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榮

陳彥榮，男，1929年生，1966年時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拷打。當天夜裡陳彥榮被打死。死時37歲。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體鱗傷。“紅旗”紅衛兵把陳彥榮的尸體與另一同時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場燒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陳家付出28元錢火葬費。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組織“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彭小蒙和“紅旗戰鬥小組”的熱烈支持。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是一個和“紅衛兵”類似的在1966年6月間出現的組織。在這封信之后，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時，校園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校發生。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毒打和侮辱。1966年8月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被此校紅衛兵打死，成為北京學校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1968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慶祝文化大革命。(據后來參加組織游行集會的辦事人員說，是幾十萬人而非一百萬人，報紙多報了數字，顯然是為了壯大聲勢。)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彭小蒙代表紅衛兵講話。這無疑是對正在發展的校園殺戮的極大的鼓勵和推動。在8月18日接見大會后，紅衛兵對和平人民的暴力迫害和殺害的規模急速升級，被打和打死的對象從教育工作者擴大到北京的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時候，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在家裡包著餃子，等家人回來吃晚飯。陳彥榮是個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婦女，他們有七個孩子。雖然長子已經參加工作，但最小的一對雙胞胎才三歲，經濟上不寬裕。只有周末才能買幾毛錢肉包一頓餃子。因為豬肉貴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餃子餡兒也總是菜多肉少，但是他們總是吃得很香。陳家住著很小的兩間平房，很擠。陳彥榮的兒子陳書祥，1963年從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以后，沒有升大學，留校當了初中的老師。參加工作后，他就從家裡搬了出去，住在學校的單身者集體宿舍裡。

那天下午，陳書祥肚子痛，去清華校醫院看病。醫院診斷是慢性闌尾炎。然后他從校醫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時他還沒有錢買一輛自行車，總是步行來往。走了半個來小時，六點左右，快到藍旗營家門口的時候，看到自家門口圍了好多人，有二三十個，都是穿綠軍裝戴紅袖章的紅衛兵。他們的鄰居張俊英老太太站在門口，遠遠看到他過來，連連沖他擺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離開。但她沒有說話。陳書祥明白過來以后，扭頭就走。到了街角，他轉過彎就跑了起來。他緊張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氣跑到附近的一個當干部的親戚家。把家中發生的情況告訴了親戚，想討個主意。親戚也不知道怎么辦。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他向當時的“教師核心領導小組”的組長說了家中發生的情況。沒有人能幫助他。陳書祥不知道家裡正在發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預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負責人主持了一個大會“鬥爭”校長和老師。