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方

王中方，男，1913年生，福州人，1941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文革前是福建醫學院臨床內科教授，臨床內科教研室主任。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離審查”，罪名是“裡通外國”“特務嫌疑”。1969年4月28日王中方在被關的地方死亡。學院當局通知家屬王中方“割頸動脈自殺”。沒有準許家屬看到尸體。家屬不相信他自殺。

林慶雷，男，也是福建醫學院的內科醫生，他比王中方年輕，當時是主治醫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也被牽連進這個案件。林慶雷也在“審查”中被宣告“自殺”。

醫生的職業，是超乎黨派、階級、種族和意識形態的。醫生的工作對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沒有神經正常的人會把醫生當作敵對勢力。 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醫生受到“鬥爭”和迫害。王中方醫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醫生1941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科大學。這是由美國人在中國創辦的最好的現代醫科大學。畢業后他回到家鄉福建開診所當醫生。1950年代，私人醫院被取消，他成為福建醫學院的教授和主任醫師。每月工資240元。

王中方作為教授和醫生，文革一開始就受到攻擊。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在全國開始瘋狂的“挖”所謂“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當時個單位都自設牢房，把單位裡的“審查對象”關押起來，而且使用刑訊逼供。據說，福建省衛生廳的一個副廳長，被打得受不了，招供出來一個200多人的“反共救國軍”。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來審訊。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王中方的哥哥住在美國，他比其他人還多了一條罪名，是“裡通外國”。“裡通外國”在文革中被列為主要重罪之一。這是從古代留下來的一個詞語。 “裡通外國“的原意是說幫助敵對國家作危害本國的事情。在文革時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實際上連一般的和國外的親戚通信通電話都作不到。

沒有任何証據可以証明王中方犯有這項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關起來，然后找証據，如果找不到，就長期關押這個人，刑訊逼供。 1968年7月，王中方在醫學院被宣布“隔離”。接著，學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裡抄家。因為是醫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學校教工宿舍裡。“造反派”在他的家裡，把地面掘開，掘了六尺深，沒有找到什么東西。他家當時連收音機都沒有一個。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鄰居的家，說鄰居是王中方的收發報員。鄰居家有一個收音機，他們硬說這是從事“特務”活動的收發報機。從福建省電台叫來了一個工程師，叫他鑒定這個收音機，証明這是當“特務”使用的“收發報機”。那位工程師看到明明是一個普通的民用收音機，閉口不說話。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這不是“收發報機”，但是不肯認錯，就在這個收音機上貼了一個封條，離開了。

王中方被關押。這就是當時人們俗稱的“關牛棚”。他家裡的人不知道他在哪裡，也不知道他身體怎么樣。這是1968年的“隔離審查”最殘酷的一個方面。一般關在監獄裡的犯人，允許家人見面。但是大量被“隔離審查”的人卻幾個月甚至幾年不準家人見面或者通信。這種情況當時在全國的每一個“單位”發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覺得這好象是一種原該如此的事情，沒有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踐踏法律和人權的行為。當我們在申明被關在“牛棚”裡的人是無罪的時候，我們需要指出，建立這“牛棚”本身是一種大的犯罪。

王中方從1968年被關到了1969年。九個月過去了。他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長子在北京清華大學讀書，家中只有上中學的兒女。1969年4月29日，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說，王中方在“隔離審查”的地方自殺了。他的妻子要求看尸體，但是不準許她看她丈夫的尸體。她問是以什么方式自殺的，他們說，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斷了頸動脈，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尸體立刻被焚化了。

王中方的妻子從來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殺的。她說，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許自殺。再說，王中方死亡的時候，已經被關押九個月了，如果他想自殺，為什么不早一點自殺？如果他是自殺的，為什么不給妻子孩子寫一封遺書？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殺，為什么不讓她看他的尸體？她堅決相信王中方是在被關押的地方被那些“審查”他的人刑訊逼供打死的。 但是，當時王中方被當作“畏罪自殺”，他的妻子根本沒有辦法進行調查取証。

在文革后，雖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紙“平反書”，但是，當時“審查”他的文字記錄是不開放的，調查也仍然不能進行。胡耀邦實行對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給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在全國，都不允許受難者家屬追查他們親人在監禁中的死亡經過。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沒有打人的人受到懲罰。 這個“裡通外國”案，不但害死了王中方。林慶雷，也是福建醫學院的內科醫生，他比王中方年輕，當時是主治醫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也被牽連進這個案件。林慶雷也在審查中被宣告“自殺”。在福建醫學院，僅僅為這一個案件，就造成了六名醫生的死亡。這六為醫生分屬內科、外科和腦神經科。這些醫生選擇救死扶傷為職業，經過長期的學習和訓練，才成為合格的醫生。在缺乏訓練良好的醫生的中國，他們更顯得寶貴。但是他們就被這“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殘酷地整死了。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長。他沒有像哥哥那樣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關押了好幾年，1974年才被“解放”（這是文革時代當局使用的說法。這個說法表明他們認為他們有權力先監禁壓迫人，然后恩賜一個“解放”。

但是當時沒有人敢質疑這種說法。后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一點。相反，文革后的官方報紙繼續宣傳要“感謝黨”來給人“平反”，卻不問最早是誰造成了災難。）王岳也不是被關在正式監獄中，是單位裡的“土專政”。他的罪名也是“裡通外國”。他的“裡通外國”也一樣荒唐可笑，但是當時無人能質疑，現在也沒有對為什么要有這樣的“裡通外國”案件作出解釋和分析。

