探索文革歷史的時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未被記錄未被報告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的。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歷了長達數個小時甚至數天數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殺戮者，不僅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被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道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準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后的進一層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之后，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干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記錄框架之外。

關于文革死亡的記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大多數文革受難者的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的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這種原因探索必然會涉及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以及使得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製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于同類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后，他們既然把死難者的生命喪失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于在歷史記錄中他們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兩千年以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盡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而遠比現在費力，盡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本紀”裡記錄了歷時三年的后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過和后果。他清楚記錄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有不同的價值觀念，不認為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記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們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查中，我和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后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並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現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記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關于受難者，卻幾乎沒有提到，不過有些時候，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証。

我是從學校作起的。我記錄了學校裡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訪問所及的學校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盡管在訪談前已經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盡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寫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她被害已經二十年了。后來，我一邊采訪調查，一邊整理記錄，于是，在我的筆記本和電腦裡，寫出了一個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后來，有更多的人，工人，醫生，保姆，家庭婦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作著自己的工作，過著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份子”、“地富反壞右資”、“現行反革命”，等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于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于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的一部分。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

調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象的要慢要難的工作，還曾經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但是我還是繼續作著。1999年，我把整理出來的篇章總稱為“文革受難者列傳”。開始用“列傳”一詞的時候，我的腦子裡還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常總是為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么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

沒有理由不詳細記載受難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種價值觀念認為普通人的苦難和死亡無關緊要，或者沒有毅力來作這樣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創傷

實際上，即使不寫出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他們也依然以另一種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創傷之中。

我曾經采訪一位1966年時的中學生。她回憶起來， 1966年的“紅八月”中，她曾經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裡出來的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一車尸體，有十來個，是被打死的“階級敵人”，他們的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象菜市場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后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胡同的名字，因為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場談話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懼和失態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我。

我試圖安慰她。我說那條胡同很長，有那么多的住戶，看到這輛運尸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告訴此事的是你。我還說我有我的原則，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感到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裡34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剎那間涌流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34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我曾經采訪過一位文革時代的中學老師。他曾經被關在紅衛兵設立的牢房裡三個月，曾經被打被侮辱並抬過被打死的和他關在一起的人的尸體。他說，他從來沒有想他的經歷應該寫出，既然大人物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受了那樣慘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員受的不算什么。他說得真心誠意。

我很想向他強調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緊。高官們本來就身處權力場中，他們進場時就知道各種可能。你作為一個中學教員，憑什么要讓他們的爭鬥牽動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識到，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聽說過“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為在無處說出事實和無法尋求公義的漫長歲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

我知道的一個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車禍暴死，在悲慟中，他們認為這是他們遭到了報應，因為他們的親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們沒有幫助也沒有去收尸體。他們想要補救，想要為死去的親人舉行一個葬禮，可是又找不到辦法，因為尸體早被丟在不知何方。一家人處在惶恐之中，最后他們決定要到死者尸體被丟棄的荒野地方取土裝入骨灰盒，並在那裡舉行一個儀式。

事實上，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們的親人的作惡者還並未受到報應，如果這是老天的懲罰，他們也應該是下一輪才對。但是，他們有這樣的判斷，這顯然是因為盡管三十多年以前他們沒有去收尸，他們對受難者采取了當時常見的“劃清界限”的態度，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憤怒，但是他們的心裡一直存在著強烈的恐懼，不但是對革命暴力的恐懼，也是對自己的膽怯行為而感到的恐懼，所以他們才認定他們遭受報應。我希望，他們能在后補的葬禮中找到心靈的安寧。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懼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責帶來的焦慮和緊張，長遠地糾結著文革的生存者。雖然心理的創傷不象肉體的疾病那樣有明顯的疼痛和症狀，但是也需要治療。抹殺和壓製對受難者的記憶，不會使得這種隱藏的創傷康複。對文革受難者的記錄、敘說和思考，其實並不是生存者給受難者的恩惠，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給生存者的精神創傷的一種治療。

5，為什么在電腦網上？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應該把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刻寫在博物館的牆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難者紀念冊，應該把每一個死難者的故事白紙黑字印刷出來。在有可能這樣作之前，只有感謝現代技術提供了一片新的空間，使得有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網上文革死難者紀念園。

建立這個網站，就象我的調查一樣，得到見過面的和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的幫助。我寫下的來自調查的受難者名錄和“文革受難者列傳”文章被送進了電腦空間，並且可以不斷增添修補。網站原來僅僅放在我所服務的大學中，為了有一個比較簡短的網址，又租了另外一個地方。所以這個網站的內容現在是雙份的。

有一個幫助過我的人，當我道謝的時候，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我記住了這個說法。我要向所有對建立這個網站有所幫助的“義工”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我也以這“義工”中的一員自居。

這裡是一個非金石磚木所建立的紀念園，也看不到花草和樹，但是這裡閃耀著“義工”們的善意的理性的眼光和他們的義務工作留下的道道筆觸。

在網站的首頁之后，您可以看到已經被寫出的文革死難者的名錄。您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可以看到關于這個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複印件。有的人我們了解較多，也就寫得很多。有的人我們知道得很少，就只能有寥寥數語。對一些我們知道死亡時間和地點卻不知道死者姓名的人，都列在“無名氏”欄裡。一些新的文章也還在寫作之中將會補上。收錄在這裡的文章和資料，如果不是出自我們的調查，都寫明資料的出版來源。

我們也在這裡提供了電子信箱地址，您可以寫信給我們，對這裡的記錄提出修正和補充。我們更希望您寄來您的文章，為您的親人朋友，或者您認識或者不認識的受難者，在這裡留下事實的記錄與靈魂的感受。

建立這個網站，最初只是因為只有這一種形式，是我的朋友們和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現在我也意識到，這種形式雖然有其局限，但是也有傳統的記載和紀念方式無可比擬的長處。最主要的是，這是一個廣闊的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文字和圖畫；這也是一種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相當便利的雙邊互動的形式，這種雙邊互動可以促進這個網站的內容的繼續增長和發展。

網絡技術提供了全民寫作和閱讀歷史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已經可以用和司馬遷十分不同的物質手段書寫歷史。但是活躍在電腦網絡空間的人們，大多數都是文革后的一代年輕人。坦率地說，文革的歷史對你們相當隔膜，但是也正因為文革的結束你們才有了比上一代人好的生活。所以，希望你們能幫助比你們年長的人，來閱讀這個網站，並給這個網站投送文稿。謝謝你們。

寫于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