在五樓的大階梯教室裡，學校的老師和行政干部進來的時候，被分成了兩組。一組是所謂“牛鬼蛇神”，他們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紅衛兵除拳打腳踢之外，還用銅頭皮帶和用塑料跳繩象麻花一樣擰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鬥爭會”從7點一直開到12點多。“揭發”“控訴”和毒打交替進行，還穿插著大聲高呼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等等。到了后半夜，散會的時候，主持人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課教師一律下到班裡去，那潛台詞分明是到各個班上挨鬥挨打。8月26日晚上被打得最嚴重的有清華大學主管附屬中學事務的副教務長邢家鯉，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螯，共青團團委書記顧涵芬，物理教員劉樹華等人。邢家鯉、萬邦儒和韓家螯被嚴重打傷。顧涵芬被打得失去知覺，扔在自行車棚子裡，她的在清華大學工作的丈夫來把她背回家去。顧涵芬的頭發被剃去半邊，即當時所謂“陰陽頭”，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從此幾乎完全失明。物理教員劉樹華26歲，剛剛結婚不久。他以前曾經追求過別的一個女子，未成。但是他的有關故事卻被學生寫在大字報上，說他是“流氓”，還畫了大幅的漫畫羞辱他，在8月26日晚上，又在大庭廣眾前面毒打他。“鬥爭會”結束后，劉樹華回到他和人合住的房間。他妻子不在北京工作，他結婚后仍住在清華的集體宿舍“明齋”。他回到房間裡，又悄然離開。他到了清華大學鍋爐房，爬上鍋爐房的大煙囪，從煙囪頂上，往裡面跳了下去。據看到尸體的人說，因為從很高的煙囪裡面直直地落下，劉樹華的兩條大腿骨頭幾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體，極其可怕。劉樹華死的時候２６歲。他死的時候，妻子懷孕不久，家中還有瞎眼的老爹。后來他的妻子和瞎眼老爹多次到清華附中“上訪”，無結果。劉樹華比陳書祥早兩年開始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教書。他的死給陳書祥心裡投下了濃重的陰影。但是他還沒想到他自己的父親緊接著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這天並不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第一次打人。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和韓家螯，從8月初起就不斷被打，幾次打得血流在地。也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剃了頭發和挨打。這天掀起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第一次紅衛兵大集會之后，紅衛兵從學校“殺向社會”，除了焚燒書籍毀壞文物外，還進行大規模“抄家”並打死人。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區的杆欄市，一個以前的小業主李文波被抄家和毆打。據紅衛兵當時宣稱說，李文波用菜刀攻擊了紅衛兵，是“階級敵人殺害紅衛兵”。此事立刻傳遍北京城。此事也立刻報告了文革領導人。查當年的“首長講話”記錄，周恩來總理在幾次講話中提到李文波事件，強調要注意保護紅衛兵。文革后，據有的知情者說，李文波根本沒有動手刀砍紅衛兵，只是曾要求紅衛兵讓他的妻子上廁所。在當時，這一事件不但導致了李文波夫婦和杆欄市地區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血債要用血來還”成為紅衛兵新的暴力行動的口號。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8月26日，白天，清華附中紅衛兵打了一批“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其中有的學生差一點被打死。 晚上，又召開“鬥爭會”，直接導致了劉樹華老師的死亡。第三天，8月27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抄了陳彥榮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走。

