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出門記－－記哈爾濱師范學院的文革

1966年8月30日半夜，共產黨哈爾濱師范學院黨委書記在殘酷“鬥爭”后自縊身亡。

1966年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批鬥”后自縊身亡。

1968年，一位姓穆的黨員教師在酷刑后于關押中自縊身亡。

1968年，一位年近70歲的化學系李老師，在關押折磨中死亡。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后，在三次大圍剿中，職工、學生、工人，有跳樓的、有上吊的、有臥軌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蹤的，據說共 死了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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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南方已是鶯歌燕舞的春天，哈爾濱市的大地還冰封雪飄，太陽出來了，也是一點暖意沒有，人人見面小心翼翼，不說話，臉上一片迷茫，空氣緊張，因為文化大革命轉入了本單位。

哈爾濱師范學院黨委書記作了動員報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分子長期霸占著我們的講台。這種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散會出來，多數人垂頭喪氣，像霜打的茄子，我思想想不通，不管是誰，只要你黨委書記一句話，誰敢再站在講台上講課?不是你們叫上課的嗎?現在說人霸占、統治，良心何在?人格何在?道德何在?黨委把教師們都拋了出來，讓學生們貼大字報，點名批判。隨著形勢進一步惡化，姚文元炮製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漢奇他們既批判它們，又針對大字報的批判聯系自己作自我批判，自我檢查。真是人人自危，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空氣緊張到極點。不久，莫名其妙地學生又造起黨委的反來，大字報說︰“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右派分子拋出來，是轉移我們鬥爭的大方向，他們是牆上的皮，豆腐渣，一碰就倒，是一堆臭狗屎。我們的目標是要堅決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這些學生真是吃了豹子膽!他們那柔嫩的肩膀上能壓上多少斤的政治巨石?他 們有多少青春黃金時節?勞改農場吞沒了多少赤子的才華11957年的陰影還盤旋在我的腦際，受冤屈、受歧視、受污辱的情感還在我心靈深處時時作痛，舊瘡未愈，漢奇又再次被批判，受辱、受屈又增添了新瘡。我日夜提心吊膽，心上像壓了幾百斤的鐵塊，同事們見了我，臉上像掛了霜、封了凍。

因為我們不知道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給宋碩、陸平、彭佩雲貼大字報的事，只看到我們學院某些老師也參加到學生給領導貼大字報的行列，造反，不知這是怎么回事?心裡煩悶之極，既擔心自己的愛人，又替這批人捏一把汗。“造黨委的反，這在當時中國人的心裡，無疑產生著巨大的震動。很多人對1957年的反右運動記憶猶新。”確是這樣的心情，學院就出現了兩派︰“造反派” 和“紅色赤衛隊”(造反派稱他們為“保皇派”)。也有膽小怕事的，一時看不準風向的，稱為“觀鬥派”。出身不好的，有所謂這樣，那 樣問題，都在“觀鬥派”之列。于是，出現了這樣局面，一派造反，一派保，學院到處門上、牆上、地上是大字報，搭席棚也不夠用，最 后用繩子系在兩面樹上，往繩上掛大字報。造反派貼了，保皇派用大字報覆蓋，反之，一樣。校院裡五顏六色的碎紙隨風飄，哪兒 都是烏煙瘴氣，亂七八糟。學生、老師一堆堆，一塊塊，辯呀，駁斥呀，辯得唇干舌燥不休息，圍觀的人還勁頭十足，站幾個鐘頭腿 不酸，坐山觀虎鬥，在背后人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平時，禮堂開會，讓我和“右派學生”、“反革命”在館裡工作，就因為我是“右派”老婆。一天禮堂開會讓我去了，大致內容說， 有壞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毛主席號召的文化大革命，造黨的反等等(詳細記不清了)。散會一出禮堂大門，還沒下台階，第一眼就看到一篇好幾米長的大字報，報頭畫了一條丑陋不堪的大毒蛇，從禮堂大門平台到台階下面，一直鋪出去好多米長。大字報是貼政治系一位黨員老師的。當時我的頭“嗡”的一下，幾乎暈過去。我為漢奇擔憂。雖然大字報罵他是臭狗屎，但他是我的愛人、孩子的父親，他沒有罪而在受罪，我害怕形勢越壞，對他越不利。我沒有心思看大字報就回家了。到家全身疲軟，心 情再次像塊鉛，整夜整夜不能睡著，飯量本來不大，此時就更吃不下。白天還要上班，強打精神天天看“革命派”的臉色，領導的臉色。

那位政治系造反老師被畫成一條大毒蛇，是“鑽進黨內的野心家……”第一個被“開刀”后，忽然造反派的大字報少了，沒有了，校園裡一下子變得樹葉掉下來都嫌聲音大了。原來師院駐進了“工作組”，凡是造反積極的就是右派。前階段貼的所有大字報全被撕掉，剩下那些殘碎的紙片，在風中淒涼地飄蕩著，整個學院像一個廟觀，校園裡看不到幾個人去走動，造反派都在宿舍裡寫檢查，有的涕淚滂沱，有的悔恨萬分，也有的不服氣。“紅色赤衛隊”正好相反，止不住滿臉喜色，罵我們“保皇派”，就是保對了，就是不能造黨委的反。大概過了一個月左右，“工作組”又神出鬼沒地撤走了。忽然大字報又出現了，寫著要“工作組”陶某來 校檢查，貼出︰“鎮壓革命群眾沒有好下場……”后來陶某果然到學院來檢討。因為大字報越來越多，呼聲越來越高。

