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上)

作者:王友琴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棗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1916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1937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1949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6月1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反”。其实, 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付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 的实质内容,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1966年7月3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

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作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把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1966年6月4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负责人“划类”的部分。此书也未提到卞仲耘或任何其他人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这一讲话见第19页。)

1966年6月在北京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性的“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逐一检查交代,分批检讨过关,然后对“问题”大的人“定性处理”,最后,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23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大部分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分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不被准许参加军训,而是被送去农村劳动,一小部分“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上文写到,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文革的时期,卞仲耘已经在6月23日大会上遭到殴打和折磨。但是,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将遭到严重处理,却不至于被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进一层,8月5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首先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红卫兵摘掉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打死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给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