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秀正

胡秀正，1933年生，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化學教師。1966年9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親的“成份問題”被驅逐出北京並被打被斗。他們后來試圖回到北京。1968年夏天，她被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審查對象”，罪名是“企圖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她先被大字報“揭發”“批判”，又在幾十人的會議上被迫“交代”她的“問題”，后又被關在學校裡不準回家，即當時所謂“隔離審查”。1968年8月11日，她被關在學校的學生宿舍中時，從五樓墜下身亡。她去世時35歲。

照片上的胡秀正，朴素，嚴肅，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學女教師的形象。她也確實就是一個典型的普通的中學女教師。胡秀正1951年從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因為家庭經濟困難，未能升學。她畢業后先在這所中學當實驗室管理員，一邊在業余學校學習。她從1954年起在這所中學當化學教員。1966年“文革”開始時，她已經有十二年教齡。她當時的工資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學教師，每月工資六十八元。他們有一個女兒。另外，他們贍養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1966年，毛澤東指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下去了”。后來他又明確說有的知識分子都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個完全負面意義上的名稱。胡秀正也不能例外。當時幾乎所有的教師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當時的“標準”，胡秀正似乎不該成為教師中的“文革”的重點打擊對象。她是普通教師，不屬于“當權派”。在這所學校的教師中，胡秀正不算級別高的老師，也就算不上這所學校裡的“學術權威”，“反動學術權威”是一個“文革”要打擊的主要類別。另外，她年齡不大，1949年時16歲，不太可能有什么“歷史問題”。她也不是一個個性張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來說，級別高、年齡大的老師以及個性突出的老師往往首當其沖受到迫害。他們會因其學術地位高而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斗爭，或者因其教學歷史長而被認為“歷史上有問題”，或者因為好發議論而被“有反動言論”。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為嚴重。 為什么胡秀正這樣情況的人，也被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打擊對象受到殘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胡秀正的“問題”，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親的“階級成份劃分”。

胡秀正的丈夫張連元，是北京第八中學的物理教員。第八中學和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相距大約一公裡，同屬北京西城區。他們在1958年結婚。1966年，他們住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附近的教工宿舍裡，他們的女兒當時三歲，全托在附近的幼兒園。

胡秀正的丈夫張連元的父親，住在河北省固安縣農村。在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被叫做“四清運動”）被劃成了“漏網地主”，並被命令參加“壞蛋會”，也就是說，成了“階級敵人”，成了“專政對象”。

關于張連元的父親是否地主，是否“壞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后我訪問張連元的時候，他還能詳細而流利地一口氣講述出他父親在1949年以前的歷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以及為什么他不應該被劃作“地主”。就像大多數人一樣，在共產黨掌權以前，在1940年代，他父親的生活中經歷過不少事情並有過起起落落的變化。由于他父親的階級成份問題，在“文革“之后的1979年已經得到“平反”，所以他父親1949年以前的歷史上的種種細節，在今天已經沒有關系，但是他講得如此清楚而詳盡，並且還很激動。這實在是因為當時關系重大。他因為父親的歷史而被打被關被斗爭，以致最后失去妻子的時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寫了不少的文字材料為他父親的事情“交代”“認罪”。所以，他把他父親的歷史記得如此清楚。

在今天的情境中，今天的人對這樣的陳述，可能會覺得是一些不相關的事情。不論張連元的父親是否地主，是否“壞蛋”，又與胡秀正有什么關系？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親。他歷史上的種種事情，都發生在胡秀正認識他的兒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與她的丈夫的父親的過去有什么關系。哪怕張連元的父親真是罪大惡極之人，又與她有什么相干？然而，不幸的是，這不是當時的判斷方法。

這個離胡修正遠而又遠的事情，在文革中成為致命的罪過，並且直接導致胡秀正受迫害以致身亡。

1966年6月，文革的領導者下令所有的學校全部停課從事“文革”。1968年8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並掌握學校大權，開始了大規模的校園殺戮。1966年8月5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學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學生打死。8月23日，張連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華錦被打死，語文老師申先哲被打后自殺，化學老師韓九芳被打成重傷，幾乎死掉，后來終生殘廢，不能工作。紅衛兵從校內打到校外，不但打學校的老師，也打社會上的所謂“牛鬼蛇神”，到張連元也被打的那一天為止，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已經打死了八個校外的人。

