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蘭
二姨
作者︰遇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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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蘭,女，47歲，北京市民。因丈夫趙長澤在1949年以前當過交通警察，在文革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他們夫婦必須出門戴著羞辱性的“歷史反革命”和“反革命老婆”的標識牌。由于這個牌子標明的“反革命”家屬的身份，王桂蘭有重病卻被醫院拒絕醫治。王桂蘭走投無路，于1966年8月20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姥姥只有我母親和二姨兩個女兒。母親剛參加工作，姥爺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貧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們一起過。 二姨和母親是截然相反的兩種人──母親好學習（兩次去日本留學）、事業心強、喜歡轟轟烈烈、心胸開闊、交際廣泛，她身體健康好運動，打籃球、排球、網球、爬山、劃船、騎自行車……她練就一副男兒性格，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爺拿母親當兒子待；二姨從小體弱多病、不愛上學、不愛參加工作、心眼小、愿意過溫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際。母親是左嗓子，吹拉彈唱一竅不通；二姨酷愛戲曲，聽到評劇就陪著落淚，聽到京劇就跟著哼哼。年輕時曾決心去當演員，但是姥爺覺得自己是京城營造業知名人物（北京著名的“長安大戲院”──第一座無立柱的兩層劇場，就是他設計、施工的），認為女兒做“戲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堅決不同意。 如果是母親，可能早就叛離了家庭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二姨天性怯弱，毫無反抗精神，及至姥爺去世，二姨也早已超過了學戲的年齡。可能是為了彌補這一終生的遺憾吧，她嫁給了同樣酷愛戲曲而且拉得一手絕妙的京胡的姨夫。姨夫家境貧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飯的時候，多盛些飯菜藏起來，偷偷送給姨夫吃。 姨夫對京胡的愛好，簡直達到了“癖”的程度──他經常半夜兩、三點起床，趕到京劇名角的琴師家，站在牆外偷聽人家怎樣練功。 他每年春節，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劇曲牌“夜深沉”，每次我們全家老少都聽得如醉如痴。演奏完了，窗戶外面準趴滿了鄰居們好奇的腦袋。可是，藝術不能當飯吃。他必須去工作，他當過交通警、拉過洋車、去協和醫院做過會計……一旦業余愛好和工作發生沖突時，總是工作讓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長。剛結婚那兩年和我們一起過，可是姐倆的脾氣、兩家的生活習慣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終還是分開了。母親介紹他到摩托車廠當了一名會計，以后再沒有離開那個單位。 做家長的可能都是這樣──子女當中，越是“沒出息”的、越是離自己遠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盡管房間只是陰暗潮濕的狹長的一條，盡管只能容納三個人的一個通鋪就占去了房間的一半，她仿佛感覺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喜愛生活，愿意收拾家務，這個簡朴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別溫馨──僅有的幾件家具擦得□亮，潔白的抹布永遠疊成整齊的方塊兒，干干松松地擺在桌角；牆上貼著幾張喜氣、文雅的年畫；枕邊,是線裝的、發黃的《紅樓夢》、《三俠五義》等兩三本書,還有幾本租來的古裝小人書；茶杯、飯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瓏，讓人不渴不餓都想用它們喝水、吃飯；炒菜的鐵鏟兒磨得只有銅錢那么大，使用起來就像在玩“過家家”。 二姨不像母親說話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說得姥姥心花怒放。姨夫和二姨說話常用京劇的“道白”︰
