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李潔之死懺悔

我要深深地謝謝關秋蘭老師，為她的懺悔，為她的懺悔給我的鼓勵。

從最開始，我就知道，作文革史的研究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但是，我卻未曾料到，這一研究會給我帶來那樣的心理上的痛苦。用“痛苦”來形容也許不適當，因為不是那種明顯而清晰的“痛”或者“苦”，但是卻會使我在我寫作的時候和之后感到壓抑和憂郁。

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盡可能收集來自那個時期的各種文字和照片資料之外，我還訪問了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因為我堅持認為，文革的很多事實，特別是普通人民的遭遇，缺少被記錄和被報告，所以需要調查。感謝許多被訪者，花費他們寶貴的時間幫助我回憶和見証文革。他們講述，然后，我整理訪問記錄，把一個個人的遭遇和一件件事情寫出來。比如，關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也是關秋蘭老師曾經任教四十年的學校，我發現了這樣一些從未被報告過的故事︰

一個故事是︰1966年夏天，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被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她被剪光了頭發。她被打，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斷了。當時劉美德已經懷孕幾個月，有目可睹。有一天，《北京日報》的記者來采訪和照相，紅衛兵擺好了一張桌子，強迫劉美德跪在桌子上，有一名紅衛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腳踩在劉美德的背上。擺好了這樣一個把所謂“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形象，由記者照相。照相完畢之后，站在劉美德身后的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一腳踢到地上。

還有一個故事是︰北大附中是1966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對聯的發明地。初中一年級的女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于是她就成了“混蛋”。班上的一些男紅衛兵要打她的時候，她奔進了女廁所試圖躲避。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彭小蒙也在女廁所裡。萬紅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彭小蒙把她從女廁所裡拉了出來。萬紅被命令站在一個凳子上挨斗。有同學用銅頭皮帶打她，又有同學把凳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

還有一個故事是︰1966年8月27日，“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尸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才借到這筆錢。陳的六個未成年的孩子后來度日之艱難可想而知。文革后，中共北大附中學支部賠償陳家兩千五百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錢。可是我要錢作什么？我要人哪。”

三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打人者向上述三位受害者或者他們的家庭表示道歉。

在紙上，在電腦鍵盤上，我記錄下來這樣的文革故事。對寫作歷史來說，這些故事絕對真實而有力。但是這些故事讓人痛苦，甚至即使只是記錄而不是身受。寫下這些故事的時候，我的心情有時會變得很低沉。

記得當我訪問一個萬紅的同學的時候，她告訴我萬紅怎么被虐待，她的15歲的女兒在旁邊聽著，難過得哭起來了。我不能哭，但是也會久久不能克服自己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壓抑的心情。

我的一個總是支持我作文革研究的朋友，這時候開始為我擔心，連連說︰哎呀，你怎么可以寫這種故事？這會傷你的。

我十分感謝她的關心和好意。但是，已經開始了，我就要作下去，雖然這類故事好像看不見的鐵絲刷子一樣會時時摩擦著心靈讓我難過。幸虧，這種調查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耗時耗力，于是調查就常常占據了我的思緒並轉移了注意力。另外，這種時候，我提醒自己，讓自己想一些有關的卻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是關秋蘭老師的懺悔。

1997年的夏天，在北京，有人告訴我，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老師關秋蘭看了我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想要和我談談。我當然很愿意。80年代初我是北京大學學生的時候，我就聽到過關老師的名字。那時她是著名的模范中學老師，聽說她的學生非常喜愛她尊敬她。90年代后期我真的見到她時，她已經退休了，但是仍然當著一所民辦職業高中的校長。她當然已經不年輕，但是人顯得很精神，行動也很敏捷，談吐爽朗，思路明快。

我們見面的那天天氣又熱又悶。在這樣的大熱天一位老人不辭辛苦來赴約，我很感動。關老師從小在印度尼西亞長大，1949年來到北京上中學，后來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她的父親僑居印度尼西亞當老師。她畢業后也愿意獻身于她想是“陽光下最神聖的教育事業”。因為她是從海外來的，文革前她就被被劃入“控製使用”類別。文革開始后，她被打入北大附中的“勞改隊”，又稱“牛鬼蛇神隊”。1966年8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三個“勞改隊”。這三個“勞改隊”是按照所謂“罪行”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關老師是在“勞改二隊”。在“勞改二隊”中有12名教職員。另外兩個“隊”中還有十多人。

關老師告訴我，在“勞改二隊”中，有一個女職員，名叫李潔。我先前已經聽到過這個名字，知道她在文革中被打死，可是不知道關于她的詳情。關老師說，李潔曾經告訴她，她在年輕時為逃避包辦婚姻離開了自己的家來到北京，那是日本軍隊占領統治北京的時候，她和一個日本男人同居，后來那個男人離開了，有過的一個孩子也死了。李潔在50年代初“肅清反革命”的時候曾經“交代”了這段歷史，當局也給她作了“結論”。以后她就在北大附中管理圖書資料和作一般的職員工作。文革開始。李潔歷史上的事情被公布出來。1966年夏天，李潔被毒打。紅衛兵學生命令她跪進一只抽屜裡，這樣她動彈不得，他們用通爐子的鐵條打她。查抄李潔的東西的時候，發現她保存有一份關于她家人的墳地的文書，可是打她的人硬說是農地的“地契”，是她的“變天賬”－－保存下來等待“變天”的。他們幾乎把她打死。兩年以后，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李潔又被學生毒打。學校當局看到她不行了，把她送去海澱醫院，她死在那裡。醫院的診斷書說是死于“脾臟破裂”。