那是1966年9月3日。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生產隊的兩個干部來到北京，要把張連原和胡秀正抓到他們的村子裡去。他們的理由是這兩個老師“反攻倒算”，為父親“翻案”，“妄圖翻‘四清運動’的案”。這指的士張連元曾在1964年后寫信給共產黨上級要求複查他父親被劃成“地主成份”這件事。這兩個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學，和八中的紅衛兵取得聯系。當時學校裡紅衛兵掌握大權。八中的紅衛兵給生產隊打了長途電話，証實了來人的身分。于是，初三（六）班的紅衛兵把張連元叫到物理化學生物教研組的辦公室裡。張連元一進去就被劈頭打了一頓。然后，從張父村子裡來的兩個人開始審問他。他們一邊審問一邊打他耳光。后來，紅衛兵學生開始輪番用木棍、銅頭皮帶、繩子、掃帚等抽打張連元。

在打張連元的過程中，曾有別的老師來到辦公室，開門看到紅衛兵正在打張連元。有兩個人試圖阻止紅衛兵打他。一個是實驗員，名叫張良銀。他對打人的學生說︰“你們要先把問題弄清楚。”紅衛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個是物理教師周國正。周老師是天主教徒，為此當時他自己也在被整。但是他開門看到學生打人，就跟他們說︰“你們不能這樣打。”他試圖勸阻學生繼續毒打張連元。

當時學校的人都有目共睹，從8月初到9月3日那一天，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已經打死打傷了多少人，都知道紅衛兵的殘酷無情。在那樣的恐怖氣氛中，這位實驗員和這位物理老師出來為正在被打張連元說話，實在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無怪乎二十八年之后，張連元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倆的名字和他們當時說了什么，對他們倆心存深深的感激。然而，今天我們作為聽眾或讀者，在對這兩個人的敬佩之余，還是會為沒有較多的人這樣作而心感遺憾。但是，我們也更要記得這些人的名字。在一個恐怖的時代，他們作了勇敢的事情。他們勇敢，他們仗義。在同事朋友落難的時候，當別人收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時候，盡管環境如此恐怖，他們伸出了他們的手，他們作了努力來試圖製止罪惡。不知道這兩個人是否還記得這件事情。雖然他們當時並不想當英雄，但是他們完全有理由為當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那一天，紅衛兵也抄了張連元的家，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把他們的戶口遷出了北京。第二天，9月4日，他們用張連元的錢叫來了一輛卡車，把張連元和胡秀正夫婦二人連同他們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縣牛駝公社五村生產大隊。到了那裡后，大隊干部又強令他們交出隨身帶有的一切財物，現款、手表、鋼筆。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十萬人在被斗爭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遷出戶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像張連元和胡秀正夫婦一樣。他們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車站上或者在離開北京的火車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車站和火車上被打死。這是文革領導者的重大行動之一。這一行動大大清洗了北京城。盡管被驅逐的人數有十萬之多，盡管比例達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一事件確一直未被報告，這一數字也只在“內部”知道。我們現在很難找到有關的文字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的只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布的一項關于這一行動的一紙“通令”，以及7個月 之后，1967年3月18日的“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布告”，這一布告重申肯定1966年夏天的“遣送”行動。這兩個文件很簡短，但是造成了十萬人的悲慘遭遇。 這些文字材料導致的后果，

在我們了解了胡秀正和張連元身受的災禍之后，也還是難以想像出全景。

在這種情況下，張連元和胡秀正幾次設法通過胡在北京的妹妹給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共北京新市委寫信和打電報，請求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他們的信都被轉到了中共華北局，又被轉到中共天津地委，接著又被轉到固安縣委。這是當時這種信的常規處理方法。張連元和胡秀正設法請求固安縣委不要把信再轉給公社。但是固安縣委仍然這樣作了。這樣的把上告的狀子層層下轉的處理方式會導致什么結果，每個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想見。 這樣處理人民群眾的來信，即把告狀信轉給有權力的被告，寫信人請求解決的問題不但不可能得到解決，還會遭到 更大大報複性迫害。實際上，這也就是決定用這樣的方法處理“人民來信”的人的本意。他們並不打算幫助人民解決問題。可是普通人沒有別的辦法，仍然懷著僥幸心理投寄這類信件。