此時學院辦起了“勞改隊”，漢奇和被拋出來的教師一起勞動改造。他們被定名為“黑幫分子。”

6月1日，領導通知，晚上有重要廣播，家中有無線電可以在家聽，沒有的則集中聽。于是一個教工食堂、三個學生食堂、一個 二層大禮堂全坐滿了。此時，漢奇不能回家住。我心情沉重，思緒萬千，又害怕，在家也無心聽這個重要廣播。第二天一上班，我們 就學習《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文章，以及昨晚向全國廣播的聶元梓的大字 報全文。《人民日報》還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中號召革命派“無條件地接 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么旗號， 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堅決予以“鬥爭”，“徹底摧毀”。《人民日報》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號召人們 “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文 章出來以后，哈師院的造反派貼領導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像潮水般涌來。紅色赤衛隊的大字報少了，心中雖是不服，又沒有底、茫 茫何處是彼岸?

1966年8月5日，報紙登載毛澤東在中南海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報道毛澤東接見學生的情況。毛澤 東的大字報一出來，真是“一石擊起千重浪”，也點燃了一把天火，全國青年學生沸騰起來了。報紙上連連登什么《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等。

像潮水一樣的大字報“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鋪天蓋 地在一片大字報、口號聲中，我校的造反派奪了黨委的權。院黨委書記、黨辦主任，院長助理一千人都被揪出來示眾，在禮堂開 大會批判鬥爭，臉和手都要自己涂上墨汁，黑臉黑爪子，腰裡扎一條草繩，草繩在身后長長地拖著，名曰︰狐狸尾巴。戴高帽、大 彎腰、掛牌子、剃陰陽頭……。黑幫陪鬥中有漢奇。

8月30日下午1時，我出門去上班，看見一輛小轎車停在二幢黨委書記門前，親眼看見他下車進門，后面拖著一條長長的草 繩尾巴，臉和雙手黑黑。就是這天半夜裡有人敲我家門，我心驚膽顫地問是誰?原來一人問吳醫生是否住在這裡?我未開門告訴 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剛出門，有人告訴我︰黨委書記--一把手在廚房吊死了!我心裡一震，昨天半夜裡敲我家門問醫生原來就 為他。昨天上午他被揪到八區與省市的領導一同從早晨挨鬥到下午。他曾講過“士可殺，不可辱”的話，所以他走上了這條寧可 死不可辱的道路，他是我校文革開始以來第一個犧牲品。

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吊死了。他被拋出來以后，批、鬥、游不算，抄家時發現，他家掛的毛澤東像的框架裡面墊了 一張小孩畫的動物，這還得了，紅衛兵說他把偉大領袖比作動物，“罪該萬死”!在批、鬥、游聲中加上了打罵聲，家中妻子兒女 與他劃清了界線，批鬥回家沒有人給他做飯吃，自己又不會做，絕望中，做了文革祭壇上的第二個犧牲品。

為了証明白已是真正保衛毛主席的革命派、紅色接班人，在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摘帽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批 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形左實右的路線下，師院附中的老師也被揪到禮堂批鬥、掛牌子。我第一次看到女老師剃陰陽頭站在 台上示眾。漢奇及其他“牛鬼蛇神”關在歷史系一間教室裡，門楣上大書“狗洞”二字，這些人進出，不許用腳走，要四肢著地爬，因 為他們不是人，是狗。藝術系老師從三樓爬到一樓，從一樓爬到三樓。這么污辱人、折磨人!我一生從沒有看到或聽到人的尊嚴、 人格被侮辱到這種地步!

一星期漢奇回家一次，拿了換洗衣服馬上回去，不準在家過夜，每次回來，我總問他怎么樣?他也總說︰“很好，你放心吧。”一 次他回來，坐在沙發上問我︰你摸摸我的脈搏，是否跳跳停停?我把一會，是有停跳，我說︰你心難受吧?他說，沒有，很好，我只是確 定一下是否有停跳。他年近60歲，但以往沒有高血壓、心臟病。當時，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相信了他。其實他在半年多時間裡 挨批鬥、辱罵、擔驚受怕，在焦慮、折磨中已經得了心臟病--心臟早搏。在歷史系裡鬥他，學生打他。一個姓張的無恥學生因上 課時老說話，漢奇批評過他，這時就報私怨，用銅頭皮帶抽打他。一個姓吳的無恥學生，人家說他冬季戴皮帽的樣子學曹漢奇 (皮帽雙耳扇沿耳朵折到背后一結，比散開在風中一扇一扇要好看些，耳朵也保暖些)，為了劃清界線，狠打漢奇，還讓他在操場 上跑圓圈直到暈倒。當時我不敢打聽他的消息，以上這些情況他不告訴我，都是別人后來告訴我的，我怕他難過，也避而不提。