“娘子，給我兩毛錢我去買豬肉黃醬是也──” 姨夫好說笑話，對我們晚輩又十分和氣，我特別愿意和他相處。別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我反倒更愛吃他家的飯。最難忘的是姨夫用“支鍋”（陶製，像鍋，扣在火爐上，底部密布圓孔）烙的餅，又香又脆。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門，姨夫留下來給我做飯吃。做飯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想吃什么。看我說不出來，就用商量的口氣說︰“咱們吃‘小金魚’怎么樣？”我問“小金魚”是什么飯，他故意賣關子不肯說，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就是用面做的“撥魚”。在家的話，可能我對它沒有一點兒興趣，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覺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讓母親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頓“小金魚”，不料母親平淡地說了聲︰“奧，你們吃的是撥魚。”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兒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讓姐姐永遠銘記的事︰ “天色忽然暗了,雷聲隆隆、烏雲翻滾,暴雨就要來了。我和鄰居的兩個女孩子,剛開始在院內一角過家家,此刻只有掃興地回屋。 ‘還想玩兒嗎?’二姨溫和地說,‘來,我給你們出個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紅油紙傘,用幾只木凳、小板凳、洗衣搓板,在房檐下、牆根前搭起了一個有棚的小屋。她用棉花搓個燈捻,往小瓷盤裡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然,擺在‘小屋’裡的‘桌子’上。哦,我們三個小姑娘,歡愉得無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間,扶著傘把,我們兩個小的緊挨她坐在兩旁。幾張凳子圍成的 ‘牆’,把我們圍在當中。我緊摟懷裡的毛巾娃娃,瑟縮起肩膀,抵御著風雨的涼氣, 聽著唰唰的雨聲清脆地打在紙傘上。院子裡滿是雨泡泡,而我們的小屋卻干干松松 的。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媽媽懷裡,露出小腦袋,看看這有趣的情景 吧!看那遙曳的小油燈,在昏暗的雨帘裡,發出多么誘人、活潑的光焰!” 二姨有嚴重的哮喘病，不犯病的時候，經常到我家來。孩子們見她來了，都高興極了。哥哥還小的時候，二姨總是先和他溫習唱過多次的京劇，等二姨滿意了，就該滿足我們的要求──講她拿手的《濟公傳》──每次都讓我們笑疼了肚子、直不起腰。 姥姥偏疼二姨，也感慨他們夫妻的和睦。當初二姨要嫁給姨夫，姥姥可能也不贊成過，如今看到他們雖然生活並不富裕，卻能夠相親相愛，對她也是個不小的安慰，跟親戚們常說︰“真是一對恩愛的夫妻呀……” 由于身體不好，二姨幾乎沒有工作過，自然談不上犯錯誤，姨夫又是窮苦的出身，按理說在“文革”時應該平安無事，可是災難並沒有饒過他們。能找出來他們的全部“罪過”，就是姨夫在解放前當過半年的交通警。 老實人總是最吃虧的。假如姨夫自己不坦白這段歷史，誰還能記得他當過警察？況且過去又沒有戶口檔案。結果“文革”一開始，就把他定成了“歷史反革命”，免去了他的會計職務，下放到車間當一名沒人愛干的“爐前工”。 這是鈑金車間最苦最累的工種，負責給鉚工提供燒紅的鉚釘──一旦鉚釘燒到了合適的火候，必須盡快地把它們一個個從火爐裡夾出來、送出去。他變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器，要一刻不停地重複幾百上千次一樣的動作，一批完了，稍做休息下一批鉚釘又到了火候。之所以這么緊張，是因為稍一拖延鉚釘就會燒化，提前取出鉚釘又太硬。夏天就不用說了，即使冬天，在爐前站久了，皮帶的金屬扣都烤得火燙，經常把胳膊燙出燎泡。 他們老老實實地繡了標明“身份”的布牌，縫在衣服上──淺色衣服是黑布白線繡字；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線繡字。他們沒有母親膽兒大，敢在沒熟人的地方換上沒布牌的衣服，而是走到哪裡都戴著“身份”──“歷史反革命”、“反革命老婆”。 二姨的哮喘越來越厲害，根本離不開醫院，可是大夫看到她的“身份”，不敢給她看病、開藥方，有時候沒進醫院的大門就被轟出來了。