張連元和胡秀正有個三歲的女兒，被留在托兒所裡。他們被長期扣留在村子裡，不許他們看望孩子。直到這一年的１１月３日，也就是兩個月之后，在一再請求之后，胡秀正終于被允許回北京看孩子。隨后，她把她的戶口要了回來並在北京上上了。這時，她開始設法要把丈夫從農村弄回北京。她曾經去高級權力機構的“人民來訪接待站”請求幫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別的辦法。在現存的材料中，有一張1976年１月１３日由北京郵電醫院門診部開出的診斷書。胡秀正給生產大隊的兩位共產黨支部書記寫信，說她生病，她的母親病重住在醫院裡，她的孩子也病了，學校裡的老師們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無法要求學校裡的同事幫忙。胡秀正以這些為理由，請求書記準許張連元請幾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兒帶到村裡去。經過多次交涉，張連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張連元沒有再回農村。但是他的戶口還在農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裡。那邊拒絕給他戶口，也不還給他從他家運去的家具衣服等東西。

這時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半年以前能有權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紅衛兵，由于其領袖人物多為高級干部的子女，這時隨著他們的父母被沖擊清洗，在名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運動中，他們失勢了。在老紅衛兵遭到批判的時候，他們在1966年夏天的殘暴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被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11月發出指示，不準私設公堂打人，私設拘留所關人。在這樣的形勢下，一些在1966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的人，試圖以按照政策他們不屬于應被驅逐出北京的人為理由重回北京。他們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飽受折磨，被驅逐到農村后，作為“階級敵人“也無處安生。他們的境況十分悲慘。可是，緊接著，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發出了一份“布告”，（這時軍事管製委員會執掌很多政府機關的權力），再次肯定1966年 紅衛兵的遣送行動，不準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這份布告說︰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對于反動派，必須‘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物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和社會渣滓遣送會農村監督勞動，這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意義。近幾個月來，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壞、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圖翻案，無理取鬧，進行破壞活動，擾亂社會秩序。

“為了加強對敵人的專政，維護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特頒發‘關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希一律遵照執行。”

北京的街上到處貼著這張“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布告”。這時候， 張連元住在北京沒有戶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張連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學宣布動員張連元遣返。張連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談他的情況，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強調他的戶口不在北京，就應該離開。

北京有十分嚴格的戶口製度。在當時的北京，沒有戶口，不但不準居住，而且也不能得到定量供應的糧食8更重要的是，被注銷北京戶口驅逐出北京，這是對“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的對待，得到這樣的地位，不管走到哪裡，都是被“專政”的對象。胡秀正和張連元為恢複張連元的戶口而奔走，是十分自然而必須作對事情。但是，實際上，他們恢複張連元戶口的努力始終未見效果。直到胡秀正因為“翻案”被“隔離審查”時，張連元也沒有在北京恢複他的戶口。相反，他們的努力導致了他們受到新的一輪迫害。在1966年，他們的罪名是“翻四清運動的案“。在1968年，他們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們倆個人都因此被“隔離審查“。胡秀正在“隔離審查”中身亡。張連元活了下來。張連元的戶口直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才又在北京恢複。其時，胡秀正已經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脅下，1976年５月間，張連元寫了一份材料，訴說他們的不幸遭遇。這份材料由張連元和胡秀正兩個人署名。他們在材料中盡可能使用了一些當時可以找到的“理由“。他們說他們都是普通教師，屬于文化革命所強調的“群眾”，而不屬于這一“革命”的打擊對象。打擊群眾正是當時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移斗爭大方向“的手段。他們由此指出不還給他們戶口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另外，當時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生產大隊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因“文革”而一度受到批判，他們因此指責是這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了他們一家。胡秀正也曾經和張連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接待站”談話並送了這份材料。他們也給江青等文革領導人寫過信。他們的燃眉之急是要讓張連元的戶口轉回北京而不是被驅逐到農村去。他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不可能反對文革，只是希望盡可能從文革的宣傳中能找到一些理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們的行動后來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實他們所作的，只是試圖翻他們自己的案，他們試圖說明他們不應該受那樣的懲罰，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標準。甚至他們自己就沒有一個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兩個村子裡來到干部和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他們毒打后強行送往了農村。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續，也從未有過審判和定案。“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經定下的案子結論並試圖改變。當時的問題是，很多案子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別是沒有容許當事人為自己辯護。比如張連元的父親的成分，據說“四清“工作隊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隊離開前的前一天晚上宣布他是地主。在這種情況下，相當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們的家屬會提出對他們的定罪是不恰當的。他們並不是反對定罪的標準，而是提出他們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標準，故而提出申訴。這從法律程序來說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這種申訴就可能給申訴人帶來懲罰。比如，在1957年，有的人就因為對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提出申訴而受到處分。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為他們有新的罪行，而是因為他們的“翻案”本身可以成為罪名。文革中的一個特別情況是，在1966年10月批判毛澤東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始之后，有大量的共產黨領導干部被“打倒”了。于是，有的過去被這些領導干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這個機會來說他們過去受到的處分是錯的，從而改善他們的處境。特別是在1966年秋天，一些因為批評在1966年6月7月間掌管學校的“工作組”而遭到批判斗爭的學生被平反甚至成為官方認可的“左派”之后，一些別的受到迫害的人也開始想要平反。但結果是，除了這僅有的極為少數的一類人以外，別的人為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稱為“反革命翻案風”而遭到嚴厲鎮壓。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文革的一個重大轉折，結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頭指向了所有黨政機關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不意味著這些人在台上的時候受迫害的人就沒有問題了，更不意味著迫害的原則被否定了。196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文件，編號為“中發(67)325號”，標題叫做“中共中央關于不準地、富、反、壞、右乘機翻案的規定”。這個文件說︰“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到處申訴，無理取鬧，趁機否定過去的罪行。中央重申過去的規定，不準地、富、反、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機翻案，個別錯案，確實需要甄別的，也要放在運動后期處理。在押犯人，在勞改工廠勞改農場的犯人，一律照舊看管，不準亂說亂動亂動。”在那以后，“翻案”正式成為罪名。