關老師說，他們12個人在““勞改二隊”，不但被強迫“勞動改造”，而且被打被侮辱。在1966年10月，她悄悄去了在北京城裡的“國務院群眾來訪接待站”。因為她覺得，按照當時的共產黨的政策，不應該這樣對待他們“勞改二隊”裡的人。她跟接待人員談了她自己從海外回國的經過，她還遞交了一份書面材料。

因為進城去“告狀”，第二天北大附中“紅旗”紅衛兵的負責人訓斥了關老師。這些人在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中紅極一時。8月1日，毛澤東曾經寫信支持他們，還特別提到他們的領導人之一彭小蒙。毛的妻子江青曾經叫他們“小太陽”。彭小蒙曾經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講話，向全國實況轉播。可是后來，當文革的打擊目標進一步擴大的時候，他們漸漸失勢了。在文革后，彭小蒙曾經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她受了迫害，但是一句沒提他們怎么殘害過別人--他們的老師和同學，以及他們學校一帶的和平居民。

關老師告訴我，那一次她去“國務院接待站”的時候，她也同時“反映”(這是那一時代對上級權力機關說什么用的動詞)了他們勞改二隊的別人的事情。但是，她獨獨沒有提李潔的事情。她沒有為李潔說一句話。后來，李潔進了“勞改一隊”，再后來，李潔被打死了。關老師感到內疚。

我說，就是向“國務院接待站”“反映”了李潔的事情，也不會起什么作用，甚至還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我調查到的受難者中，有一位老師，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胡秀正老師，在1966年夏天受到迫害，因為那迫害是不合當時的政策的，就去“接待站”“反映”並交了寫的材料。結果這反而成了新的罪行，叫做“翻文化革命的案”。“翻文化革命的案”在當時被當作一種“現行反革命罪”。這位老師在1968年因此被“隔離審查”，她在被關押中死去。我說的是真的故事，並不是我編出來安慰關老師的。

關老師並沒有順著我的思路來想這件事。她說，文革結束后她去找過李潔的妹妹，她想要為她作些什么。但是在1966年她沒有替李潔說話。從表面上看，是因為覺得自己和其他在“勞改二隊”裡的人，都是“沒有問題”的人，而李潔在日本占領時期跟日本人結過婚，是個“有問題”的人。

關老師說，她其實了解李潔的“問題”是什么。人都可能作錯事。誰能說自己不作錯事呢。在事情過去二十年后，怎么可以再為此把她打入“勞改隊”中，怎么可以那樣野蠻地拷打她呢？

關老師說，知道不應該打李潔，可是卻不說， 讓她被打死了。

“我覺得對不起她。”關老師對我說。

我想跟她肯定，這主要是製度的錯，不是個人的錯。不過我沒有說出來。我想她了解這一點。她在說的是另一層面的東西。

猛然間我想起了聖經中的一段故事。當人們要用石頭砸死一個妓女時，耶穌說，你們中誰是無罪的，就砸吧。結果，所有的人都放下石頭離開了。這個故事有很深的意思，我並不是在這裡簡單地以此比附李潔的事。

文革中很多事情是那樣發生的，先設定了“有問題”的人，然后，大家來“揭發”和“斗爭”，向她扔石頭，或者，旁觀別人砸死她，還心安理得。文革之后，不少人堅持說他們之所以參與了迫害別人，是因為懷有“革命理想”，他們以此為理由，不道歉，不反省，不懺悔。他們不感覺內心的緊張和良心的責備。

分別之前關老師還談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和道德觀念。我很快意識到，這位看起來心寬體胖的前輩老師，內心有很熱烈很敏銳的道德追求。她對文革往事的深刻記憶，她對他人痛苦的同情，她對自我的清晰分析，她對她所作的事情的懺悔之情，都和這種道德追求有關系。

我也曾經曾在其他人身上也發現過這四者之間的一定關聯。這樣的人之一是已故作家王小波。我第一次和他談話，一提起我在作文革歷史研究和尋找文革死難者，他立即說出在他的學校，北京二龍路中學，有一位女老師張放，她在1966年被紅衛兵毒打，在1968年“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被“審查”而自殺。他的記憶十分明晰，他的口氣充滿同情，他也認為他有責任幫助我弄清這些事實。顯然並不是和他同齡的作家們都是這樣的。

對文革，說出事實，承認錯誤，向受害者道歉，以及為自己所作懺悔，這些都是重要的。這些方面互相關聯，然而，也在道德的階梯上有所區別。懺悔是一種道德的境界。不在那種境界中的人，很難體會那是什么。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說，可能是象“內存”太低的電腦，就不能運作比較高級的軟件。

可惜我沒有機會就此與關老師多談。但是，在后來的日子裡，當我一字一句在電腦上和稿紙上寫下文革故事的時候，盡管還是會感到壓抑和憂郁，我會常常想到那個炎熱的下午關秋蘭老師的那番談話。她向我展現了人性中掙扎奮斗而趨向善意的力量。她的懺悔提升了我的勇氣和信心。

謝謝您，關老師。

寫于200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