我為漢奇心疼、擔憂、氣憤、不平，我覺得這些污辱人的人沒有心肝，是野獸、是獸性發作。由于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覺、吃不下 飯，每天還得到班上去。1966年10月間一次在班上，我心臟忽然狂跳不止，非常恐怖，下身排出熱氣，要拉肚，別人送我到醫務室 開了點藥吃了后好了些，過了幾天在班上又犯了此病，醫生說我得了嚴重神經官能症，給我開了鎮靜藥水，后來改吃“冬眠靈”， 開了休假條。回家后，我想著白天還看到的黨委書記，夜裡就吊死了，耳邊就老響著一個聲音，要我試試看(上吊)。漢奇回家，我 把這情況告訴了他，把他嚇壞了!這時大兒在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了，他要出去串聯，一切都準備好了，漢奇不讓他走，與兩個弟弟 輪流在家看住我。我病得很重，漢奇請假陪我到醫院去，在路上、在車上、在醫院，我總是低頭不能看人的臉，一看，我就要炸了似 的糊涂，因為我老想著人的臉太丑惡了、靈魂太丑惡了。他們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似是而非，生搬硬套、造謠中傷、逼供信、刑訊、 抄家、打罵、唱“鬼嚎歌”，唱畢，還要自己喊︰“我有罪!我有罪!”還要喊自己的名字打倒自己，如︰漢奇喊︰“打到曹漢奇!打倒曹 漢奇!”聽了第一聲，我不但低頭，緊閉雙眼，又用雙手指塞住耳朵，我真怕自己瘋了，拼命克製自己的情緒︰“我不能瘋!”“我不 能瘋!”“我瘋了，漢奇怎么辦?三個孩子怎么辦?他們還小!這家不完了嗎?”我就這樣天天自己和自己的胡思亂想鬥爭，真是痛 苦極了!有一個時期，一次吃四片“安寧”，睡醒了又吃，吃了又睡，如此折騰了一個多月。

家窗外的一根電線杆上有個大喇叭，從早晨一直喊到深夜一二點鐘才停止。我十分需要安靜，但是一分鐘也不讓我休息。 我躺在床上像念巫咒似的︰“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不停地與喇叭抗爭似的念!念!念……這時我突然有種反抗的醒悟︰一、我 不能瘋，瘋了，家也完了!二、瘋了。讓人家笑話，我絕對不能讓人家看笑話!

我服了一年多“冬眠靈”，白天服四片“安寧”睡覺。我問醫生，“我嗓子眼裡總有一個東西堵著，不能透氣，我能不能瘋了?” 醫生說︰“你是典型的神經官能症，不會瘋的。”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老天知道(如果有天的話)，我是用了我全身所有的 力量來跟我的胡思亂想、喇叭的嚎叫聲的鬥爭，才免于使自己步人瘋子的行列的。舉個小例︰以前，我打什么針、吃什么藥，從來 沒有顧慮過，病中拉肚，吃“綠霉素”，本來很簡單，一吞就完事，可是這次，我手托著兩片藥，從房間到廚房七八次問漢奇，吃了 不要緊吧?(我病重期間，紅衛兵允許他在家一星期。)也從此以后，留下了個后遺症︰什么針都怕打，一聽要打針，全身緊張，發 麻。

我從1966年10月病倒至1967年3月下旬到圖書館上班。上班前第一次照鏡子，發現烏黑的頭發有了白發。到圖書館， 看到有解放軍駐進來。原來造反派在全國奪了各單位、各部門的權。1966年毛澤東臂帶紅袖章，以紅司令的的身份，八次接見紅 衛兵，支持並激起了全國青年和群眾大串聯，北京的交通、住宿、吃飯等都成了嚴重問題，工人無心生產，農民無心種田，學生無 心上課。造反派中，因意見分歧，都認為自己一派最正確、最革命，展開了派性鬥爭，發展到手拿棍棒，頭戴柳條帽、甚至動用槍 炮打派杖，打死打傷都有，因此毛澤東派軍隊進駐各單位、各部門解決派性鬥爭。有的參加革命領導小組工作。名曰“三支兩 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名稱謂“軍訓隊”或“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所謂軍訓，各系學生早操時間由解放軍帶領跑步；舉槍射擊訓練。圖書館的解放軍是一位長官，每天上午領著大家學習語錄 和老三篇及報紙有關“文革”文章的社論。但不久，解放軍又不知為什么撤走了。我這個“摘帽右派”不敢聞、問，在旁就像看變戲 法一樣，眼花繚亂。

漢奇他們歷史系學生曾經貼出大字報指名罵八人為“八大怪”，他們不是人、是妖怪。這八人是曹、蘇、游、戚、周、孫、張、 孫。都因這"八大怪”使哈師院歷史系在黑龍江省出了大名。哈師造反派第一個在學院辦起了一個政治監獄--“政管室”。把各 系被拋出來的教師都關進政管室。這些人上午紅衛兵監督勞動，下午寫檢查、交待問題，晚上互相批鬥，紅衛兵在旁監督看熱 鬧。

漢奇長期遭到打、罵、鬥、恐嚇，人格污辱，精神壓抑，心身都遭到極度摧殘，身體垮了。一次兩人抬四連木椅，走到半路不行 了，只好停下來，跪在地上大喘氣，心臟狂跳，幾乎要從口腔蹦出來。就這樣子，回到政管室，還遭到批判，寫檢查，如何對待勞動 態度，如何從勞動中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下午名謂學習，根據需要，隨時隨地就會遭到批判。個人歷史翻過來倒過去 地交待、認罪、批判，一遍一遍地交待社會關系。

