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儀

李敬儀，女，1966年時是南京師范學院教務長，中共南京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1966年8月3日，被從家裡拖出“斗爭”。她被“游街”和毆打，在“斗爭”過程中氣絕身亡，時年53歲。

吳天石，男，李敬儀的丈夫，文革前是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文革一開始被中共江蘇省委當作運動對象，在報紙上點名批判。和李敬儀一起被“斗爭”。昏迷兩日后死亡，時年56歲。

李敬儀和吳天石，是江蘇省最早在大規模的暴力“斗爭”中死去的兩個人。就現有資料來說，也是全國在文革中最早在“斗爭會”過程中被打死的兩個人。

南京師范學院的校園，是原來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園。金陵女子大學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之一。教學品質很高，校園也以典雅美麗著稱。1949年以后，學校改換了名字，學校的領導人也都換成了共產黨人。吳天石是資深共產黨人，在1949年以前就從事教育工作。共產黨掌權后，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后來當了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是江蘇省教育界的最高領導人。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一個《通知》，后來這個文件被叫做“516通知”。這個“通知”也一般被視為文革的開端。在這個“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于是，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這五個“界”，就成為文革的重點。

“516通知”當時只有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知道。一年以后，這個通知才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普通老百姓才讀到了這個“通知”。通過這一“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還發放了其他文件，在那些文件中，只有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是在1969年全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其他則至今還不準老百姓和學者閱讀。

在516通知發出的同時，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軍隊的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后來被簡稱為“彭陸羅楊”，被指控為“反黨份子”。他們失去了他們的職位，並且被軟禁了。另外，在北京發動攻擊了吳□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之后，又在報紙上攻擊“三家村”，即吳□、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用來寫雜文的一個集體筆名。然后，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攻擊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等人是“反革命黑幫”。

一批人很快就被“揪出來”或者“被”打倒”了，這是當時所用的詞語，“揪出來”和“打倒”的意思是失去原有的職位，被報紙“點名”，被冠以“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類罪名，“揭發”“批判”和“斗爭”。同時，在當時的體製下，還意味著從原來的比較大的住房中被趕出來，家屬子女受到牽連，等等。至于是什么樣的“斗爭”，當時的情況可能有所區別，下文還要說及。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當地找到了一些人，作為當地的文革對象。吳天石就是江蘇省的在文革最開始被中共江蘇省委選中的文革重點對象之一。他是教育廳長，教育結的領導人，教育界是毛澤東確定的文革的要“奪權”的五個“界”之一。另外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那封信中明確說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通知我們學校的現象在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吳天石是文革的總方針早已規定了的文革對象。雖然實際上教育一直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吳天石雖然是一省的教育廳長，其實沒有很大權力來對教育事務自作主張地作什么。另外，吳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編寫過一本小冊子，題為《談談我國古代學者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1962年出版。當時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對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樣的不講理的方式作出捕風捉影的“批判”，都變成了“毒草”。加上當時即使是教育界領導人也出過書的不多，寫這本書也就是吳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 文革后，江蘇省委的領導人說，他們受到在他們之上的“中央”的壓力，所以只好把吳天石當作了打擊對象。看來是“中央”規定各省必須都找到自己的“三家村”和“黑幫”。不但江蘇，其他各個省也都這樣作了。

因為吳天石夫婦被“斗”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對此也有一些解釋。關于這一點，南京的一般的人的解釋比較簡單直接，他們說，相對來說吳 天石是共產黨裡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比較高的人，所以被共產黨裡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不高的人整。另一種解釋說，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層干部都想把禍水引向別人，用以保護自己。

文革一開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擊，被打，被“斗爭”，有的被“斗爭”死去，有的在被殘酷“斗爭”后自殺，有的被長期囚禁。但是也有極個別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后來發表在報紙上。據說是毛澤東安排讓他這樣作的。內部怎么和郭沫若談的，還沒有人說出。郭沫若作了這篇文章后，好象就“過關”了，在文革中沒有在“斗爭會”上挨過“斗爭”。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死了，被說成是“自殺”的。但是每逢大會他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還在報紙上，他也還住在原來的住宅裡。那個在后海附近的有花園和小山的大房子，原來是北京已經有三百年歷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后給了郭沫若。

據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光在文革后寫的文章“難以忘懷的紀念”（《新華日報》，1986年8月3日）說，吳天石當知道自己成為“點名批判”對象時，曾經去他的家，提出對他的那本小冊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開聲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來作。但是省委書記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吳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樣作，也就是說，他愿意認錯，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表示對毛澤東的忠誠，愿意追隨共產黨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對抗的，不是堅持己見的。但是他不被準許他這樣作。于是，吳天石被停職，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當時，《新華日報》點名批判了一百二十人。吳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后的對吳天石的悼念文章裡，陳光感嘆吳天石“這位飽學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誠意地認個‘錯’（說實在的，他根本沒有什么錯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闖過這個關，逃過這個‘劫’。”他的感嘆聽起來是真誠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沒有告訴讀者一個成熟的人怎么理解共產黨的製度和方式。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做法。在戰爭中，只要一方愿意投降，戰爭也就結束了。一方的士兵，可以當俘虜，保全性命。文革卻連投降都不準許。對文革製定的打擊對象，不管怎么檢討認罪，還是逃不掉被毆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場。文革的規則比戰爭厲害。