天色全黑以后，陳書祥又回到藍旗營家中。這時紅衛兵已經離去。他進了家一看，父母都沒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歲，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對雙胞胎妹妹才３歲，都還沒有吃晚飯。他們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東西都被翻得亂七八糟。牆上黏著一些還沒有煮的菜肉餡餃子，是他母親準備的周末的晚飯。抄家的紅衛兵把生餃子摔在牆上地下，殘破餃子東一個，西一個。紅衛兵要陳家交出“變天賬”和“地契”，陳家拿不出來。紅衛兵仔細搜查了一通，也沒有找到，就把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一起帶走。陳彥榮的子女們不知道紅衛兵把他們的父母抓到哪裡去了，也不知道紅衛兵會對他們的父母作什么。但是從連日來的暴力行為，他們知道巨大的災禍已經降臨在他們頭上了。他們度過了一個恐懼的夜晚。

第二天，他們的母親劉萬才被放回來了。母親遍體鱗傷。母親進家門以后說的第一句話是︰紅衛兵讓送２８塊火葬費。他們的父親陳彥榮已經被打死了。他的尸體需要焚燒。

在８月２６日來他們家抄家的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這些人來到陳家的時候，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在家，陳彥榮還沒有下班。他們要劉萬才拿出金條和手槍，劉拿不出來，他們就把劉打了一頓。六點左右他的大兒子陳書祥回到家門口又逃開的時候，陳彥榮也還沒有回來。陳彥榮回到家門口的時候，也有好心的鄰居朝他擺手，要他躲開。可是陳彥榮沒有反應過來，他要進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進門以后，紅衛兵就要捆他。他見情況不對，就往外跑。 紅衛兵在后面追。陳彥榮跑進旁邊的院子裡，就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裡被打了一通。他的１2歲的兒子陳樹剛也被打了。接著，“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叫來一輛卡車，把陳彥榮和其妻子拉到清華園中學。他們倆被綁在暖氣管子上，用皮帶和鐵條抽打。那時，清華園中學的校長項凱，也被關在一個廁所裡多日，被打得死去活來。陳和劉在清華園中學被打了一段時間，又被拖上一輛卡車拉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是文革中北京最早開始毆打老師和同學的學校。1966年7月底，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被撤，江青和毛澤東大力支持的〞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掌管了學校。他們首先毒打了副校長劉美德。他們剪掉她的頭發，往她嘴裡塞污穢物。劉美德當時懷孕。有一次記者來訪，紅衛兵強迫劉跪在一張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腳踏在她背上，以充份體現毛澤東說的把敵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擺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了下來。劉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他們把幾十個老師職員打入“勞改隊”，折磨毆打。他們讓圖書館管理員李潔跪在一個抽屜裡，動彈不得，用火鉤子打她。李潔后來被打死。當時北大附中有25個老師和干部職員被打入“勞改隊”中，每日受到折磨和侮辱。當時去過北大附中的一位北京大學學生說，那時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使他們這些去“革命串連”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因為整個學校就像一個“大刑訊場”，很多教室裡都在打人，不斷聽到被打者的慘叫聲。有一個紅衛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著血，腰間的銅扣皮帶上也沾滿血，高聲大氣地說，他的皮帶“吃葷不吃素”。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也是臭名昭著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製造地。這個對聯流傳全國，傷害了無數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被詛咒為“混蛋”，被紅衛兵毆打或侮辱。比如，高中部的一個學生朱同，父親在1957年劃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關在一間地上有水的房間裡供“示眾”，其他學生象看籠子裡的動物一樣去觀看。朱同被打成重傷，不能走路，后來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級的一個女學生萬紅，站在一個凳子上被“鬥爭”，實際上是一邊被罵一邊被銅頭皮帶打。然后有紅衛兵把她腳下的凳子一腳踢開，她從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陳彥榮和劉萬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裡，他們又被綁起來，繼續被打。他們被拳打腳踢，還被用木棒和銅頭的軍用皮帶抽打。“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一邊打，一邊問︰“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農？”“你有沒有罪？”“你該不該死？”

陳彥榮和他的妻子，被從大概9點鐘的時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點左右的時候，陳彥榮死了。快咽氣的時候，他跟妻子說“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紅衛兵要水。沒有給水。然后，不久，37歲的陳彥榮就死在了妻子面前。那天晚上，跟他們在一起被毒打的，還有一個比他們年紀大的女人。他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陳彥榮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時候，“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對她說︰“你回家拿28塊錢來。”當時的火葬價格是28元錢。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裡曾經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這28塊就是指的火葬費。打人的人這樣說，覺得很得意，以為表現了他們打人的無限權力和對被打死的人的輕蔑。

28塊錢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陳彥榮家裡拿不出28元錢。陳彥榮是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們愿意借錢給他們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慮。大兒子陳書祥到學校去東借西借，湊全了這筆錢。他想把這錢送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把父親的尸體送去火葬場。

北大附中紅旗（紅衛兵）
我校陳書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請讓他取回尸體，按政策給以適 當處理。
此致
敬禮
清華附中紅衛兵
1966，8，28

在手寫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字樣下，還蓋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茶杯口大的圓形圖章。

據北大附中校內的目擊者，一位老師，說，曾經看到有死尸丟在校內空地上，紅衛兵騎著摩托車(抄家抄來的)從死尸上碾過來碾過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陳彥榮的身體。陳彥榮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丟掉了。留下來的是這張未被使用的由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給北大附中紅旗（紅衛兵）的証明信。因為他那天沒有進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去，所以沒有交掉這張証明信。后來，他把這張東西保存了起來。