在那個黑暗的恐怖時期，在惡劣的環境中，度日如年。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過去，春天的花朵，夏天的炎熱，秋天的夕陽， 冬天的銀裝素裹，都好像沒有過著，沒有一點感覺，一切都視而不見，腦子裡，天天，每時每刻在只有階級鬥爭恐怖的這根弦裡 渾渾噩噩地把日子混過去了。29年后的今天。回顧那段日子，天天除了恐怖、害怕、緊張外，根本感覺不到外界的一切。

1968年四五月間，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在大禮堂召開了三次大圍剿會。造反派黃某和郭某(女)在台上對著麥克風聲嘶 力竭地叫喊︰“我警告你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的問題你心裡明白，我們也清楚，我們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就看你自己是 否主動坦白?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蒙混過關是過不了的。只有主動坦白交代一條生路。”“你們互相看看坐在你旁邊的 人臉色是否變了?蒼白了，漲紅了，發黃了，我說他心裡有鬼!立刻把他揪出來示眾!”

在一片陰風慘慘的氣氛中，遮蓋了四五月最美的陽光。在俯拾皆是的階級敵人，階級鬥爭的時期，坐在禮堂的每個人都膽顫 心驚，那裡還能想到春光明媚、鳥語花香呢?清理階級隊伍，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 資派、修正分子、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遺孽等。這些被揪出來的人統統清理到“政管室”裡去。

造反派和保皇派原是兩派死對頭，造反派勝利后，在他們的“殺回馬槍”“反戈一擊有功”的感召聲中，有的人站到了造反派 一邊，始終保皇一派改組為“捍聯總”。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兩派各指責對方隊伍不純。為了表示自己的隊伍是最革命、最純潔的 隊伍，各方都把“不純”的人，不管年齡大小，都拋了出去，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五一六”分子，動搖分子，投誠分子等。一面表明白 已是革命派，拼命清理“階級敵人”，一面表明白己是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 底而打派仗。

“政管室”設在文史樓，現在那裡又私設一個監獄--隔離室。被隔離的人，都是被他們懷疑隱瞞了特務、國民黨員、歷史問 題、地主等身份的人。要他們整天坐著交待歷史和解答各種提出來的問題，是“五一六”分子也被隔離交待問題。隔離室裡有時說 你交待問題不老實，也批判鬥爭。如果本部門要“提審”你了，要批鬥你了，給你掛上牌子，上面寫上你的罪名，由本部門人來領 你去，審定了，批鬥完了，仍由人送你回隔離室。私設公堂完全像國民黨的正式衙門。

隔離室裡的製度是︰誰都不準說話，怕串聯，怕“訂攻守同盟”。有時，如喝水、上廁所，都要舉手“報告”，紅衛兵同意了，就可 以站起來說事情，或走出去倒水。上廁所不能一人去，紅衛兵指定一人陪著去，說是怕“畏罪自殺”。家裡送來的物品都交給紅衛 兵(不準探監)檢查過，由紅衛兵交給你。如是藥品，紅衛兵留下，按定量監督著給你吃，吃完要張嘴給他(她)看過，是否吞下了。 晚上一個教室睡八九個人，不準閉燈，起床也要報告，指定人陪著上廁所。

政管室此時與剛成立時不一樣了。被政管人白天整天勞動，打掃公共衛生，掃廁所，到菜窖清理爛葉，到印刷廠疊頁等等。晚 上交待問題，檢舉揭發、思想匯報、學語錄︰《一切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一直搞到晚上11 時，鬥爭開始了，二百多人圍攻一個人，拳打腳踢，嚎叫聲遠達數百米，似狼哭鬼嚎一般，聞者膽戰心驚，不寒而栗，被鬥人之屈 辱、冤屈、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后勤一位工人，說是隱瞞了地主身份，在隔離時“不老實交待”，送到政管室，第二天回到隔離室，兩 只耳朵腫得像兩只豬耳朵，都翻過來了，臉青一塊，紫一塊。有的人被鬥完以后，正精疲力盡，不讓睡覺，掛著牌子，懸空站一晚， 不準靠牆，第二天照常讓出去勞動。

