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

儲安平,男，原光明日報主編，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6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蹤，當時儲安平57歲。

儲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儲安平基本上就結束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涯，因為從此以后他就再沒有為人所注意。他成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學社管著，從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說還過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他成為右派之后，他的長子曾在《文匯報》上發表過和他脫離關系的聲明，那時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時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時過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還和他有些來往，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非常孤獨的。

1966年文革開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關于儲安平的死，現在還是一個謎，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終結局，我曾和他的女兒說起過這件事，她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他是在北京一個地方跳河死了，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說他是在青島跳的海，也有人說他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前幾年還有人寫文章說他沒有死，而是在江蘇某地一個山上當了和尚。這些說法，都是傳說，沒有一點文獻材料為証。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儲安平是不知所終，我個人以儲安平的個性和他的經歷推斷，他是有自殺可能的。

他的小兒子，現居奧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后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于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某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那裡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斗他的大會嗎？’到了9月20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干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實在令我疑慮。事后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我是否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台灣《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第59、60頁）

據儲望華先生回憶，到了1966年秋天，他們尋找父親的失蹤仍然毫無結果，兩后之后，又有人來調查儲安平的下落，對于這種調查，儲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沒有信心了。儲望華先生說︰“事實上，這是一個‘生死之謎’，如果‘活’著，為什么兩年來沒有任何活動跡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時間、地點、方式，又如何得以確証。”儲望華先生記得，早在60年代初，儲安平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后，儲安平雖然寫過檢查，雖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裡並不以為自己是錯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者“平反”。這不僅是因為他有“脾氣強牛”的個人性格，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可殺不可辱”的氣質。面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霉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去奧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做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16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斗的知識分子，最后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年9月23日晚于太原南華門東四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