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

張東蓀，知名政治學學者，1949年以前曾任大學校長。1949年時63歲。1949年后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文革中，他在1968年1月被“逮捕”，其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他被關在北京郊區的特種監獄“秦城”。1973年，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張東蓀被逮捕后，他的妻子在她的單位中被批判斗爭，還被“扭送”海澱公安局，她被關押了半年多。（當時，有“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的流行說法，是一種通過各單位的文革群眾組織來捕人的辦法。）

張東蓀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老二張宗燧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學家，五十年代成為中科院院士。老三張宗穎學社會學，1949年以后一直在天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開始后，1966年，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一起自殺。

1968年1月，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在“秦城”監獄。但是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並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那裡。張宗炳在監獄中精神錯亂。1975年被釋放。

1969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二兒子張宗燧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自殺。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逮捕和長期關押在特別監獄中。

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大學畢業后，以最佳成績考取當時的公費留學，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朋友們都說他是絕頂聰明的人，流傳著關于他的過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專業上的成就，他還會數門外國語，並且在詩詞繪畫書法上都很有造詣。他口才也好，和陳同度教授一起被認為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課講得最好的兩位教授，很受學生歡迎。1980年代初他病愈后，在北京大學教“普通生物學”的公共課，上百人來聽課，常能講得台下掌聲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樣受歡迎的生物教授陳同度，卻已經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服毒自殺了。

張東蓀的一個孫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因為和另兩個學生結社寫詩和發表了一些議論，張鶴慈被“勞動教養”三年。后又因“文革”爆發，直到1978年，也就是15年之后，才被從茶澱勞改農場放出來。也就是說，他實際上被“勞動教養”了15年。

張東蓀還有一個孫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1968年因“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

這樣的遭遇聽起來就象恐怖小說︰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悲慘結局。張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說中往往說出所有的恐怖的細節，那些細節卻都出于虛構；對張家人來說，可怕的細節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發生過了，可是卻從未被記述下來。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實的也是可怕的細節，往往被隱瞞了，或者被掩蓋了。我們只是從這些詞語︰逮捕（不經過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監獄（“秦城”），秘密關押，“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精神失常，自殺，“勞動教養”，以“反革命罪”判刑，來了解這種恐怖的程度 。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連細節都未有機會說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對千千萬萬的別的人有更大的恐嚇和威懾作用。另外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恐怖小說裡，製造恐怖的是一個或者幾個壞人，是一種個人的行動，屬于私仇。在張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個個人的死來說，其中私仇的因素不可排除，但是使這一大家人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以及文革得以產生其中的製度。

“文革”對人的打擊殺傷總量，由于缺乏記載和報道，更由于不準閱讀檔案資料，普通人很難對此進行統計。但是從了解到的局部情況，比如說一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出打擊殺傷的密度，從而也可能作出一些總量的估算和對整個文革大圖景的基本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