這張領尸體的証明信寫在一張有三個小洞的活頁紙上。當時紅衛兵還沒有專用信箋，但是他們已經有了圖章。茶杯口大的紅色圓印子赫然于紙上。這種圓形圖章一直是共產黨或者政府行政機構所用，通常被稱為“公章”，代表權力。所以當時流行的說法，也把“掌握權力”稱為“掌握印把子”。

這一未被使用的“証明信”從一個角度表明了那個時代發生的事件和社會風貌︰(1)在紅衛兵運動的產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紅衛兵組織執掌行政大權的情況。他們的權力不但超過了他們取代的原先的學校領導，而且具有在文明社會中從來沒有人有過的殺人大權。他們打死一個人，既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也不需要經過任何批準。打死人以后，他們沒有覺得驚慌震動，更沒有覺得有愧。北大附中的紅衛兵處理了死尸，還不忘找到陳家要家屬付出28塊錢的火葬費用。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出處理死尸的“証明信”，印上紅衛兵的圖章，一付處理一樁例行公事的樣子。從行文口氣中也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把打死一個人當作什么嚴重的事情。有人被打死了，對他們好象是很普通事情。

對于1966年夏天，至今沒有過一個細致如實的描寫，以致造成了種種關于文革的誤解，甚至對那些試圖批評譴責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種看法是文革發生的是中國古代的封建製度的影響所致。其實，在中國古代，統治者並不如1966年夏天那樣殺人。我們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別賜予他虎頭鍘刀，可以自行決定對人處以死刑。包公用此鍘刀，殺死了犯罪的皇帝的女婿陳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別的人物才有此特別的權力，而不是別的官員都可如此。高官的兒子女兒也沒有這樣的殺人權。可以說古代有大量枉法的事情，產生了大量的冤案，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還是有一個法律程序。殺人判刑，要經過法律程序，否則就是土匪強盜或者罪犯的行為了。文革中中國共產黨開除劉少奇黨籍，製造偽証甚至逼死証人，在相當程度上倒可以和古代的冤獄相比。至少文革的領導人對劉少奇還認為需要一些偽証，所以他們還成立了“專案組”，費心製造了一批偽証。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幾千個老百姓，都象陳彥榮這樣，沒有經過任何一點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証，也不由劊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紅衛兵隨意打死。北京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這種做法的野蠻和殘忍，是前所未有的。

陳彥榮被打死了。他家人沒有了主要生活來源。他的大兒子當中學老師，當時每個月的工資是３７元。要負擔母親和六個弟弟妹妹的生活，單靠３７元工資十分艱難。當時也非常難找到賺錢的方法。那個時代的統治者耗費國家的無數財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勞動賺錢糊口卻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壞東西。陳彥榮的孩子們想盡了辦法掙錢過日子。他們到荒地上打草，晒乾后賣給牛奶場。他們養兔子，賣給收購站。他們也揀大字報紙賣。當時國家無限提供寫大字報的紙張筆墨漿糊。單位裡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貼出了無數大字報和大標語。這樣不知用掉了多少紙張。舊大字報可以當廢紙賣給廢品收購站，三分錢一公斤。撕大字報是會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抓起來的。當時一些窮孩子就守在貼大字報的那些地方，有人來貼新大字報需要覆蓋舊大字報的時候，他們就一涌而上，把舊大字報先撕下取走。1966年底，在北京的冬天的嚴寒中，有一批這樣的揀大字報紙的孩子們。他們穿著不太暖和也不太乾淨的衣服，拖著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臉蛋和雙手凍得通紅。這些孩子中就有陳彥榮的孩子。據清華附中的一個紅衛兵的文章說，他曾在北京團城上寫過八張紙(整張紙，一般的書本只是這樣一張紙的32分之一)一個字的大標語。有些人后來甚至還寫詩贊美他們所寫的標語字體之大，如文革時代最紅的“革命詩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寫。這些人以寫大字報為壯舉，把浪費紙墨當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現。但是對這些揀大字報紙的孩子們來說，那個“革命”從來就毫無浪漫色彩可言。

