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晴梵

黨晴梵，男，1885年生，陝西省合陽縣人，文革前任陝西省“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家住西安。從1966年8月30日開始，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連續到他家抄家，並且毆打他。他家中的書畫財產被走。1966年9月4日，黨晴梵在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他的血噴濺在他的房間的牆上。黨晴梵被打死的時候81歲。到黨晴梵家抄家的紅衛兵不久后成為新成立的“紅色恐怖隊”的成員，繼續施暴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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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晴梵是陝西合陽縣人，其父親經商，他生于1885年，考過秀才，后來放棄科舉，到上海進入由歸國留學生辦的“中國公學”，剪了辮子。他是同盟會會員，最早的國民黨黨員，曾經跟隨于右任，當過陝西靖國軍秘書長，于右任是總司令。于右任離開后，他改作學術研究，研究先秦思想和古文字，著有《先秦思想論略》。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曾經給楊虎城出主意，接觸過共產黨方面的朱德和周恩來。他傾向共產黨，在1940年代發表不滿國民黨的文章。1948年他被共產黨方面的王震接到共產黨占領區陝北，在王震的軍隊中。1949年共產黨執政后，他成為西北大學教授，並擔任當時掌管西北地區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教育部副部長。他當副部長時，正部長是資深共產黨人江隆基。（江隆基后來擔任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的共產黨黨委書記，在1966年文革開始后，江被中共甘肅省委撤職並“鬥爭”，江在1966年6月25日自殺，距離黨晴梵被打死只有兩個多月。）1955年，權力機構調整，“西北軍政委員會”被撤銷，黨晴梵被任命為陝西省“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這一職務沒有多少實際權力，但是級別很高，屬于省一級領導人。因黨晴梵年事已高，基本上待在家裡，不參與多少工作。

文革開始后，1966年7月，陝西省政協秘書長和共產黨統戰部負責人頻繁到他家中，問他關于當時“批判”“三家村”的看法等等，氣氛相當嚴重。

1966年8月初，黨晴梵被通知去省政協開會，到了那裡，看到已經布置好“鬥爭會”會場。大會發言和大字報都早已經準備好。和他一起被“鬥爭”的還有茹欲理。茹欲理也是政協委員，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當過陝西省檢察院院長。給黨晴梵的罪名是“反黨（共產黨）反社會主義份子”。此后，黨晴梵原來享受的可以坐小汽車等等待遇都取消了。

在那一階段，參與“鬥爭”黨晴梵的省政協干部，雖然叱罵黨晴梵，還把大字報貼到黨晴梵的家裡，還沒有毆打黨晴梵也沒有抄他家。當文革繼續發展的時候，抄家打人以致打死人的行動是依靠年輕的紅衛兵來實施的。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首次會見百萬紅衛兵后，迅速在北京和全國掀起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抄家打人並且大量打死人的暴力活動。1966年8月30日，紅衛兵到黨晴梵家抄家。

在黨晴梵家的抄家進行了多日。黨家住在自己私有的一座單獨的四合院裡。當時黨晴梵的妻子已經去世，他和他的幼子以及一個老保姆住在一起。他的長子一家住在同院單過。黨晴梵被關在一間房間裡，和他的家人隔離開。不準他的家人和他見面或者談話。他的家人聽到他被紅衛兵喝叱和毆打。

前往黨晴梵家抄家的紅衛兵，是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學生。當時這所中學的學生中，有相當多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陝西省委的高級干部的子女。在1966年8月，他們的父母還沒有象后來那樣被“打倒”，而是仍然在該省的最高權力崗位上。這個學校的紅衛兵在學校對老師和同學施用暴力，手段相當殘酷。他們侮辱毆打折磨教師。教地理的女老師是回族人。他們給她剪了“陰陽頭”，會把豬油和痰盂裡的臟水混合起來強迫她喝下，他們強迫她站在架高的桌子上被“鬥爭”，然后推倒桌子使她摔下來。他們也殘酷毆打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有一個女同學，只因出身于教授家庭，學習成績好，被紅衛兵一層一層樓梯往下推和打，從四樓一路摔到一樓。他們把暴力虐待帶到了校園之外。在黨晴梵家的紅衛兵，有的在黨家住了下來。在黨家抄家打人的紅衛兵，有幾十個之多。