漢奇就在這個私設刑訊的地獄中關了兩年多。一次在食堂，我突然看到他眼鏡沒有了，滿臉腫脹，青裡泛紫黑，我的心像刀 割、針刺，滿眶熱淚強忍著不敢讓它落下來，因為幾個紅衛兵在看我，我趕快掉轉頭不敢再看我的親人了。事情是這樣︰ 1938年我虛齡17歲，跟著大同學一起去鄉下參加抗日工作。我參加的團體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鎮的民眾團體“國魂社” (后來知道它是黨的地下團體，《國魂社史》現在還提到我的名字)。--由它派我到德清縣--也是群眾組織--提工隊工 作。由于國民黨縣黨部的鉗製、阻撓，經費來源又缺乏，提工隊解散，我由國魂社派到農村教書。這一段歷史，工作時已交待清 楚。在清理階級隊伍中，1968年5月18日。圖書館一個負責人到家對我說“院裡領導要和我談談”，我交待了大孩子幾句話就 跟他去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在文史樓一樓東面是政管室，西面又辦起一個“隔離室”。)到了文史樓西面一間辦公室就再沒有回 去，隔離了十個整月。我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據說漢奇檔案裡不知被誰塞進一個什么“特務組織裡當處長”(真假不知道)，于 是逼問他我們如何認識到如何聯系，如何當特務，又如何結婚的。這根本是莫須有的事情。我們倆與國民黨沒有任何關系。漢 奇說我那時是17歲的學生參加抗日工作，是個民眾團體，唱的歌都是抗日的，什么《在松花江上》、《延安頌》、《游擊隊之歌》、 《義勇軍進行曲》等等。政管室頭頭--政治系學生叢×x立刻劈頭蓋腦地打，罵他不老實交代。在懷疑一切，刑訊逼供的恐怖 情況下，漢奇始終沒有承認。到晚上叢某組織了被政管的上百“犯人’’圍攻來打漢奇。叢某說，先讓他站在凳子上，打死了我負 責!于是把他從凳子上打倒在地，再讓他站上去，再打下來，最后站不起來了，一把抓起他的衣領，拎起來再打，--如此輪番打、 踢不休，最后漢奇被打得口吐鮮血跪在地上喊︰“毛主席救我!”“紅衛兵饒命!”

由于我參加抗日工作時年齡小，許多事情不知道，所以隔離十個月，一份証言也沒有打過，于1969年3月放我出來了。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后，在三次大圍剿中，職工、學生、工人，有跳樓的、有上吊的、有臥軌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蹤的，據說共 死了十六人。隔離室和政管室兩大梯形教室都住得滿滿的，加上各種各樣學習班，全校揪出了“階級敵人”二三萬人。

所謂開“寬嚴大會”，群眾都坐在禮堂裡，“階級敵人”一律在講台的地下室聽。一個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寬嚴大會上，宣布 中文系一位王老師的罪行，他早時參加過共青團，又人了黨，后來又參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再后來參加了國民黨的一個特務 組織。造反派頭頭在大會上說︰論你罪行可以“判死刑”。

第二次寬嚴會上，頭頭說王xx他不但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還積極檢舉揭發了別人的罪行，立刻在大會上宣布“從死刑 改判為20年徒刑”。

第三次寬嚴大會，從20年徒刑到“當場釋放”。可以回家了。此時恰值冬季，頭頭在會上宣布︰他立了大功，檢舉揭發了一 千多人的叛徒，特務、國民黨員……等材料，為了嘉獎，“我們還派人到你家中幫助糊窗戶，發困難補助。”后來有人說，因為他的 胡說，我國駐外一位使節被召回國來受審。在寬嚴大會上，每次都有一二個人被穿製服的人銬上手銬投進了監獄。典型的是生 物系一位六十余歲的王宗表老師，她是留學法國的。文革前可能與人談到過江青，文革中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三進三出 監獄，在監獄裡冬天睡在水泥地上，全身浮腫，據說要槍斃她，因為上報到她參加的一個民主黨派，沒有批準，撿了一條性命。放 出來后，我親眼見她手拿一根拖布棍當拐仗，蓬頭赤腳穿雙破鞋，顫顫巍巍拖著雙腳移動，樣子真像祥林嫂在風雪之中的那段 場景。后來平反，病死在北京。

到1969年冬政管室撤消后，姓王的檢舉揭發的人全部材料推翻了。我曾問過一位“專案”人員︰姓王的真的檢舉揭發了一千 多人?他笑著回答︰“沒有。大概有五六百人。因為他參加過共青團、人了黨，又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認識的人很多，而且記 憶力特好。”我又問︰“他揭發這些人真的都有問題嗎?”答︰“哪裡，他全推翻了。我們一趟一趟到他家去問他，當對他怎么檢舉 這些人，現在怎么又推翻了?他說是被逼出來的。”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的“成績”。

我被隔離審查十個月，1968年5月18日一1969年3月下旬在隔離室時，發現崇拜毛澤東的許多新舉措到了瘋狂的地 步。首先是不管在何種場合下，哪怕兩三個人談話，都要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邊喊，一邊手捧“紅寶書”(毛澤東文章 中摘下的短句，或一篇文章，匯成的一本小書，俗稱“語錄本”又稱“紅寶書”)。舉起來晃三下；打電話，拿起話筒，第一聲雙方都 需要喊一聲“毛主席萬歲”才能說話；跳“忠”字舞，大家圍成一個圓圈轉，嘴裡唱歌頌毛的功績的歌，同時手舉語錄本，頭抬起來 望著語錄本上毛的頭像，唱到“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抬頭仰望天空的太陽。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不論時間地點、場 合，只要說跳“忠”字舞，大家都得圍攏來跳。跳不跳，是對毛忠不忠的問題。我剛出隔離室不會跳，也只好跟著轉圈。這個“忠”字 舞影響可大啦，不管街道、廣場、車站、碼頭、田間、地頭、飯前、飯后、白天、晚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看到這種不倫不類的狂 舞。因為誰也不愿被人加以對毛澤東不忠的罪名。大字報、小字報、傳單、讀報，凡是不小心寫錯一個字，或讀錯一個字，如“無產 階級”寫錯或讀錯成“資產階級”就被視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誰不跳“忠”字舞，就是反對毛澤東，更是罪上加罪。