王岳在1943年到美國留學。他的導師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鏈霉素的發明者，在製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學位以后，回到中國。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烏克蘭，在1916年成為美國公民。他長期擔任新澤西州的RUTGERS大學教授，經過十年的努力，發明了鏈霉素。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發明之后發展出來的第一個抗菌素。鏈霉素對于治療肺結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鏈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還發明了別的抗菌素，對治療人類疾病有偉大貢獻。由于WAKSMAN教授的成就，他在195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王岳在美國學習的時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鏈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王岳回國后也從事抗菌素的研製。在1960年代初，在中國國內研製“慶大霉素”的時候，王岳曾經寫信給他的導師求教。據說他寫信還預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準。早在文革前，與美國人通信就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寫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實際並不享受這樣的自由。WOKSMAN教授給往日的學生回信，和他討論抗菌素的研製，並且提供了資料。 文革中，王岳遭到“鬥爭”。王岳和WAKSMAN教授的通信，成為他“裡通外國”的罪証。

王岳的罪証是由他的“專案組”羅織的。但是“裡通外國”成為文革的重要打擊目標，是由文革領導人製定的。1967年1月1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條”的，第一條就與此有關。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掛帥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它把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形勢大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為此，特規定︰

（一）對于確有証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沖擊監獄和管製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

這個文件編碼是“中發[67]19號”。文革時代，這類文件指導文革運動，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為犯有“裡通外國罪”受到迫害，顯然首先是由于這個“公安六條”第一條的作用。

現在，我們會無論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邏輯︰王岳和他的美國導師通信討論製造抗菌素，怎么會成為“裡通外國罪”。難道他們把“裡通外國罪”定義為“和外國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導師通信這件事情上，第一，這是一些關于科學技術的討論，和政治無關。第二，這絕對不可能和“出賣情報”“盜竊國家機密”有關，因為討論的雙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對抗菌素懂得多，美國的醫藥業也遠比中國發達，在這種關系中，只有王岳可能從WAKSMAN教授得到資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為結果，王岳領導製造了新的抗菌素，對千千萬萬中國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幫助。對這樣的貢獻，應該大力獎勵贊美才是。但是在中國，在文革中，王岳成為殘酷打擊的對象。

這是瘋狂殘酷的舉動，然而，不能僅僅歸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為這是文革的大方向決定的。

這不僅是發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實際上，從文革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對所謂“裡通外國”的瘋狂偵探和處罰，是為了把中國人和世界絕對隔絕開來，是為了愚弄人民，不讓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別的社會製度和別的生活方式，不讓人民知道在別處有比較好的生活。對于外國當時已經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對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處的東西，比如電視等家用電器和先進的藥物，中國當局沒有興趣學習引進。他們打擊現代醫學，“鬥爭”醫生，把醫院從北京趕走，用的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毫不相干的名義。在他們設計的新社會裡，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僅僅受過非常少的醫學訓練的“赤腳醫生”，和世界的先進醫療技術無關。文革當局告訴人民，針灸和草藥就能治病。回到前科學時代的醫學，就是他們沒有說出來卻清楚作出來的主張。 迫害醫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上發生的。在這個網頁上，關于醫生，已經有了上海同濟大學王祖德醫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醫學院教授陸瘦燕醫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黃驊縣歧口衛生院的王炳堯醫生的故事；有北京陸軍醫院的劉浩醫生的故事；有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協和醫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有的是筆者和朋友了解到的，有的是網頁的讀者提供的。

在中國古代小說《三國演義》裡，描寫了醫生華陀，他在民間行醫，受到尊敬。當關雲長中了毒箭，他給關雲長刮骨療創，治愈了關雲長的手臂。這一小說裡的著名片斷塑造了能忍耐疼痛的將軍關雲長和醫術高明的醫生華陀兩個英雄。后來，華陀被殘酷多疑的曹操請去治療曹操的頭痛病。曹操疑心華陀的治療方法是要謀害他，下令殺死了華陀。曹操的殘酷在于，如果他懷疑華陀的醫療方法，他可以不接受華陀的治療方法，完全沒有必要把給千萬人治病的受人尊敬的醫生殺死。殺死華陀是一種罪惡。所以在小說裡曹操被當作一個多疑和殘忍的反面典型。《三國演義》裡描寫的故事也許並非確鑿的真事，但是，從中傳達的道德判斷是非常清楚的。

文革殺害的，不是一個兩個醫生。據筆者的調查，在每一個醫院，都有醫生被“鬥爭”和“隔離”，相當數量的醫生被整死。但是文革在這方面的罪惡，卻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描寫和記述。

王岳活了下來。1985年，他訪問了美國。他見到了導師的兒子，卻沒有能再見到他的導師。WAKSMAN教授已經在1968年去世，享年80歲。他去世的時候，王岳正被關在“牛棚”裡，不但不能為導師之死哀悼，反而正在為他們的通信而慘遭虐待。

如今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經使用過抗菌素治療疾病。在抗菌素后面發生過的這些故事，跟健康雖然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值得被知道。這些悲慘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療的，需要別的有效的療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