1968年春天，一個新的運動開始了，名叫“清理階級隊伍”，簡稱為“清隊“根據當時的指導性文件，“清理階級隊伍”的預定目標是“挖出”“隱藏的”“階級敵人”，重點是審查干部和教員。“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時間也最長的一次運動。之所以能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個運動是由上而下相當有組織地進行的。在上面，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詳細指導如何搞這一運動。1968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
建議次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分發有關同志，然后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語發出，在握看過的同類材料中，這件是寫得最好的。
毛澤東
5月19日

姚文元送的這分材料標題為“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后來作為“中發(68)74號文件”下發。這份報告裡，就提到了這個廠的數十個“階級敵人”。后來，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還整理了一整套“經驗”，下達到每個基層單位，包括農村的生產大隊。全國的每個單位都進行了這個運動，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掌管審查誰，關押誰，開斗爭會斗爭誰，以及最后的“定案“和“處理”。毛澤東給“革命委員會“命名並明確製定了“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的領導，也就是說，共產黨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門不分。在文革前這些部門就不分，但是從來沒有像文革中那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合成一體。一個中學，就可以關押它的教員和職工。

在“清隊”時期，有兩個特別的詞語成為常用的︰一個是“專案組”；另一個是“隔離審查”8各個單位都建立了一些“專案組”，搞“審查對象”的“專案”，也就有相當一批人成為“專案組”成員，他們那時的專職工作就是審問和調查被“清理”的對象。被審查的人可以被“專案組”關押在單位裡，不得自由行動，不得回家，叫做“隔離審查”。 很多被立“專案”的人在這種校園監獄裡被關押了幾個月甚至幾年。在那一時期，全國的每個單位都建立了這樣的關人的地方。

所謂“隱藏的”的“階級敵人”有兩大類，一是“歷史反革命”，意思是在歷史上有過“反革命”活動的人，另一是“現行反革命”，意思是當時還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人。當時停課停工，就是要“挖”這兩種“反革命”。每次“挖”出來一個，就當做“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報告。所以各處都要盡量多“挖”。在文革的高壓恐怖和嚴密控製下，哪裡有人能從事“現行反革命”活動。在那時“挖”出的“現行反革命”，主要有兩類︰一種是在私人談話或者私人通訊以及日記中說過寫過些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東西，另一類是對自己過去受到的懲罰想要取得減輕或撤銷，被叫做“翻案”。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68年春天，張連元和胡秀正因為“翻案”在各自的學校中被攻擊。胡秀正被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革命委員會“清隊”的打擊對象 。胡秀正在學校被貼大字報。大字報攻擊她“為反動地主翻案”，“翻四清運動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1966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親的牽連，她又受她丈夫的牽連，成為新一輪整人運動的靶子。除了要接受“專案組”的幾個成員的反複盤問之外，她還被要求去學生的班裡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問題”。當時學生依然不上課，正在等待“分配”。學生中的積極份子成為“專案組”成員，一般的學生則被組織起來一上午一上午地聽被“清理”對象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斷被聽眾高喊的“胡秀正必須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斷。

