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之禍︰黃瑞五一家五人之死

1966年8月末，一個恐怖的消息在北京東郊管莊的玻陶水泥設計院傳開︰技術員黃瑞五，8月28日在城內西城區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了；紅衛兵三個小時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只有黃瑞五一歲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為紅衛兵在黃家抄家時發現了黃在體育訓練時留下的一個空子彈殼。

在當時，沒有人敢站出來為黃瑞五一家的慘劇提出抗議，沒有人敢批評紅衛兵正在大規模進行的抄家打人活動。這個恐怖的消息所帶來的信息是警告︰人們不但必須注意家中是否還有紅衛兵抄家索取之物，即武器，黃金，白銀，外幣，字畫，舊書等等，還要注意一切可能引起聯想之物，如空子彈殼。從市中心傳來的消息迫使人們再次仔細檢索，以免遭到黃瑞五那樣恐怖和悲慘的殺身之禍。

黃瑞五家五口人被殺害之日，1966年8月28日，正是北京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走向最高潮的時候。破除“四舊”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的關于開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就指明的。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兩天以后，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關于“破四舊”一份倡議書。這封倡議書的發表，使“破四舊”成為一個內容非常具體的“運動”。在“破四舊”中紅衛兵的一系列行動包括︰改變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燒書籍，禁止他們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服裝式樣和頭發式樣，破壞寺廟和教堂，砸毀藝術雕塑和壁畫等等。這些行動並且立即發展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還搜查私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他們在抄家過程中毒打甚至打死被抄家的人，或者，把人拘禁在他們設立的牢房虐待拷打甚至打死。暴力迫害從校園發展向整個社會。這場空前的紅衛兵的集體暴力行動，導致北京有數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還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毆打、侮辱和折磨后自殺。

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北京城裡有自己的房產的人們。實際上，在抄家行動一開始，在棍棒皮鞭的威脅和紅衛兵的命令下，有自己的房子的人們，到政府的房管部門，把房產証書上繳了，以致當時上繳房產証書的政府辦公室需要排長隊等候。由于物資匱乏，當時買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長隊。排長隊購物是匱乏經濟的常見景觀之一。文革開始后，排長隊增加了新的恐怖內容︰和排長隊上繳房產証書同時發生的，是火葬場也發生了火葬場焚燒尸體要排長隊的現象。因為1966年夏天大量居民被紅衛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爐也供不應求。但是，上繳房產証書，放棄對私有房產的所有權，不能使房產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毆打甚至被打死的噩運。

黃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區“西四”附近的大紅羅廠南巷20號。那座院子裡有十多間房，是他家的私有房產。黃瑞五的父親1949年以前當過教授和翻譯，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經去世。住在20號院子裡的有黃瑞五的外婆、母親，一個單身老佣人，再加黃瑞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歲的孩子。外婆已經80多歲。黃瑞五的母親陳玉潤，曾經當過小學教員，當時已不在工作。黃瑞五196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后被分配在東郊管莊建材部玻陶水泥設計院工作。這個單位現在的名稱是“中國建築材料研究院”。

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學的紅衛兵到大紅羅廠南巷20號抄家。他們在黃瑞五的房間裡搜出一個空子彈殼。黃瑞五解釋說空子彈殼是體育訓練中作射擊練習時留下來的。但是紅衛兵咬定他私藏有槍支。黃瑞五當然交不出槍來。紅衛兵就把黃家的人捆綁起來，命令他們跪在院子裡，開始用木棍和銅頭皮帶毒打他們。

黃瑞五的大姐黃煒班，是北京平安醫院婦產科大夫，她結婚后另住在外，這一天也被紅衛兵叫到其母親家中。看到紅衛兵毒打她的外婆、母親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試圖婉言勸阻，不但沒有效果，而且被紅衛兵一起毒打。

紅衛兵三個小時的毒打，打死了黃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們是︰外婆李秀蓉，母親陳玉潤，大姐黃煒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詳），以及黃瑞五。其中黃瑞五、黃瑞班、老佣人三人當場死亡，外婆李秀蓉、母親陳玉潤並未當場斷氣，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黃瑞五的妻子汪克寬，當時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單位，因而僥幸免難。他們的孩子還只有一歲半，由一個保姆帶領。保姆機警，告訴紅衛兵她不是黃家人后，立即抱著孩子離開了黃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黃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紅衛兵從火葬場叫來車子拉走了尸體。尸體燒后，骨灰被丟棄。黃瑞五的妻子被命令遷出戶口。黃家的院子被沒收另用了。

黃家五口人在三小時內被打死，當然是極大的慘案。然而，更悲慘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個別偶發案件，而是和一大批類似的故事同時發生的。

例如，在黃家人被殺害的同一天，位于北京西城區的北京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到北京地安門東大街93號朱廣相醫生的住宅抄家，並且毆打朱醫生。朱醫生曾經當過北京平安醫院的院長，地安門東大街93號房子，是他的私產，住著他和妻子以及兒女和孫兒女。朱醫生的鄰居李叢貞，是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們都叫他“李大爺”。李叢貞老人見紅衛兵毒打朱醫生，上前勸說︰“朱大夫是好人，別打他了”。由于這一勸說，李叢貞被紅衛兵一並綁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軍用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打了一段時間以后，他們見李叢貞的頭耷拉下來，也不再發出慘叫聲，還說他“裝死”。接著，一個打他的紅衛兵，為判斷李叢貞是否真的死了，就掄起一把刀，從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塊肉。他們見李的身體對刀劈完全沒有反應，才把李叢貞的尸體從柱子上松綁上卸了下來。李叢貞被打死后，朱醫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關押了兩個多月。他們被釋放時，他們的房子已經被占用了。

