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张东荪及其子孙的恐怖遭遇

作者:王友琴


张东荪,知名政治学学者,1949年以前曾任大学校长。1949年时63岁。1949年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文革中,他在1968年1月被“逮捕”,其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他被关在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老二张宗燧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五十年代成为中科院院士。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1949年以后一直在天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

1968年1月,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在“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那里。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宗炳被逮捕后,他的妻子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还被“扭送”海淀公安局,她被关押了半年多。(当时,有“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的流行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文革群众组织来捕人的办法。)张宗炳在监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被释放。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自杀。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和长期关押在特别监狱中。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最佳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和陈同度教授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的两位教授,很受学生欢迎。1980年代初他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普通生物学”的公共课,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了。

张东荪的一个孙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因为和另两个学生结社写诗和发表了一些议论,张鹤慈被“劳动教养”三年。后又因“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也就是15年之后,才被从茶淀劳改农场放出来。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被“劳动教养”了15年。

张东荪还有一个孙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1968年因“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不可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人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