陳家的人在陳彥榮被打死以后，給中共北京市委等寫信呼冤。陳彥榮家人的申訴信，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陳彥榮的孩子長大要分配工作。當時年輕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決于家庭出身，所以陳書祥及其弟妹后來轉而要求為被打死的父親做個〞結論〞。沒有“結論”，陳彥榮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們的父親不是犯了死罪的罪犯。他們的父親被打死了，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卻還得乞求給他作個“結論”。事實上，到了九十年代，還有一些當年的紅衛兵，在不能掩蓋他們打死平民百姓的事情的時候，就轉而分辨說他們當時打死的人是“壞人”，拒絕認錯。

陳家所住的藍旗營，屬中關村街道辦事處管轄。他們作了外調，發現陳彥榮從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華大學和北京鋼鐵學院做過校工，1965年進了中科院當工人。陳彥榮的父親是清華大學的老校工，在1917年就開始為清華工作，1958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興縣。他在清華做工的時候，他的妻子留在鄉下。他把在清華大學賺的工錢攢起來，在鄉下老家買了一點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時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陳彥榮的母親，被劃成〞富農成份〞，但未被戴上富農帽子，。不算“富農份子”。這就是北大附中紅衛兵來抄陳家的“理由”。1973年，陳彥榮被打死七年之后，中關村街道辦事處給陳彥榮做了“結論”。，陳彥榮被確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他的死被定為“誤傷致死”。當時，這種〞結論〞甚至沒有給家屬一個副本，所以現在無法抄錄出來。但是，能夠這樣，當時家屬們也就感到十分慶幸了。因為陳彥榮的“結論”的說法分明包含著當時當局堅持打死別的人並不錯。他們被打死，就是應該的。他們死了，還是“萬惡不赦”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家屬受到株連，失去城市戶口，失去住房，失去上學和就業的可能。雖然事實上在被打死的數千人中，沒有一個人被判過死刑，甚至沒有被判過任何罪。

1973年，文革領導人開展了一個“反回潮”運動，專門打擊任何對文革的批評和不滿。陳彥榮的大兒子陳書祥因為說過“我父親死得冤”，在清華附中的會上被點名道姓地批判，說他“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有殺父之仇。”在當時，“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邏輯是，哪怕按照文革時代的規則父親被殺錯了，兒子感到委屈也是“罪”。緊接著，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又開始了。孔子的關于“仁”的思想遭到最厲害的攻擊，這實際上為文革中殺死陳彥榮和無數受難者的殘酷行動再次製造理論依據。

1976年，毛澤東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並繼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年，中關村街道辦事處又給陳彥榮做了一次“結論”。這個結論是寄給各個子女的工作單位的。這時，政工部門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變，除了寄給工作單位之外，也給了子女們一個副本。此信如下︰

現將結論寄給你們，請將原先結論及有關材料予以銷毀。

中關村街道辦事處
政治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個結論”，就是上面提到的現在無法看到的那一個。

一個月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共產黨支部發出了下列決定︰

關于陳彥榮同志撫恤金和生活困難補助的情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紅衛兵將陳彥榮同志拉到學校，被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迫害致死。(注︰這個句子在語法結構上有問題，也沒有準確寫出事實。但是原文如此。“被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迫害致死”，是當時所有的平反書上的公式性的套話。紅衛兵是毛澤東直接支持的。十分明顯的是，這是因為避諱談及毛澤東以及紅衛兵的責任而只好采用這樣的含糊的甚至不通的說法。文革的問題只準歸責任于林彪和“四人幫”，而不準涉及毛澤東以及1966年的紅衛兵。）

關于陳彥榮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結論由中關村街道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已做。