“早請示，晚匯報”︰每天一上班，由單位造反派一把手帶著大家面對毛澤東像起立，手捧“紅寶書”，他說句，大家跟著他原 話說一句，例如要開會的內容啦，工作啦，讀報啦。實在沒有話可匯報，也要說幾句︰我們跟著你老人家革一輩子命啦，永遠忠于 你啦，誓死保衛你老人家啦，使紅色江山永不變啦等等。下班前也照樣重演一遍。有的人，在家中也要領著全家立在像前作早請 示，晚匯報，這是對毛澤東最最忠心的了。更可笑的是，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在吃前，先盛一碗米飯或饅頭、餃子裝在碗裡 供在毛澤東像前。我發現這個情況，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是對毛澤東的活祭嗎?我認為這不是忠于毛澤東的舉動。誰都知道， 中國老百姓除供佛供神仙外，只有死了人，供靈台時才一日三餐把吃的東西只盛一碗供上，子女表示孝心，平輩表示思念不忘。 而一個活人要是知道了，迷信說法是“倒霉的”。可是中國這個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個對個人崇拜到了瘋狂，迷信達到頂 點時，就出現了這種可悲、可笑、可嫌、庸俗不堪的事。而且這種瘋狂、迷信遍及到窮鄉僻壤，誰也不敢出來阻止。我在家中，沒有 什么可“早請示，晚匯報”的，也沒有供奉。那時我想，如果我真正這樣做，倒是對毛澤東不最大的不尊。

再來談談政管室。它每到深夜11時后開始批鬥，一百多人圍住某一個被鬥的人，拳打腳踢，推來搡去，耳光連連。打倒在 地，一把拎起來再打，直到打傷，打趴。外語系一位老師被當場打鬥而死。每天都能看到幾個被打得鼻青臉腫的人出來勞動。罰 站、罰跪在毛澤東像前，請罪、反省那是最輕的了。

“革命”兩派分化，所謂一派“站錯隊”的，輕者則進“學習班”，那裡也有批鬥的。如果逃跑，一旦被抓住了，不得了，一位姓 穆的黨員教師上吊自殺了，據說他愛人清理他的尸體時，發現內褲全是血。又聽人告訴我，另一派在他生殖器上動非人刑罰。

早餐、午飯、晚飯，教工食堂先讓群眾吃完了，然后這三四百牛鬼蛇神分幾列排著長長的隊去食堂吃飯。一進食堂，先向毛澤 東像前彎腰自報罪名，請求寬恕，然后才能買飯。主食只準吃高粱米和苞米茬子，大米飯不準吃，菜只能吃咸菜、白菜幫子，一日 三餐天天如此。

一次一個勞動小組來晚了，粗糧已賣完，炊事員就讓他們吃包子，他們不敢，炊事員只好把鍋底、盆底刮出來的給了他們，其 中一個姓周的教師吃了包子，回去向組長(也是牛鬼蛇神)一匯報，就挨了批鬥。第二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時間，讓他胸前掛一 塊大牌子，站在最高的凳子上示眾，自報嘴饞請罪，還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被政管人勞動，是編小組的，由造反派指定其中一人負責當組長，回來向頭頭匯報一天勞動情況，誰勞動好，誰勞動不好。所 謂勞動不賣力的，先向毛澤東像請罪，晚上再批鬥，因為他不老實認罪，不好好改造，有抗拒情緒。

政管室裡百分之九十是各系老師，百分之十有“走資派”、工人、站錯隊的。這些人在鬥別人時，有的人不忍用力打人，因不動 手不行，頭上有人監督著。少數的為了“表現好”，為了“早日解放”，為了“立功贖罪”，成了野獸，前面“嘴饞”的那位，就是打手之 一，真是一句俗話︰“同類相殘”。所有打死、打傷、打殘、留下后遺症的，都是這些打手的“功績”。

政管室的叢x×，本是政治系學生，長得又高又大，非常結實的一個人，先是保皇派，后是造反派，所以讓他全權負責政管 室這些“牛鬼蛇神”。起初，他還像個人樣，到“清理階級隊伍”時，他的樣子就不可一世，身披軍大衣，在風中一飄一飄地，你可看 到他腰裡別著一把木殼槍，走路大搖大擺，后面跟了四五個小嘍噦造反派保鏢，真是丑態百出，他還自以為神氣十足，因為他有 權，隨便可以打人、罵人。不管過去是他的領導還是他的老師。他打漢奇一巴掌，臉立刻腫起來，一拳就把他打到對面牆角去。政 管室不知多少人被他打倒、打腫、打傷過。冬天，滴水成冰的嚴冬，一位年近70歲的化學系李老師，身患糖尿病、心臟病、高血 壓，腳腫得不能走路，尿屎都拉在棉褲裡，臭不說，冬天一出去，褲襠凍成一個冰砣，把大腿跟都磨爛了。叢xx在訓話時說，“我 們這裡單治各種高血壓病”，不讓他回家治病。不久他就死了，死前躺在床上只是痛哭。有的人有病，挺不住，也不愿到醫院去，去 醫務室拿點藥對付。因為他們每人平時外衣上都別著一塊白布，布上寫明是什么性質的“罪犯”，如“特務”、“歷史反革命”、“走資 派”等，走在路上，乘車、到醫院，隨便什么人，連小孩子都可以打他們，醫生一看這種人，也不好好看病，敷衍了事。