中學生年輕，對于從1949年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不甚了了。但是十六七歲的學生也具備推理能力。胡秀正有什么大錯？她的丈夫寫了一封信給上級黨委，要求複查父親的問題。然后她和丈夫一起被斗爭並且被抓到農村，他們家裡的東西都被拿走了，她的丈夫沒有戶口。她不得不起來要求改變這種處置。如果說她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的行動是“翻案”，是“反革命”，因而應該被懲罰被斗爭，那么就意味著她只有接受1966年的那個處置，那她也沒有活路。而且，也沒有人來說明1966年對于他們夫婦的處置是正確的，是革命的最終判定。但是，在會上會下，都沒有人對于胡秀正成為審查對象之事提出疑問。在大會小會上，對胡秀正的質問和咒罵聲勢洶洶，爭先恐后。那些表現積極的人的動機可能相同又不同。有的人后來因參加“專案組“而“分配”到好工作，有的人可能只是隨大流。但共同的是他們都努力顯示出他們非常激烈非常“革命”非常愿意和“反革命”作斗爭。

由于張連元那時不能跟胡秀正見面，張連元無法知道她所受到的“斗爭”的細節。但是學校裡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學生被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起來斗爭這個學校的副校長胡志濤48個小時，學生輪流睡覺休息，胡志濤被連續“斗爭”了48個小時。這樣的“斗爭會”，在當時是被當作功勞和成就來宣揚的。和1966年不同，1968年的“清隊”一般沒有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這類長時間的“斗爭”和“審問”，是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另外，在關起來的門背后，大量使用體罰如罰站罰跪等等，也是公開的秘密。夜半審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認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辦法。還有個特別的名詞叫做“熬鷹”。有兩位老師，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承認了所有要他們承認的罪狀，甚至還添枝加葉說出種種故事，如他們如何當特務，如何搞破壞等等，終于被允許睡覺，然后，這些他們再來“翻供”，說這些故事都是編出來的。這個學校的一個19歲的女學生參加這種深夜審訊時，雖然是審訊別人，也因勞累和恐怖氣氛而昏厥倒地。在1968年６月，張連元寫了檢討，檢討他沒能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檢討他給上級寫信的“動機和目的”。胡秀正也寫了幾份很長的檢討，承認自己的過錯︰不該對于她丈夫的父親的生產隊做的政治結論有疑問，不該在被揪到村子裡以后對此心存不滿，不該寫信要求幫助。她一再表示認罪，一再檢討自己的“階級立場錯誤”。這些檢討寫得非常認真細致誠懇。她忍耐了那么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后，又做了極大的努力，試圖把自己改造成為那些斗爭她的人要她變成的那樣。但是，她的努力沒有被接受。對她的斗爭繼續升級。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學被“隔離審查”。8月初的一天，張連元終于獲得準許回家了。但是，他剛能回家，緊接著胡秀正又被“隔離審查”了。他們的一個鄰居，也是胡秀正學校裡的同事，晚上來通知張連元，說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張連元給糧票和錢，帶給胡秀正在學校裡買飯吃用。

8月１2日下午五點，北京第八中學的領導通知張連元說，胡秀正自殺了。他們說胡秀正是在8月11日自殺的，是從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宿舍的五層樓上跳下來的。

張連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訊。他抱著孩子去了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胡秀正的尸體已經被從宿舍樓旁邊移到了圍牆邊的一個僻靜角落。她的身上蓋著一片舊草袋，一只腳露在草袋外。