陳彥榮同志不幸去世之后，愛人體弱多病，家有七個孩子，當時只有一人參加工作，現有四人參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鑒于上述實際困難，經黨支委會討論，由北大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批準，再給陳彥榮同志的家屬生活困難補助1080元，共2500元，兩次付清。

北大附中黨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加蓋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委員會圓形圖章）

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在1966年8月27日那天也被打成重傷，身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疤。1979年她拿到那些錢的時候，說︰“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錢呀。”然后，她大哭，說︰“我要錢干什么？我要人哪。”

付給這后一筆錢的是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支部委員會。這個支部委員會的成員在陳彥榮被打死的時候，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並不掌管學校，其中有的成員自己也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嚴重打傷。

至于這2，500元錢從哪裡來，是另一個需要想想的問題。這錢當然來自工作的人們。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傷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陳彥榮，其他人即使沒被打或者沒被打死，最后還要分攤這樣的一筆開支。

陳彥榮的死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1966年8月27日，陳彥榮被打死的那一天，據一份“內部”的統計，北京有228人被打死。這還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年８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數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殺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鬥爭”和毒打后于8月24日自殺身死的，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數，以致北京的火葬場的焚尸爐供不應求，燒不過來，出現了火葬也要排長隊等候的情景。由于對被打死的人的高度蔑視，紅衛兵不準火葬場保存個人的骨灰，有的家屬出于恐懼也不敢要求保存骨灰。另外，從技術條件方面說，火葬場也難以作到。從一些紅衛兵的打人場所送來了大批死尸，有的是由卡車運來的，有的是由平板三輪車運來的，一車很多尸體，沒有姓名標記。大量尸體堆積在火葬場裡。火葬場加速焚燒，不能也沒有打算給各個人留下骨灰。當時正是八月炎夏，氣溫很高。火葬場放了大量冰塊鎮在待燒的尸體堆上。平常火葬場焚燒的尸體，都是身體乾淨服裝整齊的。

讓死者乾淨整齊地離開人世間，文明社會的人們已經這樣作了數千年了。但是這些人被從打死的現場直接送到了火葬場，加上他們是被打死的，尸體上有大量的血，所以尸體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氣味極其可怕。目擊者說，慘不忍賭，恐怖至極。

1966年8月29日，陳彥榮被打死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是一篇社論，通欄大標題是“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象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裡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紅衛兵的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虫，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始終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社論還說︰“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紅衛兵萬歲﹗”這樣狂熱的鼓勵，加上煽情而模糊不清的對攻擊對象的定義如“寄生虫”“吸血鬼”“變天賬”等等，日接一日，越來越多的人象陳彥榮一樣，禍從天降，被活活打死。

在1966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了一份文件，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報告了在當時剛剛過去的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的”破四舊中的“戰鬥成果”，其中有被沒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來的黃金白銀和現款，以及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1，772人。關于這1，772個受難者，只有數字，沒有人名。作為文革的戰利品，這些人和被沒收的金銀和錢列在一起，他們的姓名當然不被認為有必要寫出。這個文件也未“傳達”給普通人。

十三年以后，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先已經死去的跟“四人幫”一夥的謝富治也在《北京日報》上被點名批判。謝富治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在關于謝的長達近萬字的文章裡，提到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文章只是簡單地提到這一數字，沒有說他們是誰，沒有說出任何名字，也沒有說他們是被誰打死的。另外，文章也沒有對此發表任何評論。陳彥榮是否被計入這1，772個無名的受難者中，無從知道。那一時期，報紙雜志發表了一批文章，是關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在那時被平了反的人們的。但是這些文章所寫到的人，只限于非常高級的干部和一些著名人士。即使對他們，也限于寫他們生前的種種美德，很少寫到他們是怎么死的。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運動高潮時被打死的人，都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他們被打死的時候，沒有任何可能表示絲毫的抗議。在文革后，他們中有些人的家屬得到了一些錢。因為陳彥榮子女幼小等原因，陳家得到的錢比較多，有2，500塊。但是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一個組群，他們沒有機會被媒體提到。他們的家屬也沒有可能向社會說出他們的冤情。他們始終是無聲無息的受難者。