黨家所有的東西都被仔細檢索。9月3日，也就是黨晴梵被打死的前一天，有一些卡車開到黨家，把他家的所有書籍字畫以及家具衣物都拉走。當時紅衛兵雖然只是個青年學生的組織，當時因為在當權者的支持指導下，所以能調動大卡車來進行抄家活動。

黨晴梵收藏有一些古書，其中較珍貴的有一套元代的雕版《南史》。他還收集有商代的青銅器拓片和甲骨文資料等等。書籍字畫當時被當作“四舊”，被查抄走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但是不但他們的書籍字畫被沒收，他們的生活用品也都被拿走，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什么生活資料；另外，除了紅衛兵，還有干部模樣的人來幫助。黨的家人知道把生活用品拿走是為了從生活上懲罰他們，還沒有想到接著會有謀殺發生，並把剩下的家人掃地出門。（文革結束后，在陝西省圖書館的一個古書展覽會上，展出了黨晴梵的那一套元代雕版《南史》，展品說明說這部書的來源是“捐獻”的。）

9月3日黨家的東西被卡車運走后，紅衛兵也撤離了黨家。黨家安靜下來，黨家的人以為這樣事情就過去了。但是，9月4日中午，有三個紅衛兵，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又來到黨家，進了黨晴梵的房間。黨家的人不敢阻攔，因為這只可能招致紅衛兵更厲害的暴力行動。這三個紅衛兵進了黨晴梵的臥室。進去以后，過了不太長的時間，大約一二十分鐘后，這三個人就出了房間，然后就匆匆離開了黨家。

這三個紅衛兵是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高中學生，是高二或者高三的學生。其中兩個女紅衛兵從一開始抄家就來到了黨家，在抄家過程中相當活躍。

黨晴梵的家人在紅衛兵離開后立即進入他的房間。他們看到黨晴梵在床上，滿頭是血，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床邊牆上都有噴濺上去的血跡，血跡有一米多高。房間裡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楠木筆筒，筆筒上有血。他們估計黨晴梵可能是被用這個筆筒砸死的。筆筒很硬也很重，用這個筆筒猛擊頭部的結果，可以把黨晴梵打死，並且有血濺得很遠。但是，到底黨晴梵是怎么被殺害的？筆筒是否唯一的凶器？這樣的細節，只有在場者知道。黨晴梵的家屬當時不被允許在場。紅衛兵離開之后，他們才進入黨晴梵的房間。看到黨晴梵身受重傷眼看要死，他們不敢呼救，也不知道怎么辦。

在殺害黨晴梵的紅衛兵離開大約十分鐘之后，又來了另一撥紅衛兵，是和前一撥紅衛兵一個學校的，他們也是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學生。進門以后他們直奔黨晴梵的房間。這些人進房間看了，看到黨晴梵正在死去，就退了出來，沒有作什么就離開了。這些紅衛兵中有一個的名字是令狐靜平，他是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紅衛兵的骨干，他的父親是當時的西北電力管理局局長。令狐靜平沒有參與殺害黨晴梵，他是這場殺戮的目擊者之一。

黨晴梵很快死亡。當天晚上，陝西省政協來了兩個干部，對死亡現場作了檢查和記錄。這兩個干部叫黨晴梵的家人不要往外說此事。這兩個干部的名字是鄭殿輝，何崗。半夜的時候，火葬場的人來到黨晴梵家，用車運走了黨晴梵的尸體。這顯然是陝西省政協的干部安排的。

黨晴梵的尸體被火化后，骨灰沒有留下。實際上，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殺的人，不但被活活打死，而且連骨灰都不準留下。在這方面，黨晴梵不是唯一的例子，這是當時幾乎所有的被指為“階級敵人”的死難者的下場。在文革后，為死難者平反的時候，卻不把這種會議稱為“平反會議”，而是一律稱為“骨灰安放儀式”。這樣的修辭方法含有盡量淡化歷史的意向，但是其實很多人連骨灰都沒有，在儀式上的骨灰盒子裡，根本就沒有骨灰。文革后，劫后余生的人們，能得到平反已經是慶幸不盡了，那時候也沒有追究骨灰的失落和為什么文革否定后，對這些殘酷的細節也只能含糊過去。