事實上，在文革中，每一個階段的打擊對象，都采取了承認“錯誤”，檢討自己的做法。除了及其個別的例子，沒有人公開表示對抗。但是，對文革打擊對象的討伐，卻並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級。從最開始，“彭陸羅楊”檢討了。后來，劉少奇鄧小平檢討了。但是，和吳天石一樣，他們后來都被拉到“斗爭會”上收到暴力性的“斗爭”。不在權力核心中的人，也這樣。作家肖軍寫的“檢查”有二十萬字。北京第八中學物理老師張連元寫的“檢查”，留下的底稿，也有上十萬字。這裡的原因，應當作更細的分析。

1966年7月底，毛澤東在北京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並且下令撤出當時被派往各學校代替原來的共產黨黨委領導“文革”的“工作組”。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師范學院的一些學生沖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架出門去。這時，他們還穿著拖鞋。他們被拖著走，吳天石的腳被戳破，一路流血。他們被拖到南京師范學院的校園，那裡已經有一個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幫份子大會開始”。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有人把墨汁澆在他們身上。李敬儀吳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著，又把被斗的一群“黑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游街示眾”。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著走，他們昏迷過去后，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拖著走。拖了有一裡來路。李敬儀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死在“游街”過程中。吳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學校繼續“斗爭”。有人用麻繩把他綁起來，還要把他綁在梯子上“示眾”。在這一過程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腳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兩天后，在8月5日死去。

李敬儀和吳天石已經死去，永遠不再可能說出他們所受到的折磨的細節。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是53歲和56歲，並不很老。他們在這樣的“斗爭”后死去。我么可以想見他們受到的折磨是多么殘酷。

在吳天石死去的那一天，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批斗黑幫”，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當時50歲。打規模的校園暴力興起了。不但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夫婦，不但是卞仲耘老師，還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后來，還發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紅衛兵抄家和毆打致死。

1996年，李敬儀吳天石夫婦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開始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題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書中，江渭清說出了一個和吳天石有關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他曾經在電話上和南京談過吳天石之死。接著，在討論修改“十六條”（中共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找他和譚啟龍（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談話。江渭清說他告訴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現在，學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罵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憶錄，528頁）。

實際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后，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也在當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作了當面報告。但是吳德至今沒有說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報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複的。

江渭清的書沒有說出的事實是，在”十六條“發布之后，暴力性“斗爭”大規模升級，愈演愈烈。但是從他的敘述，我們知道毛澤東和周恩來完全了解當時發生的這些殘酷的打殺事件。

在南京師范學院，在李敬儀吳天石死后，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吳李黑幫”的名義，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斗爭會”，“斗爭”了數十名教師和干部。

在南京的其他學校，校園暴力迫害和殺戮也在發展。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們現在知道的受難者，還有南京第二中學的歷史老師朱慶頤。朱慶頤老師也是在所謂的“斗爭會”上，被該校學生打死的。他的獨生兒子朱世光在華東政法學院畢業后在湖南工作，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槍斃。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打死了一個所謂“出身不好”的工人。他的名字還待進一步考查。我們現在還不能了解清楚的這類事情，也還有。

在北京，現在了解到的在校園暴力中死去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除了卞仲耘老師，還有︰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被打死。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被打死，該校還有兩個老師自殺，學校負責人變瘋。1966年8月22日，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被打死。同日，北京第八中學書記華錦被打死。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校園裡，教師靳正宇，支部書記姜培良和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師呂貞先被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學校園裡的“牛鬼蛇神勞改所”裡，校工徐霈田，學生王光華和附近居民何漢成被打死。在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校園裡，生物教員喻瑞芬和另一教員的弟弟、中學生田悅被打死。在北京景山中學，工友李錦坡被打死。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一女語文老師被打死（名字還未了解到，只知道名字中有一“嫻”字。）在北京第十三中學的“紅色刑訊室”裡，學生武素鵬被打死。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家住學校附近的工人陳彥榮被和另一姓名尚未查出的老年女人被打死。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老師陳沅芷被打死。這個學校還有一名工友被打死，姓名已經被忘卻。

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毆打和侮辱后自殺。當校園暴力擴展到校外，北京的和平居民也被大量殺害。根據政府的“內部”統計，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蘇省也應該有這樣的統計，但是江渭清的書中沒有寫出。

由于毛澤東對紅衛兵的熱情支持，在當時，這些殺戮不但大張旗鼓地進行，而且被當作功績。在南京師范學院，在1966年8月3日這一天，殺死了兩個人。后來他們成立的組織，名字叫做“八三造反師”，簡稱“八三師”。這個“八三師”成為南京文革中最活躍的“群眾組織”之一。而8月3日那天的指揮者成為成為這個組織的頭頭，后來又成為南京師范學院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也成為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八三師”掌權的時候，在校園裡建造了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為了紀念他們的發起日，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的高度是八點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