更讓她絕望的是，到一家親戚那裡去串門，本來想訴訴苦悶、得到安慰，沒想到人家見了她的“身份”，惟恐帶來麻煩，硬是沒讓她進門，還說了些不中聽的話。我家，隨時有被抄的危險，她自然不敢登門。 病痛、羞辱、擔驚受怕，讓二姨臥床不起了。有人送來了口信，姥姥去二姨家照顧她，同時也為了躲開抄家的恐怖。 幾天以后，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難。“紅衛兵”押著母親快到家的時候，得到了鄰居小孩的報信，姐姐躲到了二姨家。 此時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間寬敞的北房，有兩戶鄰居但自成一個獨立的跨院。在屋門以外，姐姐就聽見二姨每喘一口氣帶來的呻吟和姨夫的嘆息聲。 姐姐輕輕敲了敲門上的玻璃，姨夫掀開玻璃后的布帘，僅僅露條窄縫，驚恐地辨認來人是誰。看清了是姐姐，急忙讓她進屋，又急忙關嚴了門，就像做了賊。他狐疑地打量姐姐，問道︰“是不是被抄了家？” 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懼，裝做沒事似的說︰“沒有，我就是來看看二姨的病。” 姨夫突然驚訝道︰“噫﹗你怎么還敢穿裙子？”然后規勸說，“這年頭還是少走動好。你不拉小提琴了吧？別拉啦，我的胡琴都讓人砸啦。” 姥姥痛苦地看著女兒每分每秒地受著罪，想不出解救的辦法，只能用手輕輕地拍著二姨的后背，希望憋在氣管裡的痰能夠痛快地吐出來。 二姨已經幾天不能平躺，只能倚坐在床上費力地大口喘氣。因為缺氧，浮腫的臉變成了紫紅色。見姐姐來，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艱難地點點頭。呆了一會兒，姐姐實在不忍心看著二姨的難受樣，起身告辭要走。 “孩子，”姨父也站起來︰“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從劇喘中，掙扎著指指床邊的五屜柜︰“抽屜……開開……衣服……”她艱難地說出這幾個字，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一口口地吐著帶血絲的痰。 姨父不解地拉開了一個大抽屜，裡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舊的衣服。 “米……米黃色的……”二姨紫脹著臉，無比艱難地指指那些衣服，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 姨父找出一件米黃色□嘰布西式舊上衣，二姨搖搖頭；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同樣質料和樣式的上衣，二姨點頭︰
“穿上……送你的……” □ “穿上……”她閉了閉眼,又是一陣抖肺搜腸般的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一手輕輕地拍她的背,一手用手絹擦去淚水。 “既然你二姨想送給你,”二姨父遞給姐姐:“你就穿吧。她或許怕你冷,穿上 吧。” 姐姐只有穿上了,正合身。幾天以后她才明白，那是疼愛她的二姨與她永別的 紀念品。一天夜裡，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我和弟弟幫助姨夫料理后事，正碰上街道積極份子來通知姨夫搬家──因為姨夫家只有一口人了，又是“反革命”，無權居住二十來平米的北房，讓他搬到胡同裡另一個大雜院兒的一間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 來送通知的是個很會說話的老太太，她看周圍沒有外人，還安慰了姨夫幾句︰“您不用太難過，就當是她出了差，出了趟長差。”“住小點兒的房子還剩房錢呢。您說是吧？” 姨夫苦笑著陪她說著話，直表示馬上就搬家。倒是人家沒催得那么緊，允許他拖延幾天。 我們以為姥姥失去最疼愛的女兒，一定難過得死去活來。沒想到她倒很坦然，對我們說，死了比活受罪強。 沒有了二姨，姥姥把姨夫當兒子看待，經常去看他，幫他料理家務。后來我家遇到了新的一輪災難，姥姥就躲到姨夫那裡去住。 姥姥去世以后，我們又都在外地，和姨夫斷了聯系。七十年代，苦悶、孤獨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農村戶口的老伴。沒想到此次婚姻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讓他更加苦惱。七八年的一個夜晚，他和二姨一樣，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一生清貧簡朴、膽小怕事的二姨、姨夫，終于到陰間團聚去了。生前脾氣、愛好處處相同的一對恩愛夫妻，想不到連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