黨晴梵死了。第二天，1966年9月5日，他的幼子和長子，以及長子的妻子和孩子，連加他的老保姆，全部被“遣返”，也就是強迫離開，掃地出門，押送往原籍農村。

這一“遣返”，也是1966年夏天紅衛兵從事的大規模的“革命行動”之一。這個說法“遣返”，是當年用過的原話。我們會注意到沒有用“驅逐”而用了“遣返”這一較為客氣的說法。實際上“遣返”並不是符合實際發生的事情的詞語。甚至“驅逐”也仍然和實際情況不合。當時發生的是用通過紅衛兵的暴力性的抄家，以“打死人不償命”的殘酷手段，威脅和迫使“遣返對象”順從地離開城市，到農村接受“專政”，很多人實際上很快就死在“遣返地”。另外，當地的公安局系統配合紅衛兵行動，強行遷出戶口。公安局的人並不出面打人，但是在紅衛兵身后支持他們。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情況。這種特別性使得一方面造成失去法規的“無法無天”的恐怖，另一方面是恐怖的推行仍然相當有秩序而且有效率。

黨晴梵被打死，他的家人只有順從地離開，來到黨晴梵的老家，陝西省合陽縣。在那裡，他們身無立錐之地。黨家的老保姆老家在別處，也被紅衛兵押解走。

就這樣，在8月下旬到9月初的短短幾天裡。黨晴梵由原來的“省政協副主席”，被抄家並打死，而且，黨晴梵的家人也都被驅逐到農村。通過紅衛兵和政府聯合行動的之手，對一個家庭的巨大迫害完成得迅速而徹底。

在黨晴梵被害之后，在西安，紅衛兵在9月間成立了一個名叫“紅色恐怖隊”的組織。簡稱“紅恐隊”。這個組織的名字就體現了他們要作什么。“紅恐隊”成員戴著他們的紅色袖章，在馬路上耀武揚威，成群結隊，公然進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動。到黨晴梵家抄家和殺害了他的一些紅衛兵，成為“紅色恐怖隊”的成員。他們在“紅色恐怖隊”建立之前的行動，這時候變得更加明確和系統化。

由于西安的紅衛兵的領導及骨干有很多是中共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高級干部的子女，在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之后，北京的文革領導人很快把文革的矛頭對準各省的共產黨的“當權派”，並且扶植起大批新的所謂“造反派”組織。隨著身據高位的父母被“揪出來”，早期的紅衛兵失勢了。他們中有些人和“造反派”的沖突，使得中央文革拋棄甚至鎮壓他們。但是1966年夏天紅衛兵的殘暴行為，卻從來沒有被真正否定。當“紅恐隊”和“造反派”發生沖突的時候，西安交通大學的造反派找過黨晴梵的家人談話，他們的目的是搜集所謂“保皇派”也就是保衛過前中共陝西省委的那一派的罪証，所以一度想用黨晴梵之死作為對對方不利的材料宣傳。但是接觸以后，“造反派”很快改變了主意。因為黨晴梵當時頭上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在當時的情況下，在他們眼睛裡，這樣的人被打死，算不上他們要攻擊的紅衛兵的“罪”或“錯”，因此不必調查和揭露。

1967年，黨晴梵的兒子設法到了北京，到 “中央文革小組”“群眾上訪接待站”“上訪”。他試圖改善一家人的處境，希望北京的領導人能對他父親這樣的情況有所憐恤。“中央文革小組”當時掌握領導文革的大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接待站有一些干部接見“上訪”的群眾。他得到的回答是︰要到運動后期，才能對黨晴梵的問題作“定性處理”。

1971年9月發生了林彪事件。從1972年開始，文革當局對之前受到嚴重迫害的老干部的政策有所緩解。在這種情況下，陝西省政協給黨晴梵作了“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隨后，他的家人被允許回到了西安。黨家的房子已經被占用。在他家原來的房子裡給了他們一間小屋。

后來，中共陝西省委統戰部恢複了工作。黨晴梵在省裡算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對他的死，統戰部派幾個干部作了調查。調查的“結論”是︰時間太久，不可能弄清楚了；這是林彪路線的錯。其時林彪已經死，並且從“毛主席從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變成了“叛國投敵”的“反黨集團”頭目。