學校裡召開大會，聲討胡秀正是“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黨開除黨籍處理”。學校的幾個老師把她的尸體送去了火葬場。張連元收到了胡秀正在“隔離審查”中的一些遺物，是一些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筆記和檢討書的草稿。遺物中沒有遺書，也沒有寫到任何悲觀的或者跟自殺有關的念頭。張連元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殺的。他想如果她自殺，會留下遺書給孩子和他。他們唯一的女兒還不到五歲，如果她自殺，她一定會留話給孩子。他覺得她不可能自殺。他們已經結婚十年，他深深地了解她。她是堅毅的女子，很年輕的時候就獨立工作，承擔了贍養家庭的經濟重擔。1966年文革開始以后，他們一起經受了暴力和恐怖。他們一起被綁架到村子裡，並在那裡被斗爭折磨。兩個月后她設法離開了那裡，並又設法讓他也回到了北京。她是勇敢而有韌性的人。文革開始后的兩年以來，她已經經歷了那么多災難，她可以再忍受下去的。她死的時候，她是被“隔離審查”的。她的家人親友不知道她在關押她的地方經受了什么。她被打了嗎？她被侮辱了嗎？她受了什么樣的折磨？她的親人全都不知道。張連元仔仔細細地閱讀了從隔離審查室拿回來的每一片有胡秀正筆跡的紙片，不能發現任何自殺的徵兆。張連元從來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殺的。他說他只是找不到明確的証據。

張連元在北京第八中學被一直關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有一天開會，掌管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可以參加老師的活動了，不再受隔離了。用當時的文革術語說，他被“解放”了。也像當時的慣例，在被“解放”之前，他必須些一份很長大“自我檢討”。所以，為他的被“解放”，張連元又寫了長篇檢討。他保留了他的“檢討”的底稿，所以現在還可以讀到。在檢討中他又從頭“交代”他的“家庭問題”和“翻案問題”，“感謝黨和毛主席”對他的“挽救”。

張連元的全部罪狀，就是些了幾封申訴信，他想讓共產黨上級了解，他的父親在1949年的前三年不是地主，后來，他想讓文革的領導人知道，他不該被驅逐到他父親的村子裡去。因為這些申訴信，從1966年到1969年，張連元被毒打了，被侮辱了，被長時間關押了，最殘酷的，是他的妻子被害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他的年幼的女兒的童年飽受驚嚇，而且永遠不再有母親了。 在他被關押的時候，他寫了無數份檢討，認錯，認罪，詛咒自己。最后，為了被釋放，他還要“感謝黨和毛主席”。

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期， 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胡秀正之后，有兩位教師自殺身死。他們是語文老師周學敏，歷史老師梁希孔。周學敏老師溫文爾雅，她的語文教學法曾經在文革前被推廣，她也因此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梁希孔詼諧風趣，他的歷史課上笑聲不斷，而且學生都說學到了很多知識。 恐怖的“清隊”摧毀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在北京第八中學，青年教師高家旺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關起來，在1968年秋天自殺。

不只是在胡秀正和張連元的學校發生了這樣可怕的死亡。在別的學校，也是一樣。清華大學附中的體育老師趙曉東跳樓。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在被關押時，以頭扎入貼大字報用的漿糊桶身死。在北京第四中學，語文老師劉承秀用剪刀自殺。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校工馬鐵山自殺，副校長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殺。在北京二龍路學校，物理教員張放上吊自殺。 在北京景山學校，語文老師于共山和季新民自殺。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圖書館管理員李潔被打死， 炊事員王厚跳河自殺。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兩個女教師孫歷生和方婷之老師自殺。

孫歷生老師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美的人。后來據說成為作家王蒙在文革后所寫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人物。不過小說對這個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說當然是虛構的。問題在于，文革中這樣的眾多的死亡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的。但是胡秀正、孫歷生和其他老師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的真實的死亡，在文革后的幾十年來，卻從來沒有被清楚地報告出來。于是，胡秀正和孫歷生們的死亡，被忘卻了。在王蒙同時期發表的另一作品《布禮》中，他說共產黨象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這是一個什么文學化的比喻？胡秀正和孫歷生的死，可以作如是比喻嗎？這個比喻意味著對生命的輕蔑還是對權力的迷狂？

自殺，在“清隊”是被叫做“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被詛咒為“死有余辜”。死后還被開“斗爭會”批判。胡秀正的幸運只是她的尸體未被弄到會上來再次“斗爭”，但是有的地方就有這樣的事情。