政管室裡也是不準說話的，有事舉手報告，才能行動，他們白天勞動，晚上批鬥別人或自己；學習毛著或語錄結合自己寫 批、罵自己的材料；勞動時，有什么思想活動時，回來寫思想匯報材料，也要痛罵自己犯罪，又如何經過批鬥挽救了自己。還有就 是寫檢舉、揭發別人的材料。寶貴的生命和時間，就在這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時期中流逝。

1968年七八月份，“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和“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哈師院。這 年元旦，一位肥頭胖耳大腹便便營級軍官孫××，把隔離和政管室的人集中在一起訓話。他指著這些坐著的“犯人”說︰“你們， 嗯，我老實告訴你們，嗯，你們這些人之中(把手一舉一甩)，有的完全夠槍斃的資格!”(一面用手點來點去，走來走去。)接著又 說︰“你們之中極大部分可以判無期徒刑!嗯，可以這樣說吧，你們之中每個人都夠判刑的!。所以沒有槍斃你們，判你們刑，坐牢， 那是黨想挽救你們，對你們寬大，這就看你們自己認罪不認罪?是否徹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絲毫也不隱瞞，還要積極揭發檢舉 別人，爭取立功贖罪，才能減輕你們的罪行，得到黨的寬大處理，如果你們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頑固到底，也可以，那就怨不得 別人了。”真是一篇威脅、殺氣騰騰的元旦訓話。

我從農村插隊回校后，打聽這位軍官，他們告訴我這位保衛鋼鐵長城的軍官複員回山東老家了。臨走還從學校辦的鋼鐵工 廠拉了一車皮鋼材、木料，回老家去蓋新房子，享清福了。不久，又聽說他得了腦中風。癱瘓在床上了。不知他還記起元旦使“罪 人”膽戰心驚的講話否?

1969年10月13日，林彪作出“關于加強戒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稱“第一個號令”，簡稱“一號令”。哈爾濱師 范學院不管是“解放”出來的干部、群眾，還是“解放”了的牛鬼蛇神，都學習“一號令”，主要學備戰需要，城市人口要疏散到農村 去。不久，聽說那些“走資派”干部到“五七”干校去了。那些有各種各樣“歷史問題”的，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通過體力 勞動，轉變立場，改造自己的反動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為了把這些人全部趕到農村去，不管毛澤東批示的“除老、弱、病、殘 者外”……想出一招，讓那些“造反派”、“捍聯總”頭頭做動員工作，讓那些“革命”群眾對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一個對一個動 員，名稱叫“一幫一，一對紅”，幫人者是不用下鄉的。被幫者不下去不行。最惡劣的行為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兄弟不在一個單位 工作的，對方單位不想把此人下放，述提出理由不能下去的，我們學院有的人竟找到對方單位向那裡的領導人做說服工作，使 用了這種卑鄙手段，結果老、弱、病、殘沒有一個不下去的。

幫助我的對方原是一個圖書館部主任，捍聯總頭頭，兼專案組負責人，就因為我是江南人，平時就對東北的生活不習慣，何 況下鄉呢。故想以勢壓我。而我卻在學習會上要大家表態時我說︰“我不要‘一幫一一對紅’，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倪美生也能 活下去。”這是出乎大家預料的，那位要幫我的頭頭臉上露出很尷尬的樣子。可我心裡很得意，你不是要“幫我”嗎?我偏不要你 幫。

當時，只要我肯下鄉，男方跟女方，女方跟男方，怎么跟法都可以。還可以回老家去插隊。這使我心裡一動。我找圖書館姓張 的工人師傅要求回江南舅舅家插隊，他不同意。說曹漢奇(我愛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改造好了，還可以教書。我一 聽，氣不打一處來，我說︰“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摘帽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還能教書嗎?我們愿意一輩子在農村扎根，改造一 輩子，永遠不會教書，也永遠不回城，所以才來要求到南方去。”說完，我就走了。不是我不禮貌，而是低頭太多了，再說他們決定 好了，求也無用。

與此同時，“專案組”迅速給“有問題”的人做結論。有的暫時做不了結論的也趕他(她)們下鄉。

一天，歷史系把漢奇叫去，很晚才回家，垂頭喪氣地坐在床上一聲不吭，臉上有淚痕。我問他怎么回事?他說歷史系海xx 的專案組給他做了歷史結論︰“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並且簽了字。當時我急了，埋怨他不應簽字，“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對我們 孩子的一生不完了嗎?漢奇說︰“我不肯簽字，求他們寬大，為了我孩子們的前途。”海xx說︰“你不簽字，我定你為‘歷史反革 命’的罪名，對你的孩子更不利。你考慮吧!”就這樣，漢奇含著冤屈，流著悲痛的眼淚在威逼之下簽了字。我還能說什么呢?