1966年的8月，被紅衛兵自豪地稱為“紅八月”，寫入他們的文章和詩歌中。紅衛兵在所謂的“紅八月”的主要活動，除了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和焚燒書籍毀壞文物之外，就是抄家打人，製造了北京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種殺戮。但是這些殺戮在當時和在文革后，都從未被報告。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史和兩本關于紅衛兵的幾百頁的專書中，都沒有寫出1966年8月的血腥殺戮。幾千個被活活打死的人，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一個組群，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不計。文革的大圖景也因此被歪曲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從來沒有一個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當年的紅衛兵向陳家人表示道歉。是這些人忘記了，還是隱瞞著？或者，他們從來不認為他們做錯了什么？--他人的生命在他們那兒不值一提？文革以后，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的頭頭之一彭小蒙，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訴說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的第一年，她是毛澤東和江青親自表揚過的人，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話，紅極一時。后來，殘酷的“革命”繼續擴大打擊目標，把她和她的父母那樣的高級干部也當作了攻擊對象，也是事實。但是，她絕口不提她掌權時她的“紅旗戰鬥小組”在北大附中校園裡所作的殺戮，也一字未提，他們對學校老師和同學的毒打，更沒有表示道歉和悔過。

陳家的兩個兄弟分別說起三十年前父親的死，都異口同聲地埋怨他們自己，后悔自己當時沒能及時想出辦法來。他們設想，當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的父親還沒有下班回到家中，他們想如果他們機智一點，就會想辦法在半路上迎到父親，不讓他回家。如果能這樣，他就不會被打死了。他們說，他們應該知道，他們的父親教育程度低，脾氣不好，不善說話，落到紅衛兵手裡一定沒好。三十年來他們常常想這個。他們責怪自己不夠聰明，反應不夠快，沒有能保護自己的父親。他們深感內疚，覺得他們對不起父親。但是，誰會想到像他們的父親這樣的一個普通市民，就這樣會被紅衛兵從家裡捉走打死呢？除了文革的領導人和打手，誰能想到這樣殘酷的結果呢？他們自責。因為他們是兒子，並有正常人的感情心態。他們不是那種冷血動物。他們會如此抱憾一輩子。

陳彥榮的妻子劉萬才和其丈夫一起被抓走並被打。她說，那天晚上和她丈夫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人，是一個老年女人。她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據說，“文革”結束之后，沒有人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為那個老年女人“落實黨的政策”(這是當時所用的語言，意思之一在于強調這是共產黨為受害者作了好事，而不可以是受害者通過法律程序申訴的結果)。所以，這個人的名字都未留下來。沒有人來為她申冤。也許，這是因為她已經沒有任何親屬朋友存活在世，或者，她的親友已經覺得〞落實政策〞對死了二十年的她來說已經毫無意義，不必進行。那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7日，她和陳彥榮一起被打死，然后又一起被送去火葬場燒掉了。從那時起，她的肉體與名字，都永遠地消失了。比陳彥榮更甚，她是一個無聲無息而且無名的受難者。

幾千人和陳彥榮一樣成為無聲無息的受難者，但是，對他們的殺害是公開地甚至大張旗鼓地進行的。1966年8月下旬，北京的很多胡同口都有被打死的人的尸體運出來。大多數老百姓雖然不一定知道死者的名字和故事，但是都目睹或者聽說了他們的死亡。這些死亡對普通人當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並且，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和“罪狀”實際上更增加了恐怖的威攝力。為了不被打死，為了逃避相當隨意的處死，人們不敢說，不敢做，最后甚至不敢想。回顧文革，無數人被折磨，被虐待。是他們喜歡被這樣對待嗎？顯然不是。但是沒有人反抗。十億人，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過文革的人，廖若晨星。毛澤東部署的每個步驟，都很順利地進行。有人用人民的“愚昧”來解釋，有人用群眾的“理想主義”來解釋。實際上，經歷過文革的人不必羞于承認，是對被打死和被打的可能的畏懼，使得無人能站出來抗議。 指向清楚但是又有相當隨意性的暴力迫害，這是對文革眾口一詞人人從命的現象延續十余年的主要原因。