在1978年的“落實政策”過程中，文革中間由“專案組“整的種種材料和被審查者的“結論“等等都被從人事檔案中抽出燒毀。這些材料當時從來沒有給過被整的人一個副本，被整的人從未看到這些對他們生死攸關的文字。但是這些材料在1979年由人事干部拿出后，直接燒毀，仍然不準受害者看到內容。在北京第八中學，張連元作為兩名教師代表之一，見証這一燒毀文革整人材料的燒毀過程。僅僅一個中學，這樣的材料就有整整兩個標準尺寸的大麻袋。麻袋裡的紙片被掏出來直接投入鍋爐，很快燃燒成灰。但這些紙片曾經整死了人，沒死的也被整脫了幾層皮。張連元也曾經去胡秀正的學校要求查看胡秀正的案卷。那邊人事處的干部告訴他，材料已經都銷毀了，為了“避免后患”。

于是，張連元拿到的只是一紙的蓋有“中共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支部”紅色圖章的“胡秀正通知平反決定”。這個決定說︰“1968年8月11日，胡秀正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的迫害，不幸逝世。當時強加給胡秀正同志的錯誤決定和一切誣陷之詞，應予完全推翻，給予徹底平反。”這個決定的日期是1978年6月15日，在毛澤東死了近兩年之后。

指導“清隊”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澤東的批示或者“圈閱”。這些文件詳細知道如何“斗爭”，“傳達”到基層。但是在文革后的此類“平反”文件中，按照統一口徑，都說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的迫害”。這個決定甚至也沒有說“當時”迫害胡秀正的“決定”的內容到底是些什么。實際上，“當時”甚至也沒有給胡秀正的家屬一個正式的書面的說法。“當時”的種種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卻未留下任何記錄。

文革以后，在一份“內部”材料中，說，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北京市，有3，000人自殺，200人被打死。沒有給出準確的數字，也沒有給出受難者的名字。而且，也從來沒有讓普通的人們或者歷史學者了解這個數字。3，200人的死，是一個巨大的數字，而且，也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這個數字的數量級是縮小了的。
從現在找到的一些單位的局部的死亡密度來計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死亡的人的總數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這一文革中最大規模的整人運動的千千萬萬受難者之一。

如果說胡秀正的遭遇有什么特別之處，那是她的主要“罪狀”－－“翻案”。胡秀正實際所作的，只是設法為她的丈夫把戶口恢複到北京；而她的丈夫失去了北京戶口，是因為他為他的父親的“階級成份”說了不同意的話；而他父親被劃成“階級敵人”，並不是因為真是有過土地的“地主”，而只是因脾氣不好得罪了村裡的干部，父親的冤案發生在先，丈夫因為給父親辯護而獲罪，妻子又因為給丈夫辯護而獲罪。辯護本身被認為罪行。這“罪行”又從“和反動家庭劃不清界線”而升級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反對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最后，“翻案”這一“罪狀”直接導致了胡秀正的死。

在文革時代的大規模的迫害中， 一方面，把一些本來不是“罪”事情當成了罪，比如，批評了毛澤東，文革前的寫在紙上的法律還並未說這是重罪，但是1967年1月製定的所謂“公安六條”就把所謂“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即林彪)定為大罪。 另一方面，被定罪的人不但不能為自己辯護，而且自我辯護會成為新的罪行，以至“罪上加罪”。這種作法在文革前就有，在文革中更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發展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前者給人帶來了大難，后者又把人往災難的深淵中推了一層。國家專政機器，有了這兩個巨大的鐵輪，橫沖直撞，碾碎了無數普通人的血肉之軀和他們理所應有的生活。

退一萬步說，即使胡秀正真的做過壞事，允許她辯護又會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在西方的法學理論上，關于辯護的重要性可以說出很多道理來。辯護是基本的人權之一。至于不允許辯護在實施過程中會導致什么，胡秀正的悲慘遭遇體現得很明白。

張連元后來再結婚，他的妻子是林則徐的后代，和他一起撫育了胡秀正生的女兒。文革的結束使胡秀正的女兒有了和母親不同的命運。1997年，胡秀正的女兒在英國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她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孩子。這時她的年齡和她母親去世時相仿。生活原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文革時代，不管她的母親作了多少努力，胡秀正還是無法逃脫那樣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