催促下鄉緊鑼密鼓，歷史系是到出魚、出大米的玉常縣營城子插隊。按理我得跟漢奇隨歷史系去。我想南方去不了，雖然男 方可以跟女方去插隊，但整人的人是不會讓我們如愿的。而歷史系那裡的某些失去人性的人，使我感到厭惡和害怕。我把情況分 析給漢奇聽，要他跟我隨圖書館到雙城某文革公社興農大隊去插隊，他同意了。歷史系來人還是動員我們跟他們去，說那裡出 大米，我是南方人喜歡吃大米，那裡還有魚，所以去那裡好。我對來人說，我們不去，不想再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漢奇跟我隨圖書 館下去。這算是礙了他們，丟了他們的面子(就我們一家沒跟去)，想出了一個圈套，要漢奇辦一個手續，寫個不去玉常的申 請。我知道沒有好事，堅決反對漢奇寫，我說對他們說明白了，用不著寫，何況有規定，男方可以隨女方下去。老實的漢奇不聽，寫 了。結果系裡當眾宣布，曹漢奇，我們不讓他跟我們下去，他寫了個申請堅決要去，玉常、拉林有飛機場，他這種人能去嗎?我們不 批準。從這么一件小事，就可看出歷史系某些人的手法是多么惡劣。我們幸虧沒有跟歷史系去。后來知道，下去的人，被公開宣布 每個人的“歷史問題”，在大隊地頭批鬥，要貧下中農對他們監督勞動改造。甚至把家庭婦女也因丈夫關系拉出去批鬥，這種極左 惡劣作風達到令人難于想象的地步。

1970年的11-12月到1971年的二三月份，在哈師院天天能看到用戰備汽車“飛亞特”拉著全家送到鄉下去。我也拿著補 發的一部分工資買了三噸煤、一千斤木條、鐵爐子，等等。我們家家具不多，書可不少，還有一套線裝的二十四史，因為線裝書怕 潮沒有東西裝它們，后來想到到商店去買柳條編的裝水果筐和裝煙的大紙盒。結果連筐帶盒裝了十七八箱。一天正在裝時，突 然來了一個歷史系造反派學生，對漢奇說︰你都下鄉了，不知道幾時回來，回來能不能教書也不知道，你的書都用不著了，送一 些給我吧。我一聽就特別生氣，便冷嘲熱諷地對他說︰這些書不能送你，它們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抄家焚燒的對象，送給你 不是對你放毒嗎?他聽著也不說話，就是賴著不走，漢奇挑了一套大概有七八本的平裝書給他才走的。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后，我們家五個人，每人每月只13元生活費，我在隔離室不知道，還寄條要大兒子給我買點煙。大兒還 按照我的習慣每月給外婆家寄十元錢，不久郵局退回來--此人死亡。1968年秋冬，大兒到寶清兵團，每月有了32元錢，他每 月給兩個弟弟寄20元。他走，我們未見面，過后一個工人師傅告訴我，說他到兵團去了，這是組織上還信任我們，否則他去不了 兵團，不讓我見面為我好，要安心好好改造。可我聽到這個消息怎么也定不下心來，他去兵團被褥衣服怎么辦?家中尚有一個14 歲一個8歲的小孩無人照顧怎么生活?我沒有外調，也沒有可交待、可揭發的材料，開會學習時面前攤開一本毛選就呆呆地坐著 想孩子，日子一多，紅衛兵發現，就說我整天坐著，不用腦子想問題，說“你要那么干淨，就不用進隔離室了”。沒有辦法，硬著頭皮 看毛選，寫思想匯報，一篇二篇……。紅衛兵又說了︰你的思想匯報就像小學生寫的。我實在寫不出來，不寫了，愛怎么辦就怎么 辦吧。一天，隔離室的負責人告訴我︰你兒子要和你們劃清界線到×x農場去工作。我說︰他不能去，他還未成年，沒有獨立生活 能力，我不同意。可等我1969年3月出隔離室回家，只見門敞著，三兒孤零零一個人躺在床上睡著了，見我進來醒了。我問二 哥呢?他說到××農場去了。他見我回來很高興，告訴我家中積存了好多豆油並拿給我看，我吃了一驚，問︰“你們怎么沒吃呢？” 三兒流著眼淚說；“沒有錢買菜，每天就是醬油拌飯吃，鹽又黑又臟又粗，買的煤也是最便宜的，我不會燒，燒不著我就吃夾生 的。”聽著兒子的話，我的眼淚像淌水似的流，心疼得說不出話，可憐的孩子們!我心裡大喊︰我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的孩子犯 了什么罪?!要受到這種虐待。

不久二兒子回家一趟，我對他說，你這么小就到農場去，怎么生活?你走了，弟弟這么小無人照顧，無人作伴，你知道不知 道?他說是歷史系造反派硬把他的戶口遷出，趕他到農場。我問農場怎么樣?是些什么人?你做什么工作?他說︰是一個勞改農 場，要他們看守勞改犯，勞改犯竟和他們講如何偷東西的故事。我一聽心裡馬上決定︰決不能讓他再去。于是我就找有關方面， 申請不能到那個農場去，我們不要這32元。回答只有插隊。后來二兒到通河縣依山公社依山大隊插隊。

1971年2月初，離春節還有四五天，二兒從插隊地回來過春節，碰上我們也要去插隊，我就帶著二兒、三兒在白天氣溫都在 零下20多度的凜冽的西北風中坐上搬家車去雙城某文革公社興農大隊落戶。

節選自“遠方出版社”:《那個年代中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