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洛煥

傅洛煥，男，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1966年6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殺。

按照江青的說法，文革是以她到上海組織人寫文章批判吳□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為標志開始的。由姚文元寫的這一文章發表于1965年11月。實際上，文革也因此對歷史學工作者打擊得更大和更早。

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近郊，1966年時有一千多學生，一千多教職員工。1966年6月初工作組被派到學院裡領導“文革”運動，發動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的攻擊。

傅洛煥是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專家，當時還任歷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報和“斗爭會”的攻擊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

在這一時期被“斗爭”后自殺的和死去的歷史學教授，我們知道的還有︰

北京大學歷史系汪錢（+竹字頭），在1966年6月11日服劇毒殺虫劑敵敵畏自殺。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平心教授，1966年6月15日開煤氣自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降級。文革開始又被批判“斗爭”。1966年9月27日和歷史系的其他教授一起到昌平縣勞動。他們被分成甲乙兩組，向達被分在“問題更嚴重”的甲組。乙組的人在鄉下兩星期后可以回家了，但是甲組的人不準回家。向達有尿毒症，腿疼，排不出尿。不準向達去醫院治病。到10月下旬，向達已經不能行走，才準他回城，送到城裡，已經不能救了。

在北京第八中學，在1966年夏天，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毆打后自殺。

兩年以后，在新一輪的迫害名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6年11月18日，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翦伯贊和夫人，在毛澤東指示把他們釋放回家當“反面教員”“養起來”之后，自殺于北京大學燕南園６４號。當時由北京大學發給他們夫婦每個月生活費120元。這在當時是能維持中等程度生活的錢數，但是顯然其中的侮辱性非常高。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歷史老師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都在那一時期自殺。

吳□，《海瑞罷官》的作者，1949年前是清華大學的歷史教授，1950年代開始當北京市副市長，在1966年和1967年遭到無數場殘酷的“批斗”。1968年3月他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吳□死在關押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1969年3月18日去世。吳□的女兒吳小彥，在這樣的迫害下，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吳小彥又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

北京的人民機器廠的一個學徒工遇羅克，寫文章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上海文匯報把他的文章當作反面文章發表，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后來遇羅克又書寫了著名的《出身論》。1970年3月4日，遇羅克被以“反革命罪”槍斃，時年28歲。

作歷史研究的人受到了這樣的迫害。傅洛煥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另外，他是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年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后來成為歷史學者，1950年代曾任台灣大學校長。這種親屬關系也成為傅洛煥受到攻擊的另一“理由”。

中央民族學院去收尸的人說，他們看到，傅洛煥的尸體在湖上浮起時，面朝下，是趴著的。后來，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投水自殺的人，尸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洛煥的例子符合這一說法。這是否真是普遍現象或有什么原因，無從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間，是因為在大規模的迫害中，自殺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們才有了這類經驗，總結出這么一個說法。

比如，在故宮旁邊的筒子河裡，常常有尸體浮出。

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殘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據說在老舍死后，太平湖還自殺了很多人。但是無從得知他們的姓名。

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龍潭湖投水自殺。

吳偉能，男，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因為參加兩派斗爭，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動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裡，因為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別人說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話。這些話被揭發出來。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他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雖然他已經身死，不能前來與會。吳偉能的的尸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裡還有三具尸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

關于1968年11月5日在圓明園池塘中發現的尸體，哪些面朝上，那些面朝下，未見報告。那時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進行的時候。那個運動在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進行，比1966年導致傅洛煥死亡的運動更加大規模和系統化，于是，也有更多的人被害死。根據文革后的一份“內部文件”，在北京，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有三千人自殺，有兩百人被打死。從各個學校和單位的死亡密度來計算，死亡數字應該大于此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