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與《星火》雜志
丁抒
一九五八年，蘭州大學將部分右派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十六名右派學生、兩名研究生和化學系講師胡曉愚，共三十九人，分別到了武山、天水兩縣的農村。 武山縣自然條件很好，天水至蘭州的鐵路和渭河從東至西橫穿縣境。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裡寬的平川。可是到了農村，學生們才知道農民是多么貧窮。他們看到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裡走動。特別是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導致了更大的災難。開始是“撐開肚子吃飯，鼓足干勁生產”，從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起糧食忽然緊張起來。公社食堂每人每天的糧食從六兩、五兩、四兩到二兩。人們開始餓死。到了五九年底，糧食就沒有了，食堂僅有大白菜給農民充飢。到六○年二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以物理系右派學生何之明勞動的渭河北岸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為例，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 這是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們卷入政治旋渦的背景。學生們雖被打成右派，成為賤民，卻仍然關心政治，時常議論國是。歷史系學生張春元發起了辦刊物的意見。兩名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誠是南方人，與在上海的林昭相識，且志同道合。經聯絡，他們決定合作編刊物，取名《星火》雜志。武山縣的學生們合伙湊錢買了一部油印機，自己動手刻蠟版，印成了首期《星火》，篇幅為三十多頁，其中發表了林昭的一首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刊物印成後，僅在自己人中傳閱、討論。 這時，農村的“非正常死亡”已經開始。該期有篇文章專談彭德懷問題，稱贊彭德懷為民請命，抨擊毛澤東倒行逆施。在《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鑒于中國沒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寄希望于共產黨內部的同志，希望由他們組織“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他們計劃日後寄給各省市的共產黨領導人，希望靠他們來修改中共的錯誤政策。 中文系女學生譚蟬雪是“蘭大的林希翎”，右派學生的頭領。她是廣東開平人，一九六○年春，她打算偷渡香港，爭取外援。由於他們贊同“南共綱領”，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其預期的援方之一。四五月間，張春元和原任物理系團總支副書記的右派學生苗新久外出聯絡。苗新久歸來了，張春元卻一直沒有消息。 原來譚蟬雪早已被捕，張春元也在七月間就已被捕。由於他們是右派，沒有合法身份証，他們曾私刻蘭州大學黨委、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偽造介紹信，出門時用的是假証件。當局逮捕譚蟬雪、張春元後，化了兩三個月才弄清其真實身份，才知道“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其成員大多數在甘肅。 這時，《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編輯中，突然，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這批學生全部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數十名對中共當局不滿、了解支持他們的當地農民。 苗新久等因參與創辦漳縣化肥廠，曾與中共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原漳縣縣委第一書記，五八年漳縣、甘谷、武山縣三個縣合並成武山縣後任縣委第三書記）有所接觸，與杜交流過思想，對中共和農村形勢的看法比較一致。因此杜映華被牽連，也被逮捕。 差不多同時，林昭在蘇州被捕。 由於甘肅省的“非正常死亡”極其嚴重，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發現……是由于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開會改組甘肅省委，撤了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職，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據說錢瑛曾過問“《星火》反革命集團”案，建議從寬處理。但一九六二年台灣方面叫囂“反攻大陸”，國內政治形勢緊張，對政治犯從嚴處理，該案有十幾人被判了重刑。 其中譚蟬雪、胡曉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學生楊賢勇十年，生物系學生陳德根七年，化學系學生向承鑒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顧雁、徐誠均十年以上。當地四十多歲的農民劉武雄十二年。 本來，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杜映華判刑五年，二人都被關在專門收押重刑犯的甘肅省第三監獄。杜映華刑滿後，名曰“釋放”，卻如別的犯人一樣不得回社會，留在省第三監獄“就業”當工人，唯一區別在有一定的外出自由。一九六八年上海當局處決林昭的前後，甘肅當局誣指張春元“密謀暴動越獄”，杜映華被指為張傳遞消息，兩人均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 “該案其它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監獄裡呆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初才一一獲得平反，重回社會。唯林昭、張春元、杜映華三人，“平反通知”對他們本人已沒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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