1976年，毛澤東死去，“四人幫”被抓。1977年，中共陝西省委給黨晴梵“平反”，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是把一個空骨灰盒子放了一下，因為黨晴梵的骨灰根本沒有被保存下來。黨家人再次要求調查黨晴梵之死。中共陝西省委把案子交給了陝西省公安廳。但是仍然不了了之－－沒有結果就是這件事的結果。

1980年代中期，全國政協巡回了解文革中的事情，關于黨晴梵一案，還是沒有結果。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文革后當局的政策是，對文革中的死難者，給予“平反”，但是對害死他們的人，卻沒有追究也沒有懲罰。

1980年代，中共北京市委曾經派兩個干部找黨晴梵家人調查。因為陝西省政協“審干處”寫信給中共北京市委，說當時已經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干部王申，在文革中殺害了黨晴梵。王申在1966年時是陝西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紅衛兵以及“紅色恐怖隊”的骨干，他的父親是當時中共西北局書記處書記王林。調查的目的是要決定該干部是否得到提拔。黨家人不知道后來王申是否在晉升方面為此受到影響。

黨晴梵被打死的時候，已經是81歲的高齡。這樣一個高齡老人被活活打死，分外殘酷。同時，應該指出，他並不是象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樣,因為年邁體弱，所以受到一般性的毆打就死亡了，也不是因為他有心臟病那樣的突發性疾病，在受到毆打折磨后，疾病突然發作以致引起死亡。黨晴梵被毆打折磨數日后，又被紅衛兵以重物猛擊頭部，頭部大量流血，血噴濺到他床邊的牆上。他被重物猛擊后很快就斷氣死亡。另外，黨晴梵也不是如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樣，在人多手雜或者群情失控的的混亂情況下，被打過頭或者被失手打死的。他的被害，是一種謀殺。

黨晴梵的被害也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件。這是當時在陝西和全國發生的大量殺戮的一例。在西安，本網頁通過調查了解到的就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被毒打侮辱后自殺。讀者可以鍵擊“死亡發生地”和“西安”發現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在西安的受難者中，有一名是袁玄昭老師，西安第五中學的教師。他是黨晴梵的學生。他被學生關押在校中，遭到大量毆打和侮辱。有學生用彈弓打死一只麻雀，然后逼迫他把死麻雀整個吃下去。還有學生強迫他吃下了一整盒鞋油。他逃跑不成被抓回，遭到更大折磨，最后自殺。他死于黨晴梵之后。

黨晴梵的死，是紅衛兵的行動結果。同時，又不僅僅是“群眾組織”的“過火行動”。首先，紅衛兵的廣泛建立以及在校內校外大規模施用暴力，是在北京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當局直接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在各省，中共省委也積極組織和支持當地的紅衛兵的暴力行動。除了大方向方面的理論指導和行政方面的措施安排，在北京和各省的權力當局還介入了局部的細節性的迫害行動。這場大規模的迫害，不但傷害以致殺害了大量的普通人，也殺害了黨晴梵這樣的有很高地位但是當時被文革當局當作打擊靶子的人。在黨晴梵的案例裡，就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權力當局和“群眾組織”緊密配合進行迫害和殺戮的情況。這是國家機器組織的群眾性犯罪。這樣一種犯罪方式，是文革的特別的犯罪方式。

西安是中國最古的城市之一，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兩千兩百多年以前，漢王劉邦在那裡建立了漢王朝，這也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漢族”“漢人““漢字”“漢語”的來源。劉邦率領軍隊進入關中地區的時候，和當地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盜，抵罪。也就是說，在兩千多年以前，不能殺人，不能傷人，不能偷盜，就是人們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律令。但是，在“繼續革命”的名義下，文革把這最基本和重要的律令打破了。紅衛兵公然打死了一個八旬老人黨晴梵，卻從來沒有被當作是一種犯罪。

30多年過去了。黨晴梵的家人一直想要和當時毆打和殺害了黨晴梵的紅衛兵談話。他們想要知道事情的經過，也希望聽到作惡者的懺悔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