例如，在黃家人被殺害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孫啟坤，一個退休會計，因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鋼鐵學院已經有一人被打死，他們離開家試圖躲避災禍。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孫菊生，是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物理老師，住在西交民巷前細瓦廠2號。他有祖傳的五間房子。孫啟坤到達時，孫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31中學和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抄家，並且被監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孫啟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區西單附近靈境胡同的居民告訴筆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輛三輪平板三輪車從靈境胡同裡拉出來十來具人的尸體，都是紅衛兵抄家打死的胡同裡的居民。“那么多尸體在車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豬片摞在一起，。”這位被訪者說。那時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輪車運生豬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溫季節，人們本來只穿單衣，被打死的過程中，衣服被打爛了，所以尸體幾乎形如裸體。盡管已經經過了三十年，這位被訪者仍然懷有極深的恐懼，為那一親眼目睹的恐怖場景，也為不知道說出事實是否會帶來麻煩的憂慮。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數千名居民，同時，把十萬居民強行驅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個區中，西城區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最多。西城區是北京的中心區。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這一區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也都在這一區裡。西城區不但被打死的人數最多，而且死亡數字遙遙領先于其他各區。西城區的被打死的人數，幾乎相當于死亡數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個區的總和。

黃瑞五家住在西城區。在黃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城區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這是北京各區中最早建立的“紅衛兵糾察隊”，東城區、海澱區等區的“糾察隊”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們聲言“糾察隊”的功能是建立和維護“革命秩序”。“西城區糾察隊”當時名震北京甚至全國，被簡稱為“西糾”。“西糾” 發出了十道“通令”。這些“通令”被印製成大張傳單張貼並且被編印成書，指導當時的抄家以及驅逐居民的行動。這些“通令”也散發到全國各地。“西糾”實際上成為北京甚至全國紅衛兵在那一時期的龍頭領導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黃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學的紅衛兵。8月24日“西糾”成立時，第38中的紅衛兵是發起單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叢貞大爺的紅衛兵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這個學校也是“西糾”的發起學校之一。他們在1966年8月25日，即西糾成立的第二天，在該校校園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師，以及一個學生的母親樊希曼。

“西糾”的其他發起學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中打死了校長沙坪和一個校外司機的妻子；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內打死了校長卞仲耘和附近飯館的一個18歲的女服務員，還在校外打死了七個居民。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三個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學紅衛兵打死了學校負責人華錦和8個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在六中校內中設立監獄，在那裡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學生王光華以及被抓來的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何漢成當時70歲左右，在西城區絨線胡同擁有房產。何家還有四人在被抄家時被打死。

西城區的高被害人數，無疑和黃瑞五家遭受的這種三小時內被打死五人的高強度殺戮，以及“西糾”各發起單位的高殺人率，有直接關系。

“西糾”得到文革最高領導人們的大力支持。“西糾”的袖章是編有號碼的。他們為毛澤東製了“001號”袖章，為林彪製了“002號”袖章，為周恩來製了“003號”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林彪和周恩來都戴上了“西糾”的袖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聞照片上，林彪和周恩來佩戴的紅衛兵袖章上印的“糾察隊”字樣都清晰明顯而突出。照片上的他們笑容滿面，興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見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內被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黃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放了一份關于紅衛兵“破四舊”的文件，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文件中說，北京紅衛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沒收了50萬間房屋，以及黃金白銀等等。這些被當作紅衛兵的“功績”。文革領導者當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無從知道黃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計算在此數字內。親眼見到1966年夏天的殺戮的北京市民說，北京那一階段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應該大于此數。然而，僅僅1，772也已經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

這一文件從未允許普通老百姓或者學者閱讀。在文革后，中共中央發過一份1980年70號文件，在其“附件”中，有關于1966年夏天紅衛兵殺戮的人數等內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許發到“省軍級”，也就是說，依然不準老百姓和學者了解有關事實。文件說，附件只發到“省軍級”，是因為“附件”的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

為什么1966年夏天紅衛兵殺害的人數要被算成“機密”呢？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中，當局實行的搜查沒收私人擁有的房產以及黃金白銀和外幣，可以看作是文革實行的一項新經濟政策，也是文革的社會改造計劃的一項內容。先不論這一社會改造計劃的對錯，需要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共產黨已經掌權17年，權力極大，這樣的目標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來做到的。為什么要同時殺害如此巨大數字的和平居民呢？為什么要用如此殘暴的手段－－發動組織紅衛兵來毆打折磨甚至殺害大批普通人呢？社會改造計劃的需要不足以說明1966年8月殺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發生的事實，証明這場殺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領導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殺害黃瑞五及其家人，殺害李叢貞、孫啟坤這樣的人，不可能用為了沒收私人房產來解釋。這樣的殘酷的殺害只能說明文革的最高領導者們想要建立的，就是一個由他們直接控製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會。與民主社會由人民來投票決定誰可以成為他們的領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領袖可以任意殺害黃瑞五那樣的普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