幾千人被打死也是文革的發動和領導者清理城市的計劃的一部份。幾千可能的“牛鬼蛇神”被徹底清除了。還有，就在陳彥榮被打死的同時和之后，根據“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通令”，北京市九個城區近郊區有十萬居民被驅逐出北京。這些人占了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被注銷戶口掃地出門，去農村地區。他們被強迫從北京的永定門火車站離開北京。他們只被允許帶走每人一個鍋一個碗和極少量的衣物。他們中有的人在火車站又被守在那裡的紅衛兵毒打甚至被打死。他們中有的人在火車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農村后再遭“鬥爭”而自殺。這十萬人后來的遭遇十分悲慘。但是在當時，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驅逐之間選擇，他們只好毫無反抗地離開了。是陳彥榮們的生命和血，使得這場大規模的清洗未遭反抗，就順利完成了。文革的領導者們從中大大肯定了他們自己的無邊的威攝力量。

也就在陳彥榮被打死的時期，北京砸毀焚燒了無數文物和書籍。當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時候，沒有人會站出來保護文物。盡管這些文物和書籍對收藏者來說非常珍貴，人們不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書籍和文物。雖然北京是有三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但是掃蕩書籍文物的紅衛兵如他們自己所得意地描繪的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並不是北京人頓時改變了文化觀念和欣賞趣味，是因為這一行動是與對人的殺戮同時進行的。

也就在陳彥榮被打死的時期，北京的全部私人房屋被沒收了。有私人房產的人幾乎都被抄家，包括那些家中有人是共產黨員和解放軍成員的家庭在內。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人，有相當一部份是那些有私人房屋的人。實際上，北京的私有房屋，特別是那些較大的私有房屋，在50年代已經大量被沒收。然后，1966年夏天，北京的所有房屋都不再是私人擁有的了。房產擁有者去政府辦公室，排隊交出他們的房產証。在生命和房產之間，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同時，除了失去所有權之外，他們還必須讓別人搬進他們自住的房屋。任何可能的私人空間都被剝奪了。

如果站在文革領導者的立場來看，打死陳彥榮和其他的數千人，顯然能造成巨大的恐怖，而巨大的恐怖必然有巨大的威攝力量，這使得文革領導者所要的建立的文革的權威，紅衛兵的權威和毛擇東的無上權威，未遭些微反抗，就順利完成了。陳彥榮和其他同時期被打死的幾千北京人的血，潤滑了文革的紅色巨輪向前推進。陳彥榮的死，是瘋狂和混亂的殘殺的結果，也是一場顯然有計劃的城市清洗和建立革命權威工程的犧牲品。

然而，即使是從文革領導者的立場來看，為他們的社會“革命”，打死陳彥榮是“需要”的嗎？肯定不是，當時的情況，沒收私人房產和個人手裡的黃金和銀子，用和平的手段而不用紅衛兵殺戮的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文革的領導者們用了 這種“史無前例”的暴力殺戮，而且為此得意，為此歡呼。動用中學生紅衛兵殺戮北京的和平居民，不能用社會改造的需要來解釋，而只能理解為這是出于他們的特別的嗜好。這暴力殺戮本身就是他們的文革目標之一。破壞和迫害，給他們帶來了愉悅。他們對此表現出來的欣喜和贊賞，他們那種滿意的感覺，他們的得意的笑容和姿勢，在拍攝于1966年8月9月的多部記錄電影裡，可以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